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历史沿革2004年是天津建城600周年。

经历了600多年的风雨变迁，今天的天津人口已达1000多万，成为我国4个直辖市之一和拥有京津冀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港口的特大城市。

纵观天津城市的发展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一、聚落的形成与发展从蓟县围坊发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说明，远在公元前就已经有人在宝坻、宁河和天津北郊地区聚居。

西汉时期天津平原地带已成为富饶之地，汉王朝在此设立了5个县，作为开发渤海湾西部的基地。

东汉时期，无终（今蓟县）已比较繁荣发达。

从出土的别山墓群和邦均墓群发现，这里已有较多的居民聚落和小城镇。

图 1 运粮的漕船公元608年，隋炀帝强征百万人修建了南接沁水、北达涿县的永济渠，使天津地区成为南北水陆交通的大动脉，初步形成河海交通枢纽格局，三岔河口成为运河入海的咽喉要冲。

至唐代，大规模的漕运使天津地区的重要地位凸现出来。

北宋时，宋、辽南北对峙，以界河（今海河）为分水岭，界河以北属辽，以南属宋。

澶渊之盟以后，宋朝的商船和官船聚集在泥沽寨。

真宗咸宁四年（公元1010年），在泥沽海口置海作务，造船令民入海捕鱼，在泥沽寨以西形成了许多寨铺。

众多寨铺的出现，为以后天津聚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古代天津城市勃兴的契机是金元时期定都北京。

公元1153年，金王朝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由于北京集中了庞大的政府机构，驻有大量军队，需要大量的物资供应北京。

当时运往北京的漕粮，大部分来自河南、山东、河北一带，经“三岔口”运往北京。

此时三岔河口成为了南方通达京师的漕运枢纽，开始有大量居民在三岔河口附近自然集聚。

出于保卫中都与安全运输的需要，在公元1214年，金王朝在三岔河口设立直沽寨，三岔河口由单纯的漕运枢纽开始发展成为漕运与军事相结合的畿南重镇。

其后，自元代起，随着居民点的扩大，“直沽寨”就被简称为“直沽”，不管是河运或海运，直沽寨都是必由之地，后来“直沽”逐渐成为天津的代名词了。

1279年，元统一中国，定都于大都（今北京）。

为加速南粮北运，满足首都的需要，元统治者将南北大运河全线通航，并采取了“海运为主，河运为辅”的方针，不管是河运或海运，直沽寨成为进京的必由之路。

随着漕运量的增大和盐业的发展，元王朝对直沽的重视和控制亦趋加强。

在公元1316年，元朝改直沽寨为海津镇，使其成为保卫大都与河海联运的中转站。

南北运输、河海联运促使天津沿河一带迅速繁荣，“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的诗句，反映了漕运给天津带来的商业与贸易的兴盛。

宗教这时也在直沽兴盛起来，元朝政府为稳定民心，确保漕运安全，正式认可了妈祖文化。

大约在1314－1320年，先后修建了两座天妃（妈祖）庙。

这两座天妃庙，在北方的港口中建立最早，规模也最大。

在天津设卫之前，直沽寨已非常繁华，城市经济活动已有很大发展。

二、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回北京，出于安全保卫的目的，明永乐二年（1404年）在三岔河口西南处设卫筑城，揭开了天津城市历史的新篇章。

卫城只是军事城堡的性质，其主要职能是屏蔽京畿、保护漕运和军事防卫。

卫城城垣呈1.5×1.0公里的矩形，城墙周围长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初建时为土城，后图 2 清代天津城乡图改砖城。

至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又重建，城址略向南移。

八国联军侵占天津后，天津城墙被拆除。

卫城整体布局符合传统的河港城市形态，可概括为一城一市：官府衙署、卫戍机构在城内，商贸活动在城外。

城内布局具有我国传统手法，即“方城十字街”形式，中建鼓楼，高三层，四面穿心，通四大街。

城里建有镇、道、府、县等衙署，还有文庙、城隍庙等公共建筑，它们布置在东西中轴线以北，东西中轴线以南主要是民居。

城外的发展明显快于城内，紧靠南运河和海河的城北、城东地区是商业区，商业区沿东西向发展。

这种局部封闭、总体开敞的空间格局，是历史上天津独具特色的地方。

由于地处北方水陆要冲和漕运咽喉，明代漕运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促进了造船业、河海运输业的崛起，而交通业的发展又促使盐业、商贸、手工业等迅速发展，经济开始急剧繁荣，到明代中后期，天津已经初步发展成为北方商品的集散地，重要的工商业大商埠。

公元1664年清兵入关，中国封建社会发生了变化，国内的商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缓慢发展，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河口都市的天津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首先合并“天津三卫”为“天津卫”；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改天津卫为天津州，下辖武清、静海、青县；公元1731年（雍正九年），改天津州为天津府，下属天津、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沧州等六县一州。

在短短七年里，政治建制的一升图 3天津清末街景再升，表明了天津政治、经济地位日趋重要。

清朝初年的天津，河、海、陆交通运输业高度发达，成为规模巨大的河漕和盐业的储运枢纽，商业和金融业快速发展，同全国甚至海外的的经济联系空前密切，例如“洋行”、“钱铺”等国内汇兑业首先在天津出现。

而各地商旅纷纷放舟北洋，出现了“万商辐驺之盛，亘古未有”的景象，对天津城市发展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船户、盐商、铺户、鱼贩等主要集中在东门外、北门外、东北角、西北角，城内主要是衙署和居民，这反映出天津的发展和水路交通的关系。

由于城北毗邻南运河，城东紧靠海河，东北城角是南北运河汇流入海河的三岔河口，因此，城北的针市街、估衣街、锅店街、侯家后、竹竿巷、城东的宫南、宫北大街、小洋货街等都成为繁华的市井。

同时城外居住区也迅速扩大，以三岔河口为基点沿海河发展，与城内连成一片，初步形成月牙形的带状城市布局。

在这个时期天津文化繁荣，集中表现为寺庙众多，为全国罕见，其中以城东南最密集，城市空间呈现出沿海河两岸向海口方向发展趋势。

到开埠前，天津作为一个内向型、封闭型的封建贸易城市和华北的经济中心，人口已达30万人，建成区面积达4.5平方公里，是京畿第一大城市。

三、近代的天津图 4 1917年天津市区图1860年，英法等帝国主义列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签定了《北京条约》与《天津条约》，此成为天津城市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在此以前，天津是一个封建性质的城市，城市的职能主要是为北京的封建王朝服务；之后，则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城市，城市的主要职能是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

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的性质给后来天津城市空间格局、城市风貌带来了极其深刻影响。

天津的租界开辟于1860年，在最初的10年，在津外国人很少（1860年只有外侨13人），大部分住在城里。

英租界依照戈登的计划，填垫基地，修筑码头，建了一批房屋，但都比较简陋，像样的建筑也只有颠地洋行大楼（后为英国领事馆）。

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外国人纷纷迁往租界。

从此英、法租界面貌开始变化，中街（今解放北路）逐渐出现西洋建筑。

后来，租界沿海河上游两岸快速拓展，城市形态也由东西向延伸转为沿海河呈西北——东南走向伸展。

原有城市布局被打乱，城市中心向东南转移，紫竹林一带的租界地区逐渐取代三岔河口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商贸中心。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进一步扩大了租界范围，城区规模急剧扩大。

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九国租界达到15平方公里，是老城的9.3倍，城市以海河为轴线向东南拉长了近5公里。

列强在各自租界内开设洋行、把持海关、输出资本、武装走私，使租界成了真正的“国中之国”。

因受外部因素干扰较少，租界区的商业、文化、娱乐业急剧繁荣，对天津的城市发展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一方面租界区内地块割据现象严重，列强按各自利益的需要自行建设，独自规划路网，各自进行功能布局安排，使整个城市布局支离破碎；另一方面，列强在租界内按照自己的审美和意愿进行建筑活动，从而使各种风格、各种流派的建筑纷纷涌现。

今天的解放路是租界区内较早形成的一条街，是英、法、德领事馆、俱乐部所在地，又是洋行、银行集中的地方，因此它的建筑在外观造型上保存了很多西洋古典建筑的手法。

英租界经过历史上两次拓展，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建设较好的租界区。

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法租界劝业场一带进入极盛时期，除商场和商店外，仅影剧院、饭馆、舞厅等就有六十家，居全市之冠，著名的建筑如浙江兴业银行、惠中饭店、交通旅馆、中原公司、国民饭店、中国大戏院、渤海大楼等，因此被誉为“东方的小巴黎”。

日本在租界内开辟旭街（今和平路）及今山东路以北的马路，并先后修建大和公园（今八一礼堂）、公会堂、领事馆，以及居留民团事务所等。

同时，还建了一些高级豪华住宅，著名的如静园、张园等。

意租界由于位置适中，靠近车站，建设较快。

意租界工部局对建筑要求严格，临街建筑形式不许雷同，所以建筑造型优美，风格多样。

其他的如德、奥、俄、比租界都纷纷在自己的租界内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建设活动。

1901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继李鸿章之后接管天津，为摆脱租界控制，开始实行“新政”。

通过建设河北新区来与租界区抗衡，开辟了北站和一条自大胡同北端渡河直通北站的大经路（今中山路），又开辟出与大经路直交的纬路，并在这一带建直隶工艺总局、北洋铁工厂、教育品制造所和实习工厂、劝工陈列所、北洋法政学堂、北洋高等女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

此时的天津是典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城市，城市开始由内向、封闭的封建贸易城市向外向、开放型的贸易城市转变，形成了特有的“拼盘式”城市布局。

由旧市区、新市区和租界区相连的市区范围，面积为16.5平方公里，其中租界区9.91平方公里；租界与旧市区间隔地带——南市，处于三不管状态，鱼龙混杂，成为中外明暗势力的交汇点；灾民图 5 天津租界建筑图6天津空间演变图在边缘简房栖身，使得城市向四周外摊。

就这样，近代的天津随着城市人口和建成区面积不断增加，迅速成为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

这一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大量商品与资本输出，天津的对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很快成为华北对外贸易中心。

在贸易和商业发展的基础上，近代工业突破手工业的范畴。

1860年英商开办打包厂，陆续又建立了一些为外贸服务的加工或半加工制品的打包、鞣皮、冷冻等工业，继而兴起的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军事工业和一些带有民用性质的近代工业。

1894年以后，私人办工厂逐渐兴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

此时期的天津，已成为北方的工业基地，我国近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

20世纪初，反侵略、学习西方科技的洋务运动，使天津作为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更加突出。

在这段时期，租界成为了西方宗教势力的活动基地，满清政府的遗老遗少也将天津视为安身养老之地，间接地促进了文化业的巨大发展。

到解放前，天津的市区人口达到186万人，建成区面积达到53平方公里，较1860年增加了10倍之多。

天津已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城市和影响中国经济政治的重要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