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丝绸史绍兴是中国丝绸的发祥地之一。

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已透出蚕织信息；唐宋时代为绍兴丝绸业的鼎盛期，珍品迭出，产品剧增，以“越罗”总其名而为朝野所重，成为东南丝织业的中心。

宋末至元明，绍兴丝绸业受挫，日渐落于杭、嘉、湖之后。

进入近代以来，先后有过三次较大的发展势头，但最后均遭摧抑。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绍兴丝绸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重新成为浙江省最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之一。

一、唐以前的发展期早在新石器晚期，绍兴地区即留下了蚕织痕迹。

位于宁绍平原而紧邻绍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了距今6700年左右的骨梭、打纬刀、陶质纺轮等大量原始纺织工具，在一件盅形雕器上雕有四条蚕形纹饰，蚕首及蚕身清晰，作蜿蜒蠕动状。

到4100多年前的夏时代，绍兴已出产和使用丝绸织物。

《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载，禹治水所到之处，“桑土既蚕”，“其筐织贝”，以丝织物为进贡之物。

《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文中“涂山”即绍兴之会稽山。

《韩非子》日：“禹会诸侯于会稽之山。

”《禹穴记》日：“禹既平水土，会诸侯稽功于涂，禹崩，遂葬于会稽之阴，故山日会稽。

”可见其时在古绍兴已盛行以丝绸作为诸侯执物的风气。

大约在距今2500年前的春秋末年，丝绸业在绍兴民间得到极大普及。

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败于吴国，退栖会稽，向谋臣询问复国之计，计倪等曰：“必先蓄积食钱布帛；”“必先省赋敛，劝农桑。

”勾践遂将“劝农桑”定为国策，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以示劝倡。

同时，勾践以丝绸作为馈赠贿赂之物，广泛结交诸侯君臣，又于每年春秋两季向楚、晋、齐等国馈赠大批丝绸，以此为向吴报仇雪耻铺平道路。

统治者的刻意劝倡和大量需求，使绍兴丝绸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巨大发展。

首先，外地的先进技术被吸收了过来，《说苑》载：“鲁人善织履，妻善织缟，而徙于越。

”其次，品种日趋丰富，除传统的币、帛、采、罗、纱等以外，还独创了“榖”, 成为后世“绉纱”的鼻祖。

再次，丝绸已广泛地进入人们的生活，织葛的村妇为了称道葛布的轻盈便自然地以丝罗衬托，歌吟道：“（葛布）弱于罗兮轻霏霏。

”诸暨苎萝村，是远离都城的偏僻之地，但也留下了西施浣纱的佳话。

战国争雄，越国破灭，“劝农桑”国策随之中断，绍兴丝绸进入滞缓期。

秦和汉初无甚新的发展，直到汉朝后期才又渐次前进。

东汉时，从事蚕织者较普遍。

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中即自称“系会稽上虞人”, “以农桑为业”。

书中多处以蚕织为譬阐述哲学观点，侧面反映出当时对蚕织技术已有较深了解。

同时，丝绸买卖也已成为常见的行业，如东汉会稽士人朱隽自小丧父，其母即以贩缯彩为业，将其抚养。

三国时，绍兴蚕织技术渐趋成熟。

吴末晋初会稽人杨泉在《蚕赋》中说：“温室既调……燥室是侯”；“爰求柔桑，切若细缕”等等，反映对蚕室的温度、饲蚕的用桑均掌握了规律。

在他的另一篇《织机赋》中说：“取彼椅梓，祯干修枝，名匠聘工，美乎利器，心畅体通，肤合理同，规矩尽法。

”反映织机的用料和制作已极讲究。

东晋时，大批人口南迁，一方面增加了对丝绸的需求，同时带来了中原的技术和充足的劳力，会稽一带又处于南北交战的大后方，因此蚕织业有长足发展，“亦桑贸衣”是民间的普遍习俗；产品出现了华贵精致的大花纹织物，图案有“天、人、鬼、神、龙、象、宫殿之属，穷极幻妙，不可名状”；越地丝绸名声日起，丝绸贸易更形发达，郡治山阴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名人雅士常至山阴市场购买绸缎。

二、唐宋时代的鼎盛期隋唐伊始，绍兴丝绸开始具有全国影响，至中唐达到鼎盛期，一直延续到宋末，历时七百余年。

隋场帝年间，越地绸缎“耀花绫”被列为贡品，以“绫纹突起，时有光彩”而为朝野所重。

唐朝前期，绍兴地区继续努力吸收中原先进技术。

唐大历二年，越地节度使薛兼训，募军中未婚士卒，令他们携币赴江北觅娶善织之女子，结果有数百人娶回，使越州丝绸“竞添花样”, “妙称江东”。

中唐贞观年间，经过越地人民的苦心经营和历史积累，绍兴丝绸大放光彩，绍兴成为全国丝绸重地和江南丝绸业的中心。

1、精品繁多，全国居冠。

其时每年向朝廷必进的贡品有“宝花罗”、“花纹罗”、“白编绫”、“交梭绫”、“十样花纹绫”、“轻容”、“兰榖”、“花纱”、“吴绢”等近十种；另外又新创几十种进献，其中有“吴绫”、“吴纱”、“吴朱纱”、“花鼓纱”等等，而全国别的丝绸产地所进贡的品种一般只有一二种，多的也只有三四种。

2、产量巨大，遍及全国。

唐时绍兴丝绸产品有四大去向，一是作为每年向朝廷正常进贡之物；二是应付朝廷临时性巨额征调，如公元825年唐敬宗登位，下诏征越绫千匹；三是远销全国各地，连偏僻的边陲也有它的踪影，“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成为诗人笔下的塞外风情；四是就地供民间消费。

据以上四个去向估计，其时年产该在百万匹以上。

3、技艺精湛，国内称绝。

不仅为宫廷所看重，而且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称道，大诗人杜甫、白居易、元稹等均留下了咏赞的诗篇，白居易在《缭绫》一诗中描写“越溪寒女”织的绸缎说：“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去年中使口宣敕，天上取样人间织；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五代十国时，绍兴为吴越行都，吴越王奉行“世方碟血以事干戈，我且闭关而修蚕织”的方针，使杭州、绍兴一带的丝绸业继续繁荣，其中“越绫”、“越绢”成为吴越王大量征调的重要物资。

宋代绍兴丝绸进一步发展，数量上跃居全国之首。

这里有四个背景因素：其一，朝廷出于赏赐冗官和向异族“岁输”的需要，竭力提倡蚕织；其二，中唐以后中原战乱不绝，而绍兴较安定；其三，宋王室从一开始就遭异族侵凌，大批士人和百姓陆续南迁，至越者尤众；其四，明州（宁波）、杭州是当时的重要海外贸易港口，而绍兴这时已有浙东运河与上述两地相通，货畅其流，利于丝绸业的发展。

这时绍兴丝绸的繁荣可概括为三方面；第一，产业盛极一时。

宋人沈立说：“（会稽）习俗务农桑，事机织，纱、绫、缯、帛、岁出不啻百万”。

王十明《会稽三赋》中描绘说：“万草千华，机楼中出，绫纱缯榖，雪积缣匹。

”不仅一般农家从业，寺院和尼院也投入其中，所产的“寺绫”、“尼罗”流布极广。

第二，产量全国居首。

据史料推算，当时全国每年上交中央的绸缎约355万匹，浙江为125万匹，其中绍兴60余万匹，占浙江的50%左右，占全国的17%左右，若加上当地消费和民间销售，总数达数百万匹。

第三，逐步形成了地方特色产品，如山阴和会稽的“绯纱”，诸暨的“茧布绸”等，均很有名。

由于宋时绍兴丝绸质优量多，影响遍及九洲，因此当时许多外地丝绸也伪称“越罗”，以广销路。

三、宋末至元代的挫折期绍兴丝绸业在宋末和元时遭受严重挫折，唐宋时的繁荣势头由此阻断。

宋末，官府以“和买”为名的横征暴敛首先给绍兴蚕织业以沉重打击。

所谓“和买”，是官府在农民青黄不接时贷给银钱或食盐，待农民收获蚕织产品以后，以绢绸偿还，一般贷钱千文还绢一匹（值一千二百文）。

到宋朝后期，朝庭加紧盘剥，对农民只征绢绸而不贷给任何钱物，“和买”成了新增的税外之税，而绍兴百姓一向“所贷最多”，在浙东路七个州中独占一半，因此一旦变成无偿征调，吃的苦头也就最大。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绍兴在“和买”名下被无偿征调23.26万匹，此后60年间年年如此，虽经五次削减，最后仍高达10万匹，百姓苦不堪言，“民伐桑柘卖老犊”成为绍兴乡间常见的悲剧。

元代以后，绍兴蚕织业受到进一步的破坏，原因有三：一是蒙元贵族南下后，将吴越等地的染织工匠和织女大批虏掠入宫为奴；二是元初在江浙实行收田赋、拒绢绸的征税政策；三是蒙元贵族对江南人民的镇压与防范甚严，战乱与纷扰增加，时人戴表源在《剡源集》中说：“搜山马过余春草，避世归人起夏蚕。

”正是绍兴蚕织业凋零的写照。

四、明清时期的滞缓期明初，战乱频繁，加之棉业迅速扩展，使全国极大部分地区的丝绸业呈衰废不举的局面，只有浙江、四川还有所坚持。

而浙江的丝绸业主要集中在浙北及太湖流域，绍兴从这时开始已落于杭、嘉、湖之下。

洪武年间，官府虽也曾在绍设置染织局，但“未几悉罢”。

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大都东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拧，而以三吴为最”，绍兴显然已被排在最发达地区之外。

会稽人张元汴更说：“今罗、绫、绉、榖，越中绝无，唯绢纱稍有焉。

”此时上虞、诸暨、会稽、山阴等县有零星蚕桑产地，诸暨出产绢。

清朝前期，浙江西北的蚕织业更形兴旺，而绍兴仍相对见衰，惟三四种绢绸有较大影响：“绉纱”，在康熙时花样日新，薄而不重，远近闻名：“绍纺”，质地厚实，仍优于嘉、湖等地；“榨酒绢”，供当地和外埠酿酒之用，产量极大；“纱筛纱”，供农家制作筛粉器具，相传初时嵊县西黎岙村人能织，“不传女子，只传新妇”。

五、近代起伏期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十年间，绍兴丝绸业有过三次较为明显的兴衰起伏。

1、清末起伏鸦片战争打破了清政府的闭关自守，丝绸出口逐年扩大；十九世纪英、法、意等国相继使用蒸气动力织机，丝绸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蔓延蚕病，生丝原料在世界范围内极度紧张，所有这些都刺激了中国的蚕织业，也给绍兴丝绸业的发展带来一次机会。

自道光年间开始，绍兴府属八县全部成为蚕桑产地，大批粮田改成桑地，生丝产销量激增。

据光绪四年和五年的统计资料，全府出售的生丝一年中即增长48%，达到1954担。

到十九世纪末，机械缫丝业在绍兴出现，1895年会稽县9人集股于曹娥白米堰创办“开源永”丝厂，置缫车208台，日产厂丝百斤，成为浙江最早的近代缫丝厂。

与此同时，织绸业也迅速兴起，第一家绸厂“益昌佩”于1893年在山阴（下方桥）创建；大批小型机户涌现，至清末，仅山阴华舍、下方桥两地，即有机户1639户，织机3400台；地域分布上各自形成专业特色：府城南区以产“绉纱”为主，和畅堂“王连记”所产官纱为其代表；华舍以产“生货”为主，纺绸、大绸是其中的主要品种；下方桥以产“熟货”为主，贡缎、花贡缎最为有名。

其时在织造技术上，绍兴还由历史上的一贯“输入”转向了“输出”，光绪17年（1891年），诸暨一名“蚕织能手”被清廷招去在朝廷开设的“绮华馆”专事织造；六年后又有四名丝织高手和若干染坊老师傅被湖北蚕桑局聘去。

但是，近代绍兴蚕织业作为中国蚕织业的一部分，始终受到内外反动势力的挤压，外国资本家利用不平等条约，一面百般掠夺茧丝原料，一面大肆倾销“洋绸”；清朝政府为应付巨额赔款，也加紧横征暴敛，因此绍兴丝绸业在清朝末年很快又陷入“厂丝早衰、绸业难振”的境地，“开源永”等第一批丝厂先后倒闭，机户纷纷停台歇业。

2、民元至30年代的起伏辛亥革命后，在“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声浪中，绍兴丝绸以改良蚕种、改良土丝、繁荣绸业为主要特点，形成了近代第二次发展势头。

民国成立不久，以绍藉人为校长的“浙江省工业学校”，先后在诸暨、嵊县、新昌设立蚕种场，生产优良蚕种，并在绍兴全境开辟蚕业改良区，统一推广新蚕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