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社会心态研究
20世纪80年代正当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刚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的时候，新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思潮等矛盾不断冲击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改革步伐不断的加大，社会中的各阶级的社会心态也不断的在发生着变化。
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国人的心态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很有意义了。
社会心态，指的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反应特定环境中人们的某种利益或要求并对社会生活有广泛影响的思想趋势或方向，它揭示的是特定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两大方面的矛盾对立：改革与保守，开放与封闭。
实行改革开放势不可挡，但我们必须重新去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如何看待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看待新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就成为我们必须去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阶层的经历和价值观利益观的不同，对这一时期的看法也不同，社会心态也各有不同，我们下面主要是研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当时的社会心态。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头版头条上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此思想解放的闸门打开了。
从78年到80年，中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而且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人们当时的社会心态就更多的反映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上。
当时青年知识分子刚从文革的恐慌中走出来不久，这一时期，迷惘、悲观、怀疑、逆反等情绪瘟疫一样在青年群体中互相感染，造成青年中三种引人注目的现象：一是信教青年急剧增多；二是自杀青年急剧增多；三是偷渡港澳台的青年急剧增多。
尽管这些现象只是滞留在少数青年的行为中，但却反映出这一时期广大青年的总体的心态特征——在深感人生缺憾的痛苦中产生的失落感、惶惑感和迷茫感。
从他们的这些举动中，可以看得出经过文革的影响的他们，社会心态是厌世和消极的，产生的极度不信任感才致使他们这么做。
但是与选择自杀相比，绝大一部分的青年知识分子是在伤口上进行反思的，他们站在现实的角度上逐步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意识。
他们开始唾弃迷信中的误导，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看待人生。
从思想方面来说，当时的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去触及以往那些被奉为禁止的东西了。
他们的心态开始逐渐变得更包容更开放，对于文艺创作和美学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们开始追寻人性、人道主义等方面的美。
从真理思想大解放的过程中，他们的心态慢慢发生改变，开始用自己的思想去看待问题，改变了文革时期个人崇拜和一刀切的心理。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的理解也没有局限在那些条条框框的理论上。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心态也变得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起来。
开始引进外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的发展。
一直以来社会上流行了这么一句话“80年代下海经商，90年代炒股票，00年代搞网络”，这反应了
不同的时代独具特色的追求财富的社会现象。
但是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社会心态和思想潮流。
“80年代下海经商”说明当时人们心态上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优点和利益，为此，当时也有很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纷纷“下海”，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是他们从心里已经认可和肯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了。
对改革与保守，封闭和开放也有了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大方向不变，一切对社会主义有利对人民生活有利的我们都应该学习和肯定，改革就是要大胆的去尝试，开放就是要以一个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站在国际舞台上去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
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他们的社会心态和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81年3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在庆祝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的游行集会中举起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旗帜，引起全国亿万青年的强烈反响。
此时，大量西方理论的译介首先对青年知识分子产生极大的震动，其中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的意志生命和生命哲学为代表，强调乃至夸大人的意志，并将意志置于本体论地位，从生命的意义上立论，要求“重估一切价值”。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社会转型实质性启动，农村改革向城市改革全面展开，发展商品经济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一大步。
由于当时我国刚刚经历的文革的沉重的打击，改革开放也是刚刚起步不久。
所以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等方面还不够成熟，现实的政治体制不适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更加突出，政治体制改革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各种西方政治思潮也开始在中国兴起。
现代西方政治中诸如分权制、制衡制、多党制，以及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
从1981年至1985年，青年寻求民主的热情绵延还断，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青年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着，并有明显的盲目效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形式的印迹。
在企业，青年们纷纷要求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毛遂自荐者、献计献策者不
乏其人。
在农村，广大青年农民则从对封建家长作风和宗族观念的反感情绪，对
包办、买卖婚姻的反抗中，向新一代农民应具备的民主权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
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对民主管理学校的要求越来越高，参与国家事务的愿望
也日趋强烈。
从单纯的要求民主自由发展到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气愤和斗争，以及
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呼唤，深刻反映了青年在新形势下从追问到追寻的过程。
特别
是1984年后，改革为青年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许多青年因此认为
个人奋斗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途径，一时间跳槽、辞职、下海，热浪滚滚，并
在早期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思想中找到理论依据。
不仅是青年知识分子应该如此，国家的领导人更应该是这样，要想进一步实
行开放，发展商品经济，在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当时我国的各种条件还
不够成熟，就应该向外国学习，尤其是当时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西方欧美的国家。
学习他们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等等，我们既然决定走出去，那么引进来也是必
不可少的，走出去要求我们以世界的眼光来要求自己，把自己放到世界这个大舞
台上来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挑战。
引进来则要求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以一个开放、
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各国的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否则如果只是单纯的走出去，那其实是跟封闭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善于向别人学习对国家的管理者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
20世纪8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心态还体现在对人生价值、生活意义的思考方面。
20世纪80年代初，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似乎正好适应了青年一代的迷惘的思绪，尽管形成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
在深刻甚至痛苦的反思中，“潘晓”信中提到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成为青年讨论和争执的焦点。
绝对的“大公无私”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价值观念开始被青年们所怀疑，而以“自我”为出发点，注重个性解放，“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成为青年的热门话题。
正如“潘晓”之一黄晓菊所说：“回首往事，我想，那场讨论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它得出了什么结论，找到了什么答案，更主要的在于它第一次打破了长期的思想禁锢，引发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自我存在的重新认识，对自身价值的深沉思考，对个人与他人、自己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审度。
”（彭波主编：《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潘晓讨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2页）说明当时走在前端的青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识到了，在社会这个大集体里，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
改变了以往集体利益和社会利益大于一切的观点。
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自身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重要性，在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中也更为理智了，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心态的改变。
总的来说，由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以及对思想的大解放大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各种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人生观、价值观、思想潮流的矛盾和碰撞必然会引起人们心态和思想的变化和重新认识。
80年代作为这些新旧体制和思潮的过渡时期，人们的心态演变就显得尤为激烈，作为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接受过高等的教育，对问题的看法也更加会考虑得多。
总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各种国际国内形式日新月异，我们必须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来适应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作为新一代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我们更应该有一个独特的慧眼来把握形式，积极参加到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