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应与“经济体制”改革同行左河水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取得了经济发展的惊人成绩，但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却很遥远。

特别是我国在一些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一直迟滞不前，使一些社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明眼人都知道，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社会正当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广泛而恶劣的寻租活动之结果。

在目前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

特别是避免不走到绝路决不回头的历史陷阱，成为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应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积极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

一、经济改革开放的历程与制度思考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外出视察，眼光盯住了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的深圳（当年沿海的小渔村）。

如何尽快让亿万群众富裕起来，中国如何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等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新时代。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改名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

1984年，国家进一步开放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接着开辟“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厦漳泉”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增设海南经济特区；1988年5月，在“中关村”成立中国第一个国家级的高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0年4月，更是作出了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1992年，邓小平再次来到深圳特区。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特别是在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犹如歌曲《春天的故事》所唱的那样迅速在全国全面展开并迅猛发展。

30余年的历程，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成果。

世界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和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通常是由两个“车轮”驱动的，即“技术”和“制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与技术水平处于落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的效率及更高的技术是对先进国家已广泛存在的东西的借鉴。

至于我国是否能够广泛地运用好这些新技术，则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了。

而在“技术”和“制度”这两个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制度显然较之技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我国在30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历程中，有意或无意形成了一种“双轨制”的制度环境。

其一是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经济享有着特殊的待遇，在各种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上处于垄断和优先的地位，但它却仍然按照行政性命令经济的逻辑运转。

企业的负责人仍由党的组织部门和后来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照一定的行政级别采用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任用的办法和程序进行任命，经营风险基本也与企业的负责人的关系不大，其个人的思想道德、作风行为等问题处于半失控的状态。

其二是新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也依附或隶属于基层政府，但其供、产、销则是由市场导向的，在政策支持和资金、资源的的配置上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对极少，经营风险由自己承担。

这种制度环境最后造成了经济和社会的多种后果。

好的方面，它给了民间创业活动的一定空间，使中国的民营企业迅速成长了起来；中国上下的工作积极性、个人的知识智慧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

同时，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和外国直接投资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不足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广泛的寻租环境，培育了腐败的土壤，埋下了难以根除的腐败祸根；中国的党政官员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一边高喊发展市场经济，又一边死抓权力不放手，反过来又妨碍着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不公平现象，无限制地拉大了地区之间、个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差距。

到如今，如果还不能及时地通过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来消除这一祸根，就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甚至危及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二、中国迫切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适应，才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相对缓慢，出现了生产关系落后于生产力，上层建筑落后于经济基础的情况十分明显。

邓小平“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观点在当时是有明智之处的，但这个“先”与“后”是有特定时间和条件的，却不是无期的，更不是“行”与“停”的关系。

小平在1978年10月的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

”关于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的区别问题有经济学家打了一个比方：在一个团体中，有一批人想去吃饭，“市场决策”就是每个人自己选择，想吃什么就去买什么，使每个人的偏好都能得到了满足。

“政治决策”，则是要求大家必须吃一样的东西，而“民主政治”就好比大家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吃肉还是吃鱼，有50%以上的人说吃肉，大家就必须吃肉，你不想吃肉而吃鱼是不行的，所以民主是迫不得已的办法。

因此，我们在确立好产权制度之前，当政府还控制大量资源的时候，使原本应交给市场解决的决策掌握在政府手里，不仅导致经济效率损失，而且还会滋生严重的腐败。

所以，我们应该首先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范围，尽可能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体制改革，基本都集中在对党内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如：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对权力的监督；1980年实行的党政分权；建立离退休制度等。

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有政治体制的不适应性愈加明显。

从1986年开始，中央建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总体设想。

中共十三大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节点。

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的原则，包括绝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而是“必须逐步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努力克服官僚主义现象和封建主义影响；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

”它以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作为出发点，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当时的总书记赵紫阳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过程，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

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

”纵览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经济改革的三十年多年，使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建国以后取得的重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取得了新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在政治体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影响着经济的继续向前发展，必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予以解决。

其主要表现为：一是，政治体制较于落后，不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不利于我国完成融入国际社会、强大经济实力的新任务、新要求。

改革开放作为一项国策已经实施三十多年了，邓小平的“先经改、后政改”的战略在我国取得了成功，这是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的地方。

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国的政治改革步伐缓慢在某些方面已经束缚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已进入改革的深水区，是实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和关键时刻，不可再拖延而误国误民。

二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缓慢，任人唯亲、买官卖官的现象十分严重。

国有企业负责人的任免方式与程序不符合现代企业发展的要求。

一些失德无才、贪污腐败的人混进各级领导班子，败坏了党的风气和形象，破坏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阻碍了我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一些不懂企业的官员，用行政机关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掌管国有企业，依靠政府资源和垄断经营获利，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影响了我国市场经济公平与健康的发展和壮大。

三是，在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上，还有很多问题急需完善。

譬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政治制度等还很不完善、很不健全；政治监督的改革还缺乏力度，从而使腐败不绝、吏治失范、权威流失等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四是，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任务虽然提了出来，但还缺乏研究和探索，远远没有破题。

有许多过时的、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条条框框及老思维、老概念不敢突破。

有些问题口头说不合理、不科学，但改起来却无勇气甚至有人还舍不得。

三、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与阻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20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探索。

有专家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党的十三大提得最响，在80年代末遭受挫折之后，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

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成为中国的主体性改革；进入本世纪，社会改革又成为了中国的主体性改革，政治改革缺乏实质性的举措和行动。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成为主体性改革是政治改革不重要或者不存在，也不是说就放弃了政治改革。

其实，党的十五大提出要建立“法治”社会，以把法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

十七大还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及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问题。

在下一步我国政治改革的“着力点”应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第一，政府的权力转移。

从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转变成专注于提供公共服务的有限政府。

政府因掌握的钱多，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便易于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权力寻租；政府涉足经济，还会出现官员拿公权与民争利的情况，引起广大民众不满于反抗。

第二，建立完善、严密、配套的监督体系。

我们不仅要强化体制内的监督，完善问责制、实行官员收入公开制，还要增加民间力量的监督，或者让体制内的部分机构演化成公共的监督机构。

比如媒体，可以从产业和文化软实力承载者的角度去重新定位，改变管理方式，使其成为更有效的监督“公器”，而不是某个党的喉舌。

第三，加快法治建设。

通过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实现公正、规范的政府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以法治化为保障，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第四，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结合起来。

把发展民主与健全法制有效地结合起来，坚持依法治国，使民主化真正制度化、法律化，使整个社会更加公平、公正、平等、合理。

第五，国家行政权力的授权、限制与监督问题。

目前，国家干预市场太多，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本身的问题了，它是涉及到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继续向前的政治体制问题，也关系到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真正实施和顺利实施的问题。

政治体制的改革是解决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的问题，是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的问题，也是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