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Ξ□　白　云 摘　要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著作,集中体现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史学理论成就。

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较完整地反映了两人对历史编纂学的认识,对今天的历史编纂学研究与实践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　刘知几;章学诚;《史通》;《文史通义》;历史编纂学;思想中图分类号　K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02)05-0020-06 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史学理论家,《史通》和《文史通义》集中体现了两人的史学理论成就,刘知几《史通》注重“史法”(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探讨,而章学诚《文史通义》侧重“史意”(史学思想和功能)的阐发,但二书对各种史书体裁、体例的流变和得失都有详尽的论述,集中反映了两人的历史编纂学思想。

本文即以二书为中心对刘知己、章学诚的历史编纂学思想略作探讨比较,以期有助于理解和借鉴两位大师的史学理论成就。

一　“六家二体”与“记注撰述”: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古代史籍的划分史书的体裁和体例是历史编纂学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它们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之上的。

“六家二体”,是刘知几对古代史籍的划分,侧重于史书形式和内容的把握,其《史通》即以《六家》、《二体》开篇,总括古代史籍。

《六家》篇云:“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1](六家)认为古代史学是发展变化的,史书体裁是不断演进的,他把古代史籍分为记言体(《尚书》家)、记事体(《春秋》家)、编年体(《左传》家)、国别体(《国语》家)、通代纪传体(《史记》家)、断代纪传体(《汉书》家)六家,并一一考镜其源流发展、宗旨意趣和利弊得失,认为“考兹六家,商榷千载,盖史之流品,亦穷于此矣”。

“而朴散淳销,时移世异,《尚书》等六家,其体久废;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汉书》二家而已”。

[1](六家)于是专门设《二体》篇,对二体(编年、纪传)衡长论短,认为二体“互有得失”、“各有其美”,“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当“并行于世”。

[1](二体)刘知几把二体看作正史,视为古代史学之大宗,“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1](二体)另外,又在《杂述》篇中列了偏记、小说等十种,①一一阐明其源流和史学价值。

“六家二体”(含《杂述》)基本括尽了古代史籍,浦起龙说“《六家》举史体之大全,《二体》定史家之正用”[2](二体),后世学者如张孟伦、苏渊雷、张振佩等均赞同此说。

但不少学者多讥刘氏的史籍分类或过于琐细、或标准不一、或未括尽古代史籍等,②有些苛刻刘知几。

“六家二体”论的重要理论贡献在于:一是刘知几以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史书体裁体例的发展变化,对隋唐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进行了全面总结,贯穿着“通识”观念,是《史通》一书的基本精神;二是刘知几用“区分类聚”、“考辨源流”的方法,把“类”与“流”结合起来,从史体流别上去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的主流大势,抓住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本质和特征;三是刘知几对古代史学的把握从史籍分类入手,并以探讨史书体裁体例为重点,由“六家”而“二体”,由“二体”而“纪传体”,在《史通》中以相当大的篇幅详细探讨了史书体裁和史书编纂,尤其　第4卷　第5期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V ol.4　N o.5　2002年10月 Journal of Mengzi T eachers’C ollege Oct.2002Ξ收稿日期:2002-05-30作者简介:白　云(1965-),男(彝族),云南建水人,云南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宣传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史及史学理论研究。

云南蒙自661100是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和编纂经验,这是十分重要的。

“史书体裁不仅仅是史家对于史书表现形式的选择,它也反映着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和认识”[3](P49),凝聚着史学家丰富的思想,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甚至是核心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也是史书体裁辩证发展的历史。

可见,刘知几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把握是深得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的。

与刘知几从史书形式上划分史籍不同,章学诚是侧重于从史书的性质和作用上去把握古代史籍,将史籍区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门宗。

他说:“《易》曰:‘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间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

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

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4](书教下)章学诚不仅以记注(资料汇编)和撰述(独见之著)来概括古今史籍,而且以“方智”、“圆神”来说明两类史籍的性质和基本要求,揭示出“记注”的特点在于保存资料,故其贵博取广搜,赅备无遗;“撰述”的特点在于史义,即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故贵抉择去取。

章学诚所说的“方”,是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够储存、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圆”,是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够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认识。

[3](P721)记注体“方”是“藏往之学”,撰述例“圆”是“知来之学”,这是章学诚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学功能的认识。

章学诚还以“方智”、“圆神”去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变化,得出了“神奇化臭腐,臭腐化神奇”的理论,“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认为“事屡变而复初,文饰穷而反质,天下自然之理也”。

[4](说林)极富辩证认识,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提出了他“独到的总结中国史学发展的方法论,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创新之见”[3](P721-722)。

同时进一步阐述了记注与撰述“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4](报黄大俞先生)的关系,“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知以藏往,学者之记诵也。

才识类火日之外景,记诵类金水之内景也;故才识可以资益于人,而记诵能受于人,不能授之于人也。

然记诵可以生才识,而才识不能生记诵”[4](杂说),两者性质不同,作用也不一样,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

[4](报黄大俞先生)只有记注制度详备了,才可能比较客观全面地完成记录时事的任务,撰述也才可能不受义例所拘而“因事命篇”。

记注是撰述的基础,撰述是记注的发展和结果,二者是密不可分的。

章学诚关于“记注”与“撰述”的区分以及二者辩证关系的论述,对当今历史编纂学理论研究和实践是有启示和借鉴意义的。

二　“求名责实”与“史不拘例”:刘知几、章学诚关于史书体裁体例的评论对史书体裁体例的研究和评论,是刘知几《史通》一书的重要内容和最大特色,一是提出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

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的著名理论。

[1](序例)把史书体裁体例看得和国家大法同等重要,前无古人;二是对唐代以前的史书体裁、体例进行了总体把握,尤其《六家》、《二体》、《杂述》等篇,总结了关于古代史书体裁体例的理论体系,也是古来第一人;三是详细论列了当时最流行的纪传体史书的体例。

可以认为,刘知几对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进行了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和清理。

更应注意的是,刘知几将中国古代哲学上的重要范畴“名与实”引入史学批评,用来揭示史书形式与内容、名称与实际的关系,提出“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的理论,[1](题目)认为实是第一位的,名是第二位的,名由实来决定,这是有其重要理论贡献的。

其一,强调“名实相允”,要求体例的严整划一,对规范史书体例、规范史书编纂有积极意义;其二,纠正了史籍中名实不副的现象,比如:批评《吕氏春秋》(吕不韦)、《楚汉春秋》(陆贾)“惟次篇章,不系时月,此乃子书杂记,而皆号春秋”,《魏略》、《梁史》“巨细毕载,芜累甚多,而俱榜之以略”,都是“名实不副”[1](题目)。

又批评“班固撰《人表》,以古今为目。

寻其所载也,皆自秦以往,非汉之事。

古诚有之,今则安在?”[1](题目)但在实际操作中,刘知几往往以“求名责实”、“考名责实”、“循名责实”作为考察史学发展和评论史学的基本方法,凡事总是先定其名,再责其实,即总是先确立一个标准,界定其内涵、性质,然后再以此为尺度去衡量评论对象,检验其是否名副其实,拘守类例、拘泥于成法,缺少灵活变通,强求事实迁就概念,是不足取的。

刘知几《史通》在评论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称谓等时都运用了“求名责实”的方法,先定其名,再责其实,运用得广泛而熟练,有悖于自己“名以定体,为实之宾”的理论。

这是与刘知几浓厚的封建“名教”思想相联系的。

章学诚虽也受到名教思想的影响,但其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认识和评论要比刘知几高明和进步,他提出了“史不拘例”的评论方法和原则。

《文史通义・书教上》开篇即言:“《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

而三皇无闻焉。

……以三王之誓、诰、贡、范诸篇,推测三皇诸帝之义例,则上古简质,结绳未远,文字肇兴,书取是以达微隐、通形名而已矣。

因事命篇,本无成法,不得如后史之方圆求备,拘于一定之名义者也。

”认为上古简质,不具体例,反不会为例所拘而能“因事命篇”。

又云:“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义例,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

”[4](书教上)表达了作者“史不拘例”的愿望和批评方12○白　云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22 蒙自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5/历史学研究○白　云　刘知几与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比较32篇,斯亦载笔之缺典也。

夫作史而不论前史之是非得失,何由见其折中考定之所从”[4](湖北通志检存稿・前志传),所以反复倡议修史宜设《史官传》。

实际上,历代纪传体史书多设有史家传,但除《汉书・司马迁传》、《后汉书・班固传》等能做到家学具存外,各史家传多以叙述生平经历为主,是典型的人物传记,难以明了史学法度、家学渊源、师承传授。

尤其设馆监修制度以来更是湮没无闻。

因此,章学诚主张设立《史官传》,“略仿经师传例,标史为纲”。

“依类为编,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10](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即以史书著述为经,传承流别为纬,阐明史学的渊源流别、作史的家学法度,探讨史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以嘉惠来学。

这种主张很有价值。

另外,章学诚还提出“定著别录一编”,“以治纪传编年二家之史”的主张。

他认为“纪传苦于篇分,编年苦于年合”,在史篇中单独列“别录”一编,标举一代的大事并将本书中的有关篇名附注其下,“冠于全书之首”,“次于本书目录之后”,“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网之挈纲”,这样就可避免纪传“篇分”而编年“年合”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