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税法产生的背景（一）均田制的瓦解使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唐朝以前的赋役制度——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和国家牢牢掌握丁男与户数的基础上。

“田有租，户有调，身有庸”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但是，到唐中朝后期，土地兼并加剧，土地向各类地主、官僚手中集聚，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均田制遭到破坏。

现存唐代户籍也证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农民授田的数额越来越严重不足，如齐州多半户均有田30亩，江西彭泽，一户不过10亩、5亩。

“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现象非常严重。

（二）土地兼并的不断发展租庸调制的本质是官府向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授田，保证农民的基本生活以缓和社会矛盾。

体现轻徭薄赋和为民制产的精神。

同时把农民牢牢控制在土地上。

统治者方便向剥削农民租税和徭役。

封建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决定了小农对抗风险的能力差，官府的赋税压力和自然灾害的偶然性家具小农的困难，明君盛世小农们还能勉强维持生活，遇到昏庸的皇帝或者不好的年成，农民们就会破产。

豪强趁机兼并土地。

小农失去土地却依然要承担原有的赋税差役责任，小农大量逃亡，形成恶性循环。

（三）传统赋税地位受到新型赋税的冲击按农田面积征收的赋税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逐渐重要起来，到天宝年间，户税钱达二百余万贯，地税粟谷达一千二百四十余万左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和传统的赋税比重大约相等，极大地冲击了传统赋税的地位。

（四）安史之乱激化了社会矛盾安史之乱时期南方相对稳定。

北方大量人口为了逃避战乱向南迁徙，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人口南移，改变了原有的人口分布格局，加大了征税的难度；唐政府忙于战争放松了对户籍制度的监管，大量人口乘机投靠佛门寺院封建势力，逃避租税，使得纳税总额大大减少；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减弱，地方独立性大大加强，个地方纷纷用各种名目摊派，赋税制度非常混乱。

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江南地区出现袁晁、方清、陈庄等人的武装起义，极大地动摇了唐朝的统治秩序，推动了附属制度的改革。

两税法产生条件第一为防止客户避税在开元时增括籍外逃户以使他们同主户一样纳税两税法则以法令形式规定不论主户客户一律按规定缴纳各税第二户税征收问题春秋鲁国初税亩以后几经变迁或税丁或税户隋及唐初以人丁为本。

唐初的户税地税以及均田制的先贫后富原则都充分考虑到按民户土地资产情况而定第三安史之乱发生后为保证军国所需面对因土地变易人口转移而导致租庸调制难以继续推行肃代两朝先后用第五琦刘晏对赋税制度进行改革两税法起始时间建中元年从杨炎提出改革旧的赋税制度的建议德宗在正月改元时宣布改革税法五日下文批准两税法的原则精神到二月朝廷有关部门按照德宗旨意拟定出全部方案从而完成了由建议-原则批准-制定条例-颁布实施这一全过程两税法的具体内容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度所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申报出入如旧式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及人散而失均者进退长吏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1 国家财政支出原则是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即在确定第二年的财政征收总额时先要对国家各项经费开支进行估算以此确定征收总额再按一定比例下达全国组织征收通过此原则朝廷总揽财政收支大权把国家支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有利于限制赋外加赋之事的发生2 纳税人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郡县税即以各地现居人口为纳税人以保证户税的稳妥可靠也可杜绝偷漏税行为的发生3 课税依据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按居户土地资产多少分成若干等级进行征收照顾了人民的负担能力4 税率户税按九等分摊地税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基准按比例分摊商人按其收入征三十分之一的税关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的规定因系战乱之后变动很大所以中央有关部门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根据旧的征税数额和居户等第钱数为夏秋两税这同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的规定是有差别的也并不符合量出制入原则5 完纳期限分夏秋两次交税夏税不得晚于六月底秋税不得迟过十一月底6 纳税物品原则上户税交钱地税交实物但在实际交纳时要按当时国家规定或折钱或折其他各物体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7 鳏寡孤独及赤贫者免征8 原来的租庸调和一切杂徭、杂税的征收制度作废如在两税外擅自加征者以违法论处9 按起请条所说还有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其黜陟使每道定税讫具当州应税都数及征纳期限并支留合送等钱物斛斗分析奏闻就是说在每道定税时即根据制度规定将该地的赋税收入划分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而这三部分并不是平均分配而是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支留给州县的经费包括官员俸禄供军费用馆驿费行政经费及杂给钱用送使部分虽不是州县所能定的是黜陟使根据中央规定包括使节官员俸禄军将兵卒的衣粮菜蔬赏赐器械维修以及其他杂项支出在中央则表示为供内费和供外费两税法的不足（1）税负不合理。

两税法创行不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而是为了缓解国家财政危机，故而只是简单地把一切征敛总括在两税之内，并以大历十四年的垦田数为基准，各道各州按照所掌握的旧有数额进行摊派征收，根本就没有斟酌过地区之间的经济状况、税负的平衡调节。

同样土地同等户第，税额却大相径庭，税负畸轻畸重，无视合理负担的原则。

真可谓“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

”（2）立法犯法，法外加征。

两税法失败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是立法者枉法。

建中元年颁行两税法时，德宗的诏令可谓字字千金：“自艰难以来，征税名目颇多；今后处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可是，下征召令者正是毁征召令者也。

建中二年，两税法颁布的次年，财政入不敷出，德宗不仅提高了两税赋额，还开征了新税。

建中三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请将本道两税钱每千钱增收两百文，德宗不仅准奏，为此还下诏全国各道将正供税率一律提高20%，同时还把盐价一斗提高一百钱。

此闸门一开，各种苛捐杂税，犹如洪水猛兽，纷至沓来。

立法者犯法，这是两税法失败之根本所在。

（3）折钱纳物，额外剥盘。

初定两税法时，以货币计税，百姓必须以钱币纳税，但由于受到形势发展和现实条件限制，实际纳税时，却采取定税计钱，折钱纳物的课税方式。

如此，物价的变动对纳税人的负担就会产生较大影响。

初行两税法，钱轻物重，才有计钱纳绢的规定。

但贞元后，物价迅速下跌，则为钱重物轻，百姓就得负担更多的实物以满足赋税的货币额。

两税负担屡屡加重，百姓自然苦不堪言。

（4）“量入为出”导致“横征暴敛”两税法第一次明确提出“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

这是财政思想史上的一大突破，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和实践意义。

然而，杨炎只是简单地提出这个原则，却没有深究实施这一原则的前提条件，制约这一原则的劳动者的负担能力以及具体的实施规定和细则。

故而，“量入为出”原则就会很自然的转变为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无限制地加征赋税的手段。

一个很有价值的财政原则被扭曲了，支出毫无节制，收入日趋扩大，直接导致暴敛财富。

两税法的意义两税法的实施，是我国封建社会赋税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也是在封建土地私有制日益集中的形势下，对社会产品再分配所做的一次较有特殊意义的改革，它适应了唐中期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两税法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两税法实实施是历史的产物。

唐代均田制崩溃后，租庸调制随之而动摇，安史之乱加速这一财政危机，税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

中唐后，均田已被私有田庄所代替，农民不断地破产和逃亡，使赋税大量地流失，国家已经无法垄断土地以控制税源。

故而，两税法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法规与制度约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其在中国赋税发展史的积极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2）简化税制。

两税法把租庸调和一切杂税合并于地、户两税，统一征收，税目简单明确，计征固定、方便，百姓更易于接受和理解。

两税法革除了自兵兴后的苛捐杂税以及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集中了纳税时间，简化了纳税手续，便于农民缴纳，便于政府征收，“天下便之”。

（3）扩大了纳税面。

两税法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薄，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为宗旨，规定不分主户客户，不分课户不课户，一律纳税。

不仅官吏地主氏族要纳税，连同被其庇荫的客户，不定居的商贾，甚至世代享有免税特权的寺院僧尼都有负担税收。

纳税户迅速增加，扩大了纳税面，给国家带来了更多的财政收入。

（4）均平纳税负担。

两税法以田亩资产为本，即“以贫富为差”，资产田亩多者则多征，资产田亩少者则少征，商人同农民一样纳税，致使被兼并的土地也必须负担相应的赋税，而且任何人不再享有免税特权，一律以贫富为差纳税。

这种按贫富等级课税的办法，符合公平的原则，起到了均平纳税人负担的作用。

（5）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

实行两税法后，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显著地改善。

其一，入籍编户迅速增长。

大历中为130万余户；建中元年即两税法颁布的一年，为380万户。

也就是说，两税法实施后国家所掌握的纳税户迅速增加了。

其二，纳税户增加，国家赋税也随之增加。

史载；大历末年岁入总计为1200万贯，两税法实施后，每年岁入总计都在3000万贯左右，对缓解国家财政危机具有力挽狂澜的作用。

中国财政制度史纲黄天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中国财政史孙翊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皇粮国税翁礼华浙江古籍出版社中国财政史付志宇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唐代财政史稿李锦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