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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摘要: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正确的和强有力的领导,追求正确的政治价值和利益以适应相应的社会制度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也必须要有科学的方法来作为指导,不能盲目的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增加。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放眼整个中国社会,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是一个尤为重要的政治议程。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走中国特色的道路,而不能过分借鉴甚至照搬照抄他国方法经验。

真正的为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添砖添瓦。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利益法治公平正文:一、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所谓政治体制就是指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和实施形式,是管理国家政治事务的规范体系.具体指与国家根本制度相适应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具体制度。

也是体现一个国家政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在社会政治发展史上有两种革命,一种是解决基本制度问题的革命;一种是解决具体体制问题的革命。

政治体制改革应该属于后者。

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政治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对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机制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以便调整政治关系,优化政治制度,巩固政治统治。

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是层次不同的两个概念。

政治体制改革对自身来说,是一场革命对政治制度来说,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

中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二、为什么中国政治体制要改革首先,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决定的。

政治体制属于上层建筑,应该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是在不断发展的,这要求上层建筑要随之不断调整和完善。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要求政治主体自觉进行调整和改革,体现和发挥政治主体本身所规定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

第二,现在中国社会中所表现的因政治体制弊端和不够完善引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要求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目前我国政府机构的现有设置、职能、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

政企不分,职能重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这些问题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也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了严重的负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理顺党政关系,优化权力结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完善民主法制,焕发政治活力;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第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由政治的本质和政治关系决定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政治为在特定社会经济关系及其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系。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治主体应该通过社会的公共权力来确认和保障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利益的内在矛盾——利益实现要求的主体性与实现途径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利益形式的主观性和利益内容的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目标性与手段性之间的矛盾、利益的具体有限性与利益发展的无限性只见的矛盾,再加上政治体制的弊端使得整个中国当前的政治主体淡化了公共利益的意识,在此利益主体的内部性显现的十分明显,其角色的公共性淡化,私利化程度提高。

要克服和控制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最行之有效的措施应该是制度上的革新。

第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殊时期出现的新事务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越发表现的明了化,导致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具有历史性特色的新事物,其中大型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之一。

现在中国房价居高不下很大一部分原因与中国房地产业利益不断集团化有关。

虽然中国现在的特殊利益集团还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过程的重要环节,但是中国的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的政治决策;经济干预政治开始萌芽,某些领域的权利开始失控。

使得政治决策所能代表的利益的公共性减弱、社会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严重,严重影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和谐发展。

遏制中国利益集团干预政治的现实要求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怎么样进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首先,要有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要改革就必须涉及到利益如何再分配的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本质就是利益的改革。

所以这就需要有强有力的力量来主导这场改革。

在中国当前的国情和社会矛盾——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下,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既然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必须保证领导力量的正确导向性和相对高的社会素质。

为此要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和增强党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内在结构的优劣是决定事务功能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须先优化自身党内的结构;真正保证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确保党内成员阶级复杂化程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面临如何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贯穿政治体制改革全过程的。

在同一个过程中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有效的、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和有利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开展和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加强将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顺利进展。

因此要将反腐倡廉工作寓于政治体制改革之中。

第二,要确定和坚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但基本上都会涉及到这几方面,适合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建立高效的政府和公共管理体制、完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等等。

在此可以总结归纳为完善我国的社会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目标的确定必须要求要相应的原则来作为指导。

这里提出总的原则有:效率和公平原则——在这里不主张过分的强调效率优先,应该在现在原有的基础上更大的体现公平原则,保证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差的合理化。

权责一致原则,拥有多大程度的权力就应该承担相应程度的责任。

应该大力发展中国政治体制中的问责制度,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形成这种问责的氛围。

法治原则,法治原则是相对于德治而说的;改革开放以来“德”似乎在整个社会中的标准逐步被淡化而失去了普遍的适用性,为此必须坚持走法治道路;所谓的“德治”必将扭曲改革的方向——使中国离民主法治越来越远。

第三,提出几条具体的措施。

完善选举制度,循序渐进地推进直接选举制度地范围扩大化,现在的中国选举中只有村一级的选举才是直接选举,根据中国的现状是很有可能和必要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的,使官员们更大广度和深度地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组织部和下级的人大、党代表负责。

防范政治利益集团的形成和蔓延。

减少既有的政治力量对选举的干预;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选举的公平性进一步体现出来,从1953年《选举法》开始,我国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选举权便处于不平等状态。

如现行1995年《选举法》规定,在分配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除乡人大)代表名额时,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分配。

这样一来,农村人口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被代表权便只有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就是“四分之一”条款。

这样的规定是明显有失公平的,是对农村人口的歧视。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四分之一条款违反了这一基本宪政原则和平等原则。

所以这里认为对于四分之一条款的废除是很有必要的。

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是合理利益分配和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要求和有效措施。

提高司法领域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现在的中国的司法机构和其所拥有的职能是很不独立的,行政力量对其的干预是很大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司法机构似乎是隶属于行政机构的。

这就使司法机构不仅要对人大负责,受党领导还要对当地政府负责。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讲司法独立就是一纸空文,一纸空文的司法独立的条件下来谈法治也只能是一种理想。

所以要建立法治的政治体制必须要提高司法的地位和独立程度,当然是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独立。

避免走西方式的“三权分立”的道路。

对政府和事业部门的管理加入企业管理的元素。

所谓企业管理,就是企业以自身的目的及战略目标出发,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在企业管理领域有许多的管理理论,如目标管理,绩效管理等等。

但是政府和事业部门的管理所追求的价值和目标是不能企业化的。

企业管理的目标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政府和事业管理的目标是以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方式,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

这一点应该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应然性所在,政治体制中所能引入的企业管理的元素只能是管理的方式而不能用企业管理来代替政府管理。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部门要走出企业管理所崇拜的“效率第一”的价值取向的误区。

对于政府来说效率只能是作为一种手段和方式而存在,而其自身所追求的应该是更高的境界——公平。

追求效率应该是为追求公平的服务的。

结语。

几十年以前,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战胜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通过改革开放的提出和实施,中国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而如今面临的政治制度改革已经成为阻碍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显要的瓶颈。

为此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亦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

改革一定要坚持到底,坚持民主法治和公平的原则,合理正确实现权力的有效控制和利益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和进步,真正的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江泽民文选。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黎民。

公共管理学。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王浦劬等。

政治学基础。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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