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死亡”每个作家者有独特的关键词，鲁迅也例外。

鲁迅的关键词基本上都有暗藏在他的两篇重要的序言之中：《<呐喊>自序》（1922）和《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

阅读两篇序言，我们发现由这些关键词：寂寞、忘却、死、沉默、隔膜、无聊、麻木等组成了一个意义错综的网络。

在其中，死是一个中心纽结。

可以说，“死”之于鲁迅，犹如“审判”之于卡夫卡，“瘫痪”之于乔伊斯，是关键词关键词。

在具体的作品中，这个词被溶解和浓缩，派生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词，这些词围绕着它进行向心——离心的旋转或扩延。

一、反讽是解读鲁迅关键词的一个最佳出发点。

值得注意的是，序言本身就是两个反讽式的陈述。

词语互相说明着有不断破坏着彼此的词典意义，以至于它们超越了序言的散文性的实用意图而具有诗的价值。

鲁迅曾说自己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

我们不妨把他的话转化一下：他不肯相信某个辞的字面意义，尤其是那些有着好名称的词的字面意义。

如果说，反讽带有“表里不一，似是而非“的性质的话，那么，鲁迅本人的怀疑气质和反讽的性质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换言之，他的气质构成了他的文体的始基，造就了反讽式的叙述策略。

在鲁迅的小说中，我们到处都能发现反讽的杰出运用。

美国学者帕特里克·哈南认为，反语（即反讽）是鲁迅小说第一个，也许是最显著的特点。

在这个大的语境之内，鲁迅的词语必然“充满意义”或同时并蓄数种意义。

反讽离字面意义最远的距离最偏的角度突破常用语言的规约，赋予词一种敏感和适应能力，授予词性的奇异和含混。

借助反讽，鲁迅成功地抵抗的伪抒情主义。

伪抒情主义是浪漫主义的一种病态发展。

五四时期流行的抒情小说，有很多大用大量空洞华丽的同义词镀饰出来的“半成品”。

在这样的作品里，词语只能承担扁平的意义，而在鲁迅这里，词语经过反讽的“淬火”工序之后，经的起“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的考验”。

二、出于对死亡的憎恨，鲁迅写出了死亡——肉体的死亡和精神死死亡。

鲁迅一直被死亡意念所缠绕。

他一生都在感受触摸和思考死亡——它的恐怖、它的寒冷和它的无所不在。

他在死亡的阴影下成长——祖父因为科考贿赂而被判了“死缓”，父亲忧愤成病，久医不愈。

于是，同死亡争夺亲人就成了周家人的日常生活，也就成为鲁迅早最深刻的记忆。

他在死亡谣言的追击下求学南京——“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便以为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是将灵魂卖给鬼子……”在这里，“走投无路”意味着绝境，而“灵卖给鬼子”意味着与“鬼”为伍。

所以，在鲁迅的亲人看来。

他的“走异路，逃异地”就等同走不归的死路。

实际上，逃出家乡之后，鲁迅再也不能“回家”了。

隐喻层面上来讲，他的确把灵魂卖给了“鬼”—摩罗。

摩罗是“挣天抗俗”魔鬼，是“国民的公敌”，是令一切正统意识和识时之彦畏惧的化身。

但是，在黑格尔看来，摩罗却是历史前进的杠杆；在鲁迅看来，摩罗是“旧弊之药石”新生之津梁“，也即中国历史惰性的解毒剂。

摩罗代表着“否定和怀疑”的精神，一种思想主义。

由于它存在，西方历史才能沿着否定——肯定的路线作螺旋式上升；由于它的不怎存在，中历史似乎总是在“封建主义”立场范围作循环运动。

我们虽然有老子的“福祸“辨证论，但我们从来没有给“恶”一个伦学上名分。

“恶”从礼教体系被放逐出去了，而具有怀疑和否定精神的摩罗们也就招致构陷和虐杀。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确是与“鬼”为伍，成为拜伦、易卜生、尼采的同道，成为庸众放逐，他一度放弃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固定的”职业（一直到19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还只能在一种职业“士大夫”范围内选择自己的立身之处。

除了个别的“有识之士”外，如李时珍，几乎没人会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向别的知识领域发展），转向医科：“预备卒来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伯疾苦。

”从这个选择里，我们看出鲁迅对现代科学的信仰。

犹如他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鲁迅迷信技术文明的威力。

当时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西方的强大根植于他们优越的科学技术。

对于鲁迅来说，现代医学将成为死亡的对手。

然而，还有一种死亡是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那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人便是来鉴赏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是一个人的死，又是许多人的死，甚至是“全部”的死。

鲁迅用了一个“一样是……”的类比来建立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讽，即从读者的理解中产生，而小说人物却不曾意识到的效果：“示众”原本是一个羞辱将死者的仪式，现达个仪式却变成了一场盛宴。

于是围观者就变成人肉宴上的食客。

便同时，在他们自己浑然不觉的情况下，他们也成为示众的对象。

鲁迅在反讽的意义上捕捉到了别致种死亡：人们不再会感到别人的精神上的痛苦。

这情景使鲁迅感到“大恐惧”。

在这里，“恐惧”意味着精神上的深度惊骇和焦虑。

人正是从对死亡的恐惧出发进而关注“何为生存”，“人往何处去”等终极问题。

焦虑则意味着灵魂的不安，不安启动怀疑，而怀疑导致发现：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

在中国现代作家里，鲁迅第一上发现了精神上的普遍的死亡。

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发现同时又是世界性。

实际上，精神站的死亡。

不仅是中国独有的困境，而且是整个现代世界的精神灾难：“整个人类生活，如同死屋囚犯的生活一样，正在变成一场噩梦。

简言之，人在精神上已经死了。

具有反讽味的是，从尼采到雅斯贝斯都把这种死归咎于理性主义的过度扩张，而在鲁迅这里，这种死则是由于古国的人民从来没有经受过理性主义的洗礼。

由是，鲁迅憎恶死亡。

如果说，他从前的憎恶还停留在“抗拒肉体上的死”的层面的话，那么在经历了“示众”的一幕之后，他的憎恶则发展为一种反思意识：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分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出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憎恶人文关怀的反思意识则是反讽的内核——一种导生于思想上的怀疑主义的修辞学上的怀疑主义。

弗莱说：“持续改变人的社会意识的关怀神话，常常始于一种也许最好称之为生死之罪的东西：这些是伟大的情绪变化。

”②在这个层次上，憎恶是比家更深刻的定义。

从这种憎恶里产生了鲁迅的愤世嫉俗的悖论和怀疑主义的激情。

对此，李长之富有卓见地指出：鲁迅依然是持有丰富强烈的情感的，可是因为太丰盛而强烈了，倒似乎在那时可以别着一口气，反而更有去冷冷地刻画一番的能力，这样，在似乎残忍而且快意的外衣下，那热烈的同情是含蕴于其中了……③出于对“庸众”的憎恶，尼采写下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出于对死亡的憎恨，鲁迅写出了死亡——肉体的死亡和精神的死亡。

可以说，死亡造就了鲁迅的内在经验世界④，并构成了他写作的全部。

这是他的不幸，又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在中国特有的“乐感”文化语境下，死的另一层含义就“轻的”乐观主义。

国人非常忌讳“死亡”这个词，他们一味地躲不过去，就把它含糊变成其他的概念。

在《祝福》中，“死”一词就被替换成了“老了”自居，并把“老”馈赠与人，因为“老”意味着权威、尊严、权力。

通过这种近乎自欺的手法，国人也就转移了“死”的本来意义，自己造出一个奇妙的幻觉，从而逃避了对死亡的思考，进而掩盖了一个社会和历史的梦魇：人们必须毫不同情地吞噬他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

此处，回避死亡的问题升级为对死亡的绝对服从。

就这样，词在一次次背叛了它的字面意义之后，抵达现实的本质：死亡问题是国人认识结构上的一个空白。

一个典型的证据就是：《祝福》中那位叙述者“我”，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就拒绝回答祥林嫂的问题。

他说自己，“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这就意味着，他从来没有思考过“生死的意义。

”然而，鲁迅却在目睹死亡的感受和领悟。

他不仅是死亡的发现者，而且是从死亡中收获的思考者。

三、死亡构成了他的诗化小说的主题他说自己的小说“多取自病态社会的不幸”。

在普通词典里，不幸的意义之一就是死亡的婉语；在鲁迅的词典里，这个词就死亡。

许多评论家根据故事情节、主人公、人物类型把鲁迅小说分为知识分子题材、农民题材、乡土题材等。

实际上，它们都是“同一题材”（死亡）的连续发展。

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到大量的死亡，而且都是非正常死亡：虐杀（狼子村的“大恶人”被人挖出心肝，用油煎炒了吃：夏瑜被砍了脑袋：还有“疯子”——在小说的结尾时，他虽然还活着，但他已经被众人打入“死牢”之中，而且人身安全没有保证，因为众人早已有了活活打死他的计划）；误杀（庸医乱用“良方”误杀了华老栓的儿子和单四嫂子的宝儿；长庚恶意的谎言断送了顺姑生命）；自杀（魏连殳死于自杀性的放纵；孔乙己、祥林嫂和子君有可能都是自杀）；惨杀（祥林嫂的阿毛被饿狼吞噬；眉间尺、宴之敖和国王三头相啮，同归于尽）。

在所有这些死亡中，最悲怆的是爱情的死亡。

《伤逝》是鲁迅唯一的一篇爱情小说，但是叙述的重点不是爱情了生的经过——那通常是许多传统意义的爱情小说的精华部分，而是爱情是如何逐渐冷却为爱人之间的隔膜。

爱情的死亡是现代文学了展起来的一个悲剧性的难题。

尽管在古典的爱情悲剧作品里，情人也会死去，但他们拥有的爱却不会死亡——在这类小说中，“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绝唱”是主旋律，死亡成为爱情的永恒的反衬。

那时，情人们面对的主要是一些外在阻力，比如财产、门第、社会习见等；而在现代世界里，爱情本身异化为阻止自我完整实现的阻力。

涓生说：“大半年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

”在五四作家中鲁迅第一个意识到现代爱情的双重性——责任和义务把双方维系在他们一度叛逃的的世界的常规里。

正如帕斯所说：“创造和毁灭在爱的过程中融为一体。

”爱情改变了子君，把她变成了一个敢爱、敢选择的新女性；还是爱情改变了她——在另一层截然不同的意义上：她把自己禁锢在家的天地，同时关闭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精神上，一个人失去了思考能力，就等于失去了灵魂。

即使在没有明显出现死亡事件的小说里，叙述者还是以某种方式暗示了死亡的迹象。

《风波》中，有一幕黑色的插曲；七斤被剪去了辫子，在七斤嫂和邻人的眼里，他这等于是自取死罪，所以，七斤嫂一口一个“死囚”地诟骂，还非常担心一家人会被牵连进去；邻人也幸灾乐祸，因为他行将就死了；七斤自己也是一副坐以待毙的样子。

在《故乡》中，成年的闰土是苦得“像一个木偶人”，这个比喻实际上也在是一种暗示：那个叙述者记忆中的闰土已经死了，而眼前的这个正走在慢性死亡的路上。

即使那些肉体死亡的幸免者呢，也在经历着另外的死亡：记忆的死亡（忘却），情感的死亡（麻木、隔膜），语言的死亡（沉默），理解的死亡（寂寞）和意义的死亡（无聊）等。

这种精神上的死亡，远比肉体意义的死亡还要使人恐惧。

肉体意义的死亡只是一种生理现象，是自然法则的不可抗力。

但是，精神上的死亡则是一种虽死犹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