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挑战
编者按：北京时间2019年6月20日，全球知名律师事务所Clifford发布《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建设的挑战》
报告，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政治风险、法律法
规风险、资产搁置风险、私募基金和私人资本空缺、缺乏国际合作
和良好的公司治理和项目风险等诸多挑战。

现将主要情况编译整理，并报上，供参考。

一、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亚洲、欧洲和非洲三大洲，并带动沿
线74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为我国对外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广泛的机遇，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政局动荡、战乱频发，对基
础设施项目的发展和建设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例如，由于当地
政治因素影响，中国在斯里兰卡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无法按照原定
计划进行。

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中信保）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较为单一的政治商业保险，2017年第3季度末，中信保
统计的保险总额近5100亿美元，理赔总额约为20亿美元，但由于
保单品种单一，不适应融资来源复杂的“一带一路”交易。

二、法律法规风险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并涉及多个不同的法系，如
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和社会主义法系等，而这些法律体系和地方法
律并未将外资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等纳入考虑，造成许多项目无法
正常运行。

如耗资50亿美元的雅万隆高铁项目于2016年1月开工，原本预计2019年完工，但目前由于近40%的土地所有权问题未得到
解决暂停运营，导致其完成期限延长至2024年。

又如耗资52亿美
元的中泰铁路项目，之前由于投资分享和发展权而受到拖延，现在又由于曼谷的环境审批问题面临延期风险。

三、资产搁置风险
中国大多数大型在岸项目都是直接向国有企业（而不是项目本身）寻求融资，项目融资在中国并不常见，且项目融资交易中经常涉及的账户担保、合同权利担保等在我国担保法中并没有对应的担保形式。

与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开发银行相比，中国的银行在分析和分配基础设施项目风险方面缺乏经验，导致不太擅长处理完整的商业和融资条件的交易，而这些条件反过来又可能引起进一步的问题，导致项目资产搁浅。

这样的多米诺效应（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可能是灾难性的，“一带一路”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项目资金的吸引力和可回收性，资金的短缺可能随时导致项目搁浅。

四、私募基金处于“观望”态势
“一带一路”建设规模宏大，需要的资金数据巨大，虽然私募基金与“一带一路”建设挂钩的基金活动有所增加，但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主要由中国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和政府机构牵头，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而私人投资基金对“一带一路”建设仍然持“观望”态度。

一方面是由于私人资本投资“一带一路”国家需要更高的风险溢价，而沿线许多国家通常被认为是次级投资级别；另一方面，在结构上，大多数基金是封闭的资金池形式，基金的普通合伙人或经理人通常也是基金的投资者，大部分基金经理人均由中国国有企业或国有、政策性银行主导。

五、私人资本稀缺
“一带一路”投资主要来源于中国现有的政府支持银行和投资
合作基金，但相对于融资需求而言，这一数额仍然非常小，近期中
国加大对影子银行的管理将进一步扩大融资缺口，如禁止将中国贷
款用于基金投资项目。

亚洲开发银行表示，政府和国家投资只能填
补至多40%的融资缺口，其余部分需要私营投资者来填补，填补这
一资金缺口将需要更多的国际私人资本，而提高成本和收益的透明性、合理分配潜在收益是项目投资成功的关键，从而吸引更多私人
资本。

六、缺乏国际合作和良好的公司治理
“一带一路”建设可以给中国国有企业、外国投资者和赞助商
之间开展更多合作，同时也带来机遇与挑战。

一方面，外国企业可
以获得“中国元素”，如来自中国机构的融资，与中国设备制造、
工程、采购、建设承包、运维等各类企业的合作机会，承销有价证
券的潜在中国买家等；另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可以获得外国企业
提供的技术或当地情况。

同时，培育良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至关重要，将使“一带一路”投资更受欢迎。

七、项目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包括政治经济风险较大的国家和地区，项目规模大、东道国政府或国有企业参与度较深的国家风险更大。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步伐的加快，对外投资水平和范围不断扩展，中国企业在进行投资时更加谨慎，越来越多地考虑如何更好地保护
自己的利益，如中国谈判专家对仲裁相对于诉讼的优劣和仲裁席位
的选择等问题更加了解。

此外，中国法院在执行外国判决的一些跨
境政策举措正在出台，用来缓解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院判决
的管制和执行，而这些跨境争端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