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与文化变迁一、社会热点的文化透视2005年夏，湖南电视台的“超级女声”席卷全国，“------已被资讯泛滥时代的传媒翻了个“底朝天”，八卦当头、学术殿后、商业坐镇，中间还穿插上演了“低俗影射”与“民主预言”的猜想，------”。

①大量的社会群体，纷纷以自己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参与到这一娱乐节目中，使其逐渐演变为一桩社会性事件。

以粉丝为代表的普通观众以手机短信、论坛、博客等方式对参与了事件的进程。

为捍卫自己的偶像，休闲、拉票，在网上摆开了“战场”，进行着云里雾里的斗架，说三道四，互相攻击，搞得热热闹闹。

而另一方面，来自人文学术思想界众多名人围绕超女展开了激烈争论，一个娱乐话题就此上升为学术问题。

一方面，有学者因“超级女声”的选拔机制和极高的参与性，把“超女”和民主有意识地联系起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比如：“超女对当代未成年人公民意识的催生和训练有相当正面的价值，超女正在成为一种对孩子们‘酸酸甜甜’的公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启蒙。

”（徐贲：《娱乐文化消费和公共政治——“超级女生”的公众意义》，世纪中国，/archiver/?tid-22368.html）另一方面，“与青少年的狂热、观众的热情参与相比，我们的主流文化却对‘超级女声’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愤怒’，‘叫停’的呼吁也由弱变强，以至于某些‘名嘴’在电视上公开斥责其‘低俗’，甚至频频出现‘封杀’的‘流言’。

”②有趣的是，往往持支持立场的声音是大量的出现在大众文化的媒体上；而主流媒体不是刻意的保持沉默，就是大肆讨伐。

不过无论是“贬”或是“赞”，双方对“超女”诉诸于快感的娱乐均表示了理解和认可。

特别是其中的学者，面对超女的来临，不少人已放下了自恃清高的架子，认为“好的娱乐节目也并不总是容易得到的，而在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快乐。

”《“超级女声”会使我们“娱乐致死”吗？》何怀宏新京报2005-08-31）。

从而表现出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在事件中各取所需，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些共识，表现出一定相互宽容的倾向。

但是，随后的“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由“学术热点”演化为“文化事件”过程中。

综合分析主流媒体的态度和大众消费类媒体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在对待“红楼超女”问题的态度上泾渭分明，其间缺少一个能起到缓冲功能的过渡地带。

这种对峙几乎在开始就形成了，当《新京报》于2005年10月30日刊登出《胡文彬：刘心武应遵守学术规范》一文后，网络上迅速的掀起反对的浪潮。

特别是各大主流媒体转载《艺术评论》10期“红学界集体反诘刘心武”一文后。

支持刘心武的声音也日渐高涨，有网友指出“《红楼梦》不是某些人的‘独立王国’”；《北京娱乐信报》载文“万余网友力挺刘心武‘揭红’”，力挺的理由是“有意思”、“长知识”、“平民挑战权威”等；更有《华商报》载文“文化名家为刘心武撑腰”，矛头直指红学界拘于“门户之争”，把红学“做成了生计，当然流于庸俗”。

这些反对的指向实际已经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围，因此有人提出“人文学术如何才能不被当代文化所稀释？这是‘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事件给人文学术研究提出的一个严峻问题。

”（《思想与学术在当代文化中合流——2005年人文学术热点扫描》曾军）我们无意于参与讨论，却对其中蕴含的思想文化深感兴趣。

我们首先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主流文化会愤怒？为什么要斥其“低俗”、“不规范”？我们就先从超女事件来看，“解析‘超级女声’的‘超级’，不能只停留于娱乐的层面，事实上，一个单一的娱乐事件决不会引发这样大规模的关注。

“超女”的本质在于，娱乐活动的边界“入侵”传统的非娱乐领域，直接侵入“未成年人”与“教育”这一向来被社会视为“必须固守”的领域。

‘娱乐’与‘教育’两大‘社会版块’正面冲撞。

”（《超级女声：超级两难的文化抉择之题》中国青年报2005年06月02日）就从学者们的支持来分析，实际上也是站在“体制内”对“民主的进程”感到欢欣鼓舞。

何曾有站在大众文化的一边说一些大众的话。

我们知道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媒介文化基本上是等同的，而流行文化往往又等同于青年文化。

透过讨论的不同角度，各方实质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主流文化应该如何掌握对大众文化的话语权和教育成长的导向权？主流文化努力向社会传导着这样一种价值观：人应该经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正所谓“一步一个脚印”。

具体的途径是求学，求职，通过层层选拔。

而且最终要获得一张社会认可的专业技能证书，表明社会个体初步具有了融入社会的资格。

如果说对超女们的讨伐，因为有反对在"急功近利"的价值取向，冲淡了这种标准的话，那么红学界的集体“愤怒”斥责刘心武“不规范”，使得这种暗含的标准表露无遗。

相反，超女和刘心武受到热捧，体现了人们需要多元的趋向。

反映了对读书、排名次、升学、就业，在长辈提携和奋斗中逐步成长这种主流轨道的抵触。

而且不少人实际在向主流社会质疑：现代社会，标准是一元还是多元的？成才的道路是否只有一条？究竟谁才具有权威的地位？表现出了咄咄逼人的挑战姿态。

二、文化冲突后的社会变革这种挑战是否只是一种文化的冲突，还有没有一些其它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把05年、06年两年的一干社会文化事件和“超级女声”、“红楼超女”一样做逐一的分析，不难发现社会孕育的巨大变革才是这些文化冲突的幕后推手。

由于随着信息化的程度加深，工业部门中大量的应用信息技术，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体力劳动的强度日益减轻，单纯的体力劳动正在被更带有知识性和脑力性的生产劳动（如机器的操作、维修、监视）和设计、研究、组织方面的工作所取代。

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计算机控制系统以及它与信息高速公路互连的信息控制机，作为新的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这不仅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界限开始模糊，而且大大的降低了工作的地域性要求。

特别是信息资源与物质、能量资源相结合，创造出各种智能化、信息化、网络化的信息控制生产工具，与动力机械工具相结合形成了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复合生产工具，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信息产品和信息化工业产品。

促使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加快由物质型向“非物质化”的信息型转化。

这种变化，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还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

随着社会信息技术含量的增加，客观上人们在生活中寻求信息技术支持的需求也大大增加，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如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实施，据预测到2020年美国只要用2％的劳动力作为工人，仍可保持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地位。

服务业将会成为社会的“第一产业”。

而许多的服务行业主要是根据引起的人际关系加以确定，比如各种专门知识、技术监视或技术咨询服务、金融、教育等等。

但无论何种服务行当，信息和交流活动都是极其重要的。

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迅速的发展，信息的获得、使用、阐释已不再局限于社会的个别群体。

排开政治因素的影响，社会公众只要愿意，几乎可以做到信息的产生和接受同步。

基于个体的立场问题，公众对信息的接受、阐释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因此，现在的信息化的服务要求，重点以个性化的方式为某个确切的项目或个人，捕捉和处理特定的信息。

而知识总是遵循着一种复利法则：知识推动科学发明，科学发明反过来极大的促进知识增长。

这条法则的效果在今天这个时代表现的尤为突出。

在这种形势下，个人对信息的接受、判断、理解和运用的能力越来越重要。

这种能力主要是基于行为表现而非基于系统的知识，它不仅仅只是拥有高级文凭或职业资格的人士才可以具有。

因此，所谓的“专业资格”，并不是过去认为的那样，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个人培养发展，取得一定的职业资格，能够从事一项特定的具体工作。

而是需要把工作的专业技能和“生存技能”融合在一起。

即要求将严格意义上的职业资格和社会行为、协作能力、首创能力、冒险精神紧密结合起来，构成时代需要的能力。

由于“非物质化”的服务业日益发展，这些素质中与人交往、与人共事、解决冲突等能力越来越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讲，时代已经开始超越工业社会的专业资格概念，更加强调能力概念。

恰恰是这种全新的发展，给那些文凭较低或者没有什么文凭的社会个体提供了一个机会。

同时也意味着，取得一定的资格资历并不能够保证有相应的职业权利。

社会多元化的变化，客观上将会促进社会民主的进步和个人主义的发展。

这不仅是社会进步为这些变化发展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也是社会本身发展的内在需求。

这样的前提下，在传统社会中因地位和名望建立起来的权威不再是不可撼动的。

信息化的推进，使得社会竞争，打破了横向的模式，向着纵向代际之间的趋势发展。

权威建立在能力和与其他人的坦率、开明的基础上。

这就意味着，人们在生活的态度，生活的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需要更清楚的了解自己，认识世界。

真正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的反应。

但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这种竞争不会即刻地推进社会的民主，反而会可能激化潜在的关系，转化成冲突。

这并不符合人们对人类社会进步寄予的希望。

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交流，特别是年长的人和年轻人的交流无论对于双方增进知识和丰富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的平衡都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就代际之间的冲突讲，责任主要在于年长的人，毕竟他们年轻过。

换言之，成人要想向年轻一代传授所学知识和发号施令，他就必须充分的接受社会发展带来的年轻人的变化。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像年轻人那样去学习，去了解时代。

发生于同辈之间的冲突，如果能像体育竞争一样，创造出民主平等的氛围，在共同的目标和计划中，依据各自角色承担一定的任务，相互分工，又相互协作。

那么实际有可能认清自己，了解对方，从而消除敌对和偏见情绪，甚至产生出友谊。

而因为社会正以几何级数速度更新变化，人们步入社会时，会发现在童年储备起来的知识、形象，一切已经不合时宜。

依靠他们应对社会挑战时，会让人觉得无能为力。

人们必须以动态的方式来处理和应对自己与社会的关系。

个体必须充分参与这一次社会变革，否则将会在日渐变化中被逐渐边缘化，从而失去自我。

但是，信息化的今天，大众传媒的迅猛发展，使个人又处在具有强迫性的宣传气氛中。

如果个体在行为上服从外界强加与他的推测，损害了他的真正意图，长期以往，不仅会使人疲于奔命，而且会严重不利于人的身心健康。

由此，人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保证，以及尽可能可以牢牢掌握自己命运需要的思想、判断、感情和想象方面的自由。

而且事实表明，个性的多样性、自主性和首创精神，甚至是冒险和挑战的精神，正好是社会创造和革新的保证。

基于以上的这些分析，我们回过头来再看05年和06年的社会事件。

其实会发现：与其说主流社会愤怒，还不如说当有些事件“越位”揭示出主流社会全方位“失位”时，主流社会用“愤怒”掩饰自己脆弱。

那么，面对社会变革带来的文化变革，我们应该怎样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