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美学研究的方法杨存昌方法是科学研究的灵魂，而自觉的美学方法论意识一方面来自对前代美学家的经验检讨,另一方面则产生于学科的独特对象和性质。

故毛泽东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学科的对象。

”[1]亚科夫列夫说：“任何一种科学的性质和特征都决定它的方法。

”[2]在迄今为止的西方美学发展史上，人们对方法的理解各不相同，美学家所采用的研究途径和表述风格也千变万化。

但就总的倾向和特色看，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种方法：即“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方法。

这两条美学研究的道路一方面自身也分别存在着各种差异，另一方面又在各自取得独特成就的同时暴露出不同的局限性。

二者在美学史上横向看来分庭抗礼，纵向看来又相互角逐、此消彼长。

但有一个共同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即二者日益走向渗透、交织、综合和辩证统一。

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美学实际上重演了西方两千多年美学方法的历程，目前正处于大综合的关键时期。

因此分析品味美学方法的历史变奏，并在当代的学术水准上把传统与现代的方法相结合，无疑将对中国美学在21世纪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意味深长的启示。

一日本美学家竹内敏雄概括说：“美学史上最根本的方法论的对立，是把美作为一种价值和理念，从哲学的立场上对它加以合理思索的学说，同把美的现象作为经验的事实．对其具体展开的各种情况从科学的立场上进行实证的观察的学说之间的对立。

”[3]以上两种方法论倾向的区分，是黑格尔首先应用到美学上来的。

此后，实验美学的创始人费希纳，更明确地称之为“自上而下”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方法。

所谓“自上而下”的方法，亦即哲学的、理论的、思辨的方法，它从“美的逻辑形而上学观念”出发，通过范畴概念形式的思辨、推理和论证．求得对具体审美现象的理性概括。

如柏拉图从“理式”出发．把美的事物所以为美的原因又归于“理式”。

所谓“自下而上”的方法，也就是科学的、经验的、实证的方法，它注重美和审美现象、艺术心理的经验考究．以求对美和审美做出类比和归纳。

正如苏联美学家泽列诺夫所说：“经验的方法着眼于外在的、表面的、就事论事的研究，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规定、标准……，这样的研究方法必然是归纳式的。

”[4]横向地看，美学研究中“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经验性与理论性的对立，首先可归结为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和思维习惯条件下形成的两大美学传统的分歧。

在总的特征上，中国美学偏于经验的描述和文艺现象的分析，属“自下而上”的形态；西方美学则偏于范畴的建立和理论的逻辑推演，呈“自上而下”的形态。

正如王国维曾分析的：“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

西洋人之特征,思辨的也，科学的也。

长于抽象而精于分析，对世界一切有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

吾国人之所长，宁在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之也。

”[5]中国学术传统讲求经世致用、故不注重学术思想自身的逻辑形式而偏重于与人伦物理密切相关的经验内容，以日常生活体验来描述事物的价值，这从“美”字的字源意义（“羊大为美”或“羊人为美”）即可看出。

西方人偏好逻辑推理，强调思想认识的严密性、完整性和系统化。

因而倾心于构筑思想体系，柏拉图一开始就力求区分“美的事物”和“美本身”，是最好的见证。

纵向地考察，“自上而下”的美学和“自下而上”的美学不但在中西方美学中都有所表现，而且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演变轨迹。

由古及今．中国美学经历了由经验性向理论性的转移。

古代中国美学注重于经验的描述和艺术感受的发微，不求范畴概念的准确、逻辑推理的严密和思维内容的系统化，其表达方式往往是描绘、比附、隐喻、象征、暗示的。

因而所谓的美学．往往与伦理实践、艺术理论纠结在一起，以“道气”、“心物”、“情理”、“形神”等边缘性概念，或“滋味”、“余味”、“韵味”等体验性范畴来展示。

有人称中国有关美学的语录、札记、寓言、笔记、评点等为“潜美学”，是有一定道理的。

鲍桑葵早就敏感到中国古代美学的这一特点，认为“这种审美意识还没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

[6]然而自近代开始．随着西方哲学、逻辑学和美学的引入，作为对传统的经验美学的反思和否定，中国美学也尝试由“自下而上”向“自上而下”的道路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美的本质”等逻辑命题的关注甚至达到热潮，逐渐出现了一些各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体系。

与中国美学相反，西方美学则经历了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折。

竹内敏雄说：“在美学史上，方法论上的对立原型在柏拉图的美的形而上学和亚里斯多德的艺术理论之间已经可以看出。

他们之间的差别根本上是古代希腊哲学内部的观念论方向与实证论的经验论方向的差别。

在相对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从‘哲学的’方法向更加‘科学的’方法的转移。

继之，在近代英国和德国的美学思想中，夏夫兹博里和哈奇逊的美论同巴特和狄德罗的艺术论，也显示出同样的对立。

前者继承柏拉图（或者不如说是普罗拉诺）的美的观念论体系，后者吸取亚里斯多德的艺术模仿说。

不过，这种对立更为显著地表现在鲍姆加登以后历时100年来以德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哲美学，和与它相对立通过方法论的反省而产的费希纳以来的科学美学的盛衰上。

”[7]总的来看，西方美学“从哲学的方法向更加科学的方法的转移”，是以费希纳实验美学的诞生为标志的。

从古希腊一直到德国古典美学，“自上而下”的思辨方法处于美学研究的主导地位。

不仅柏拉图，就连被称为经验论鼻祖的亚里斯多德，其美学理论也透射出明显的思辨和逻辑色彩。

这一倾向经由中世纪“美在上帝”的观念和大陆理性派对理性的弘扬，至康德和黑格尔发展到极至。

其表现，是诸如美、崇高、悲剧、喜剧等范畴的建立和以思辨逻辑的方式构筑的严密完整的学说体系。

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美学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历史性逆转，费希纳于1971年出版了他的《实验美学》一书，开实验美学先河，此后实用的、实验的、实证的美学研究思潮愈演愈烈。

厌弃了关于美的抽象的逻辑命题和空泛的哲学思辨的美学家们，纷纷转向审美经验和艺术问题的具体考察。

维特根斯坦从语义分析出发，杜威站在绝对经验的立场上，桑塔耶那从自然主义角度，相继否定超验的哲学思辨。

再到托马斯·门罗，则声称要做“悠久的英国哲学和艺术心理学的直接继承者”，并把自己的研究直截了当地叫做“科学的美学”。

[8]与此相联系，西方美学还完成了由本体论向主体论的转化。

继尼采之后，狄尔泰、胡塞尔、克罗齐、柏格森、萨特、弗洛伊德、荣格、鲁道夫·阿因海姆等，都致力于从主体角度探索审美经验的奥秘，对审美意识和艺术心理，作了形形色色的实验和描述。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近代以后中西方美学对各自思维传统的否弃，还是东西方文化日益走向多元融合的现实，都提示我们，美学的研究正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寻求着第三条道路。

中国现代理论美学对传统的东方经验美学的反叛与欧美古代思辨美学向经验美学的逆转一样，并非从此一极端走向彼一极端，而是经由深刻反省之后的积极的扬弃。

偏重于逻辑的推演和偏重于经验的体认，是人类对世界思维的两极，“美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哲学的’与‘科学的’方法论的对立中获得了辩证的发展，从康德开始经过德国观念论哲学的兴盛期，随着这一趋势而发达起来的现代美学，受到自然科学的勃兴的推动，曾经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但不久又产生了精神科学方法论的自觉，哲学的精神重新复活。

与此同时，又向一种在以往的对立中寻求中间道路的综合立场转移。

而且，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飞跃向着文化文明的转移，又开始了从哲学的方法向科学的方法的逆转。

这样的辩证运动也会作为贯穿于今后的美学进程的基本路线而继续下去。

”[9]以上竹内敏雄通过美学史的考察所作的对未来美学方法的预测．也许只对了一半。

中国现代理论美学并不否定经验实证的价值而简单回复到柏拉图式抽象观念的思辨，它要求把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与艺术社会学统一起来研究。

西方现代的经验美学也没有一味抛弃哲学的思考，像中国古代美学那样去罗列审美的现象和艺术直感，而是立足审美经验又不放弃理论的建构。

受胡塞尔哲学影响的杜夫海纳的审美经验现象学，就是从哲学角度研究审美心理的例证。

故这种交织、转化和辩证综合的趋势，将预示着一种把理论和经验两种倾向对立地统一起来的新的思维方式，以取代美学史上的各执一端。

其实．黑格尔就已经看出割裂“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美学方法论的弊端，企图创立第三种方法。

他既不满于“经验方法”那种从数量极少的一部分艺术品中得出一般美学原理的做法，又声称反对关于美的“纯理论的思维”，而主张上述两个对立面的统一。

他关于美的哲学思辨，因而同时具有了巨大的历史感。

但由于黑格尔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最终脱不开先验理念的笼罩，这种追求统一的努力最终牺牲于其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创立的辩证逻辑，才为两大美学倾向找到了融汇统一的正确途径。

二美学研究走向辩证思维的道路，不仅是美学方法论自身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也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审美科学的自身特点，它扬弃了美学研究中形而上学方法的各种表现形式，为现代美学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从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历程看，美学研究应该走向辩证思维。

历史上人类思维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并表现为三大基本形态。

即：古代素朴的不辩证法、近代形而上学、现代辩证思维。

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总的特征，表现为直观性、整体性和混沌性．它以感性直观的方式“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从总体现象上把握事物的矛盾运动。

古希腊、古代印度和中国的思维形式，都表现出这种素朴辩证的性质。

如中国古代的《周易》、《老子》、《管子》等，天才地包含了阴阳化生、物极必反、万物变化不居的思想。

但是朴素辩证法只是依靠生动的直观而缺乏科学的论证，可以对整体加以推测却不能详细说明各个部分，其辩证法也往往与神秘主义混合杂糅。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的日益发展，人类对世界的认识突破生动的直观而深入到对事物各个部分的分析研究，近代形而上学正是以分析性、局部性和精密化为特征的，它把世界分解为互不联系的现象、碎片和细节，加以孤立、静止的具体考察，虽然在对某事物或事物的某方面认识上可能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却不能把握事物之间具体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在方法体系上，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相互割裂，是近代形而上学局限性的基本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并加以革命性改造的基础上，创立了现代辩证思维。

它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局部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细节与轮廓、精确与模糊统一起来，揭示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整体结构，是对古代朴素辩证法关于世界整体图景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