“中国古代商业”的备课资料商业的产生并不重要教科书从什么是商品,怎样产生交换,专门从事“交换的人”说起,因此上溯到原始社会晚期。
这些知识对高考实无必要。
那么,夏商时期形成商业重要吗?我认为也不重要。
夏朝的历史至今还没有充足的证据,很多说法只是学者的推测。
根据河南二里头的考古发现,学者也仅仅能想象出“宫殿”的规模。
夏朝有城市吗?谁也说不清。
殷商时期有城市,安阳的考古可以证明,也可以推测商业得到发展,但是具体情况还是不得而知,因为文字记载太少,至今甲骨文能够识别的,并被大家认可的也不足2000个字。
那么,商业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还需有更多的材料证明。
西周时期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青铜器的出现便是很好的证明。
但是,青铜器都是为贵族使用制造的。
青铜器大多是体现贵族身份品级的礼器,是禁止买卖的。
西周时的武士是贵族的“士”,打仗的士兵是平民,也就是农民,奴隶是不被信任的,只能作为贵族的家奴,不能用于参战。
所谓“工商食官”是指当时的手工业和商贾都是贵族的奴仆。
所谓“百工”不可理解为自由手工业者已经有了很多工种。
这一时期商业受生产力的制约,规模有限。
夏商周三代的商业只有一个简单的知识点有应试价值,那就是商代的殷已经开创了政治型城市之先河,后来古代中国城市的基本形态大都如此。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商业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和推广,生产力得到很大发展,商业随之繁荣。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很多著名的大商人,有郑国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贡、越国的范蠡;魏国的白圭、吕不韦,等等。
流通的币种很多,且数量大,反映出商业的发达。
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
秦虽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但赋税徭役太重,不可能促进商业的发展。
西汉经过休养生息后,承接了战国以来商品交换活跃的势头。
东汉总的来说商业发展水平受到田庄经济的制约,发展变慢。
总之,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商业的第一个高潮时期,特点有:第一,商人阶层形成。
公元前516年,齐景公请教晏婴如何治理国家,晏子回答“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不失职)”,士农工商各守其业,就能够维持统治。
可见,从事商业的人数及其社会价值得到政治家的认可。
第二,商品从以土特产品为主发展到以手工业品为主。
春秋战国时期,市场上主要是各地的土特产品。
《荀子·王制篇》描述了战国时期流通的商品:“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结、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西汉以来,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也是国内市场的商品。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农产品在市场的流通量也逐渐增大,但《史记·货殖列传》有所谓:“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的说法,说明长途贩运仍以质轻价贵、便于转运、赢利较大的奢侈品为主,粮食等农产品由于贩运成本高,不是商人经营的主要品种。
这也说明全国性的市场尚未形成。
第三,商业区域突破了中国大地。
“丝绸之路”的形成是重要表现,但输出量不可估计过高。
因为有的书上说,中国的丝织品运到欧洲市场,价格与黄金与黄金差不多,只有上层贵族享用,可见数量有限。
与同时期欧洲商人的远途贸易相比,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并不发达。
第四,城市仍然首先是政治中心。
无论是春秋战国还是两汉,因政治中心而发展成商业中心的例子太多了。
但由于政治因素远不如工商业稳定,常常有巨大的波动及变化,所以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城市的兴衰变化也非常大,繁华的大都市转眼化为废墟的,屡见不鲜。
第五,重农抑商开始成为政策。
在农业社会中,统治者把发展农业当作“立国之本”是很正常的,重农无可厚非。
而把商业当成“末业”加以抑制就不是普遍的,同时期欧洲的罗马帝国就没有这个政策。
抑商的含义包括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不准商人做官,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抑制农民经商。
因为田赋是国家的主要税种,整个官僚队伍的薪俸到汉代仍以粮食为主。
官僚的薪俸从一斗到二千石,田赋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官僚的薪俸。
收田赋的依据是编户制度。
假如放任农民经商,就会造成编户遗失,影响国家税收。
以后的朝代在重农方面没有变化,抑商政策大都承袭了抑制农民经商的内容,但对商业的干预及其商人的地位则有很大变化。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商业不是重点曹操在《蒿里行》里写道:“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荒野上白骨累累,千里之内都听不到鸡鸣狗叫,商业谈何发展?三国的稳定时期又太短,商业的恢复需要生产的支持和政治的稳定。
三国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北魏开凿龙门石窟,历时二十多年,用工八十多万人,耗费极大。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与社会生产争夺劳动力,也使商业失去了赖发展的资本。
商业遭受到破坏是这一时期显著的特征。
总之,这个时期的知识可以一带而过。
唐宋是古代商业最繁荣的时期唐朝政治开明,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手工业繁荣,交通畅达,加上币制改革,为商业繁荣提供了基础。
两税法中的户税按钱计算,促使农民的生产和市场发生联系,有利于的商业的发展。
唐朝的商税也有所减轻,抑商政策也不像前代那样。
唐朝在当时世界上是一枝独秀,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处于四分五裂、杂乱无章的状态,经济水平远远比不上中国。
北宋时期社会环境更加宽松,自耕农增加,佃户的依附性减弱,表现为契约性的租佃关系,手工业的束缚亦有松动。
加上经济重心南移,社会环境稳定,民族之间的关系也能保持较长久的和睦,实行了一定程度上租税的货币化,如王安石变法实行“以钱代役”,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比过去大为提高,也促进了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
北宋时期科举制和书院制的发达,促成了印刷业(活字版发明)的兴旺,与文化有关的商品增多,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之局面。
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商业税收占国家收入的很大份额,这是以往没有的现象。
南宋不仅有繁华的都市,自大中小城市到市镇、草市,联结起来逐渐构成了网络型的市场结构。
如南宋临安所辖的杭县就有15个市镇。
商贾往来辐射,贸易十倍于北宋。
制瓷业的发达使瓷器成为外销的主要商品。
2009打捞出水“南海二号”的两宋瓷器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唐宋是商业繁荣的时代,总体表现如下。
第一,商品种类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为主。
如铁器、食盐、茶叶、棉花、布匹、粮食、日用百货等。
一般认为,判断商业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生产资料和生活日常用品在商品构成中所占的比例。
上述商品构成的变化趋势,反映出古代中国市场内涵与外延的同步发展,是商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体现。
第二,城市从封闭型到开放型的转变。
“坊市分设制度”在唐后期已经松动,到北宋时期则完全崩溃。
临街设店,店铺固定成为发展趋势,夜市的出现成为必然。
店铺的种类在《清明上河图》中就可以找到很多。
两宋时期还出现了一些“纯商业”或“纯专业”的城镇,如北宋时期的“四大名镇”。
宋代的乡村集市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
集市都有固定的日期。
城市无疑一直是古代中国商业繁荣发展的主要载体,而唐宋以来农村集市又是商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第三,对外贸易由唐朝的“水陆并进”到南宋时期以海路为主。
唐朝时长安是国际性大都市,亚欧商人从陆路到唐进行贸易,广州虽然是对外贸易港口,但经济中心还在北方。
唐中后期,西北方游牧民族的崛起,加上北方气候变化,陆上贸易逐渐减少。
两宋鼓励贸易,加之造船业和罗盘针的使用,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主要出口路线。
第四,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唐时出现的“飞钱”,还不是真正的纸币,但又具备一定纸币功能。
北宋时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
第五,金融服务机构的出现。
唐代为远距离和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的邸店在各大商业城市不断兴办。
邸店是兼营旅店、货栈与交易的场所。
为大量货币存放服务的机构也在较大商业城市出现,专营钱币存放与贷出的机构称为柜坊。
这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
第六,民族贸易发展。
榷场贸易是因各地区经济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榷场的设置常因各政权间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
两宋时民族关系相对保持了较长久的稳定,榷场贸易在宋与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关系中占重要地位。
在横向比较中需注意,唐宋的商业水平和发展程度都是同时期欧洲无法比拟的,但是,欧洲城市独立性的特点已逐渐显现出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切不可只从城市规模比较,更应看到中西的不同之处。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问题元朝虽然统一,但人口剧减,汉人等级低下,工匠被作为奴隶,蒙古人、色目人控制了贸易。
后来元朝开凿漕运、畅通运河,促进了大都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发达,也为明清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朝重视农业,对农民的控制很严,出远门要到官府开“路引”。
但对手工工匠的控制有所缓解。
大量经济作物引进中国,也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还减轻了元朝时期繁重的商税。
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摊丁入亩”,都加快了农产品的商品化。
明朝和清前中期,白银大量流向中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分析这个现象,至今学术界仍存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世界的白银流向中国,说明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中国的市场网络已经形成,大中小城市遍及全国各地,中国已经具备了向工业经济过渡的条件。
另一种观点也承认白银流向中国的事实,但认为这些财富没有转化为资本,而是被挥霍一空。
中国的城市虽然比欧洲发达,但消费型更显著。
岳麓版高中教科书倾向于前一种观点。
王加范教授的《中国历史通论》对后一种观点有详细的论证。
以笔者的粗浅分析,当时世界虽然资本主义已经出生,但未长大成人,在工业革命之前,其生产力也未显示出更大的创造力。
而当时中国的农业经济已经发展到顶峰,手工业产品的精美无可匹敌。
因此在世界贸易中,中国商品的竞争优势明显,白银是中国流通的货币,因此大量白银流向中国。
一个老年人与幼小的孩子较量,后者不是前者的对手。
但老人将走向衰败,孩子则日渐成熟。
另外中国的政治环境也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
私有财产不受保护就是明显的例证。
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这是一个不存在的伪命题。
第二个问题是海禁与闭关锁国。
明朝的海禁并非是一贯政策。
倭患导致海禁,海禁又使倭患猖獗。
倭患平息后开禁,但仍禁止与日本贸易。
明朝的海禁与清朝的闭关锁国有所区别。
有论者说,闭关锁国也有积极的一面,就是阻挡了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
这种观点实在牵强。
闭关锁国导致中国与世界隔绝,中国落后于世界正在此时。
明清国内商业的繁荣也是事实,发展的特殊原因如下:第一,棉花、茶叶、甘蔗等农副产品大量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区域经济与市场的联系密不可分,商业不仅是地区间经济联系的纽带,而且起着联系原料生产者与再加工生产品的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商品进入市场更多是为了生产的需要。
第二,明清时期的市镇与传统市镇有很大区别。
传统型市镇仅为满足农民一般商品的购销。
明清时属于集散型商业镇与生产型专业市镇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