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的精神》读书笔记
张燃
在《论法的精神》这一鸿篇巨制中，孟德斯鸠先生对法律和政体、风俗、气候、地理、民族精神、宗教信仰等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
孟先生认为，法律的制定应当把上述因素看作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他认为，制定法律，必须首先理解法的精神。
基于法律的精神，才能让制定出适合一定的时间、地域和民族的优良法律。
同时，孟先生主张积极地创立法律，主动去适应客观条件、风俗、宗教和地理环境等等。
本书从各个方面，以法为中心，阐述各种事物之间的关系，透过这些关系来看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
孟先生把政体分为三种，即共和政体、专制政体和君主政体。
三种政体中执掌最高权力的人是不同的，而得以鲜明地区分开来。
共和政体的原则是美德，专制政体的原则是畏惧，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宠；这种归纳是从整体上入手的，并不代表其中的每个人都有美德或者充满畏惧或者都有荣宠。
不同政体的国家公民享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自由。
所以，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是人们慎重考虑的一点。
孟先生认为，每个国家有三种权力---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
这三种权力必须独立，正如孟先生所说“立法权和行政权如果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因为人们担心君主或者议会可能制定一些暴掠的法律并暴掠地执行。
司法权如果不与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置，自由也就不复存在。
”这就是著名的三权分立理论。
所以，必须以权制权来防止权力的滥用，必须通过统筹协调，将自由变成每个人的权力。
但是，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做法律允许的任何事。
对一件往事的感悟
在中国，前不久在网络上有一个热火朝天的讨论，即关于是否应当将拐卖妇女儿童的罪行定为死刑。
网络上的意见几乎是一片倒，大多数人都认为，对于拐卖妇女儿童这种令人深
恶痛绝的犯罪行为，其行为人罪孽深重，即使千刀万剐也不为过。
我们也常常在网上看到，某某因拐卖妇女儿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然而，民众的声音是，太轻了，应当把人贩子立即执行死刑。
那么，人贩子都应当被判处死刑，合理吗？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人民大众的感情出发点是要惩治人贩，让人贩子再也不敢作案。
孟先生指出罪与罚要有正确的比例，即“各种刑罚的轻重要搭配适当”，在这里，我引用孟先生的两端论述：“在我们这里，对拦路抢劫和杀人劫财的人，都判以同样的刑罚。
很显然，为了保障公共安全，这两种罪行应该量刑有别”；“在中国，对残忍的抢劫犯处以凌迟，对其他抢劫犯则不处以凌迟。
量刑上的区别使得中国的强盗抢劫而不杀人。
”通过这两段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对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都判处死刑是不利于保障公共安全的，试想人贩都要被判处死刑，那么人贩手里的妇女儿童们，很难幸存下来，因为在被判处死刑的恐惧下，人贩可能会变得及其暴虐，他们会想反正是个死，不如拉个垫背的，或者说“人死了，什么也不会说了。
”同时，立法者应当给予罪犯一定的减轻刑罚或者赦免的希望，以此来阻止犯罪人无节制的犯罪。
对“常回家看看”的思考
公平是法律应有的性质之一，法律在我们心目中是一杆称，为世间万物确立平等。
法律如何确立平等呢？可以通过分配土地，规定继承办法，限制财富积累等等手段来保障平等，卡尔西东的费勒亚丝为财富不均而提出的穷人与富人之间通婚时的陪嫁办法，看起来可以很有效地让财富分布趋于平等，但是却难以真正实行起来。
正如孟先生精辟地指出“对于想要达到的目的，法律有时候以不采取用过于直接的办法为宜。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正式实施，一度热议的“常回家看看”被正式列入法律。
不久之后，国内也出现了老年人诉子女不回家探望的案例。
在中国古代，“父母在，不远游”是每一个人自觉遵行的孝道，这本是传统的道德要求，如今却需要用法律来加以规制，我不得不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给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带来麻烦，特别是对为了生活而在城市努力奋斗的年轻人，
让他们做到常回家看看，有时很艰难。
毕竟，强扭的瓜不甜。
所以，我国在进行法治建设与改革的同时，不应该丢失我们自己的本土资源。
正如苏力所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他的法制，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制的理论”。
法律在这里做出的涉及美德的规定，恰恰表明我们曾今的美德丢失了。
气候对法律的影响
孟先生认为，在气候不同的国家，立法者应当考虑到气候对人产生的影响，从而制定合适得当的法律。
气候的不同，会造就居民性格、体质、感情的不同。
例如，北方人因严寒的气候而生长的比较结实，性格耿直，自信心足而勇气更大；相反，南方人显得优柔寡断、慵懒无力但却思想活跃、感情丰富。
气候对人的影响具有两面性，立法者应当研究这些特点，制定出可以抑制消极的一面，对积极的一面又能够加以褒扬的法律。
对于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居民，立法者应当让他们克服因炎热而产生的精神萎靡不振，抑制僧侣和寺庙的数量，同时，在人的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反对为抗拒炎热而提出来的静坐这种消极的行为方式，应当鼓励勤劳。
孟先生还提出，在气候炎热的地区，法律应当禁止过量饮酒，以此来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
鼓励劳动和生产，也是一项很好的举措中国古代有皇帝亲自参与的籍田仪式，这对广大的农民是一种莫大的激励。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孟先生对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是通过立法主动去调节和适应的。
我对宗教的刮目相看（源于我对它的浅薄认识）
我个人对于宗教，在此之前，近乎无感，一直到见识了孟先生关于宗教的论述。
先前，宗教信仰在我看来实在是一种无效率且愚蠢的行为，我认为，与其相信它，还不如增加自信心，实实在在地拿出行动朝着既定的目标去努力呢！所以对发生在身边的朝拜、祭祀等等活动，我是发自内心的嘲讽。
然而，那些符合社会福祉的宗教信仰，却能够经久不衰地传承下去。
善良的宗教总是劝导人们向着至诚至善的方向前进，人内心的善，在通过宗教的途径
或者名义进行传承或者向外释放时，其产生的效果好过于世俗的法律要求人们那样去做。
对于发自内心的宗教信仰，这一种源于内心良知的驱动力，无论如何，也能够比外界的条条框框获得更多的情愿，人们在做出真善美的行为时，不会产生厌烦。
信奉一个宗教，必须接受它的规则和它的指导。
这个规则越能够与社会规则产生共鸣，这个指导越能够指向人向善的本质，它就越能被万人信仰、经久不衰。
人们从宗教那里获得心中期盼的希望，不管是对缥缈的来世，还是渴望改善现实生活，它都能够起到规制人们的行为模式的作用。
这一点，也是法律所要做的。
正如孟先生所说；“宗教和世俗法律的主要目标都应该是使人成为好公民。
如果其中一个偏离了这个目标，另一个就更应该坚持这个方向。
凡是宗教较少加以约束的地方，世俗法律就应严加约束。
”但是，宗教和所有事物一样，在被推向极端到时候就会产生灾祸。
比如对宗教的过度崇拜而产生的迷信活动，这些迷信活动对自己或者对他人或者对整个国家都会产生危害，所以对宗教可能会误入歧途的防范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法律和道德来加以矫正。
用道德来衡量宗教信仰是否触及人性的底线，用法律来规制危害人的宗教活动。
宗教超越法律表现在，当法律无能为力时，人们却愿意接受宗教的召唤，比如宗教对休战的规定。
回到我最初的偏见，其实相信自己与宗教对人心灵的指引都在于一个坚定的信念，但是后者不是一个人，而且有更多的保障。
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中，宗教信仰不失为解决道德滑坡的一剂良药，比如基督教要求人们相亲相爱，勃固人信奉的宗教要求人们竭尽全力做一切好事。
宗教，不论是宣扬什么教义，只要它是指导人们达于至善，就能够造福于一个人、一群人乃至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