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的浅谈[ 摘要]本文分析了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曲折发展，并探讨在新世纪拓展与调整这种特殊关系的必要和可能, 目的在于改善安全观念, 取得符合新时期特点的更大范围的双赢以及多赢。

[ 关键词]中国;巴基斯坦;合作;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着“全天候”和“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所处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 我们有必要及时更新与改善安全观念, 取得符合时代特点的更大范围的双赢以及多赢。

作为一个大国并且期待成为一个强国, 中国需要在处理与巴基斯坦和其他南亚国家的关系时, 展现地区与全球视野, 体现出塑造和提供地区安全的意识和能力。

一、理解中巴战略合作关系中国和巴基斯坦存在着“全天候”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既然是战略合作关系, 那就是有别于同其他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殊关系。

在战略问题上讲合作, 必须合作双方的战略利益有相当的契合。

中国和巴基斯坦在重大战略问题上需要利益一致或接近, 不然就需协调, 以缩小双方战略意图和利益的差距, 并对无法协调的部分各自做出妥协, 否则无法开展战略合作。

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这种要求, 对所有其他国家的类似关系也适用, 尤其是对同盟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特殊关系, 还由于存在第三方因素而更加特殊。

尽管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其官方声明或文件中未必承认它们的特殊关系有针对第三方的因素, 但这种性质在事实上是存在的。

巴基斯坦在当时与中国合作, 协助开辟了中国与美国就战略缓和或者展开对话的重要通道, 并进而大大增进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

巴基斯坦对此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它也因促进中巴关系而改善了自己的外部安全环境。

二、中巴传统合作的战略内涵在冷战期间, 中国和巴基斯坦能在双边关系和广泛的国际事务中形成坚强的合作关系, 并非拜一致的文化或价值所赐, 而是基于共同或接近的威胁认知与安全利益。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间甚至发生了在我国黑龙江和新疆与苏交界处的武装冲突, 出现了多起流血事件。

中巴能够开展战略合作, 二是由于两国都在领土完整问题上同印度存在根本矛盾。

同时, 苏联又在武装支持印度, 是印度从外部获得先进武器装备的主要提供者, 而印度则又是巴基斯坦国家安全的首号对手。

无论是在印巴关于克什米尔的争议问题上, 还是在上世纪70 年代初的东巴基斯坦独立问题上, 印度都是巴基斯坦安全感知中最为严重的威胁来源。

而苏联在涉及印巴、中印的边界与主权问题上, 一概采取了支持印度的立场。

在当时的形势下, 必然产生了中巴加强安全合作以制衡苏印安全合作的客观需求。

美国是巴基斯坦的长期盟友, 却是苏联和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安全战略上的共同对手。

随着中苏关系渐趋敌对, 中国政府在其安全认知中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就更加忧虑。

通过调整中美关系从而改善中国的国际安全处境, 也就成了中方战略家们的思考, 即使中国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过程。

中美关系从上世纪70 年代起开始了正常化进程, 全球安全格局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有三项:制度安全、国家统一以及经济发展。

由于在上述一些领域中巴基斯坦与我国分享共同的安全关切和重大的战略利益,中巴必然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广泛进行合作, 因此它同中国的关系一定是全天候和战略性的。

三、新时期的中巴战略合作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否在敏感的军用核技术与导弹技术方面进行过合作,随着中国日益参与广泛的地区与全球合作, 即使过去有过这样那样的双边转让, 那在目前这种转移的门槛已大为提高, 因为中国已颁布诸多相关法令, 加强了相关出口的控制。

这不只是由于为了改善与美国的合作而进行调整, 更多地是出于自身更为广泛的国家利益而做出的自觉行动。

在核问题上, 由于中国已于2004 年加入了“核供应国集团” , 中国已经接受了此后不向任何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 即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及以色列, 进行任何民用核能合作的国际合作。

但是, 此后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共同发表的一些联合声明等文件, 经常提及中巴继续进行核电合作。

在表面上, 这有违中国作为成员国对“核供应国集团”的承诺, 不仅可能有损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 而且未必能真正实现对巴基斯坦的民用核能技术与设施的转移。

其中问题的关键是, 为了吸引中国加入“核供应国集团” , 中美可能已取得共识。

对中国在加入之前已向巴基斯坦承诺的未来将向巴提供的若干民用核能设施, 主要是恰希玛核电站的二期工程, 美国接受它们可不受“核供应国集团”规则的限制, 即“新法对即往承诺不作制约”。

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两个主权国家的经济与安全合作正更多受到美国以及国际社会的某些其他国家的注视与限制。

由于中巴也在同广大的国际社会发展各种联系, 它们受多元利益的制约也在经常调整各自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立场。

在一个全球化和愈益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中, 战略作为生存和安全的智谋需要重新定位, 它应该日益成为国家提高综合能力的一套思想和组织落实。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 当前巴基斯坦所缺少的是国家的稳定与现代化发展。

中国作为巴基斯坦的真诚兄弟, 我们发展中巴双边关系应该逐渐远离地区均势的传统思维,而是协助朋友发展经济民生、促进制度建设、推进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使巴基斯坦进入一个内求发展、外促和谐的更有活力的状态。

在这方面, 中国已经有很多经验。

我国自身经济改革, 就是走了一条创新之路, 即在仍然面临国家分裂威胁的环境下, 将市场经济用在一个依旧是中央集权的庞大体系, 并在粗放的形态下取得了经济硕果。

这条道路未必(或者肯定不是) 对他国十分适用, 但对他国或有启发意义。

巴基斯坦以及印度在各自独立以来的60 多年中,为了克什米尔争议而各耗国力, 孕育仇视, 但不能解决争端。

可以肯定, 按照目前的国力对比,更由于目前双方所持的思维方式, 在相当长的未来它们仍将处于对峙, 损害各自的发展机会。

而且由于中巴印的三边零和博弈, 我国也将继续长期陷于这种困局, 这对我国可能是弊大于利。

其次, 新世纪的中巴战略关系, 应逐步摆脱地区均势的思维定势, 而走出中巴印三赢的最佳道路。

因此, 处理中巴关系不仅是在双边框架内, 也可在更宽阔的多边形态内。

笔者提议建立中巴印三边磋商机制, 对南亚地区安全和各种可能引起中巴印三方中至少任何一方关切的跨界安全与发展问题, 展开制度性对话, 增信解疑。

可以相信, 巴基斯坦将继续支持或不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

对于巴基斯坦的核心利益, 即它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经济繁荣与国家稳定, 中国也仍将竭力支持, 但在军技合作上需同我国的国际责任相挂靠,并能回应印度的合理关切。

在巴基斯坦的战略对手印度合理关切的范围内, 在双边和多边的框架内处理我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 将有利于塑造印度采取积极回应姿态, 使印度采取有利于减少巴基斯坦和中国合理关切的积极行为。

这里以中巴合作开发瓜达尔港为例。

中巴合作开发瓜达尔港, 有利于巴基斯坦发展经济、航运以及海防, 也有利于中国能源进口的通道安全, 乃互利之举。

但印度对此尤为关切, 新德里既担心巴基斯坦经济和安全竞争力在中国的扶持下得以增强, 又担忧中国取得在印度洋上稳定的军事进出的机会,甚至在这一地区出现中国常态性的军事存在。

印度有所关切并非不能理解, 它要是目前欢迎中国海军经常进入瓜达尔港反倒不正常。

但印度的焦虑再次说明目前中巴印三边关系具有相当的零和性。

当中国和巴基斯坦在合作的名义下发展共同感兴趣的项目时, 印度也会同曾处心积虑地限制它的美国发展一些共同感兴趣的合作, 以形成新的地区平衡。

就这一问题, 中方已一再表示开发瓜达尔港没有军事目的。

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就可丰富其可信度,有利于中巴印三者间形成正和竞争。

在这三个国家中, 中国是最大的大国, 也是经济相对最为发达的国家, 有最多的资源, 也应有更多自信去有意识地提供三边合作的概念和内涵。

巴基斯坦的根本安全, 来自自身制度建设, 来自外部环境的友善, 来自中国和印度都能友善对待巴基斯坦的国家建设。

冷战期间, 中国和巴基斯坦开展了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合作, 达成了当时的某种地区平衡。

冷战结束之后, 中国和巴基斯坦需要开展更高水平的合作, 不仅将过去的对手转化为如今的竞争者, 更要将其塑造成未来的共同合作伙伴。

从自身角度出发, 我国对印度发展核武, 对美国放弃限制印度从外部获得民用核技术并同印度开展双边民用核能合作, 并对其中的制华因素, 有理由感到不满。

但事物都是相对的。

也许印度对中巴开展战略合作也有不满, 对俄罗斯国力不振并已不能担负昔日安全角色感到失望,因此在中国更快速崛起的时代, 新德里无法拒绝美国伸出的核能合作之手。

印度既有源自历史和文化的自豪, 又有在当代毗连竞争的失落。

这种复杂感觉, 需他方尤其是竞争的暂时优势者设身处地为其着想与排解。

因此, 在新时代同巴基斯坦和印度这两个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共同进步, 将发展两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性都不用来针对其他一方, 将有利于同时缓解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威胁认知上的外部压力, 有利于减少印巴之间的不良竞争, 可能在总体上更有利于南亚的稳定。

我国也会因此获得更多的周边稳定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