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史通》研究综述摘要：《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涉及历史概论、历史编纂学、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内容及其丰富，颇多精当之论，是史学史上的一部恢弘著作，给后人以及大启示，后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本文就建国以来对《史通》的研究做一综述。

关键字：刘知几《史通》研究综述产生于盛唐时代的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最系统、最具特色的体例完备的历史理论著作。

刘知几《史通》的著作思想与方法，对我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总结《过去只中国史学界》一文中就认为：“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对刘知几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做了充分肯定，梁氏所作的评价，并非言过其实。

后世对其《史通》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

一、史通的学术渊源、流传情况及影响“史通的产生是史学发展的要求，”“孔子作《春秋》，不仅建立编年史体的雏形，而且对后来的史学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

司马迁著《史记》，则又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体，由于统治者的利用，政治形势发展的要求，加之史学家的竞相模仿，因而在史学发展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可是由于后世史家大多袭其成法而不加变通，以至变成了如守科举之成法，如治胥吏之簿书，只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不敢稍作破格变通之尝试，于是这种史体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

刘知几的《史通》，正是面对着史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而写作的。

”①白寿彝指出：《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

……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牴牾；重视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

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刘勰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

”②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

……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

”“《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

”“《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

”③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①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②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二）》③许冠三：《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王充《论衡》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撰述形式，写出了《史通》”①。

许文重点分析了司马迁继《春秋》之业思想和所开创的通史家的道路、王充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怀疑批判精神、刘勰的史学思想与《文心雕龙》的编纂形式对刘知几的影响。

符定波认为，“刘知几把‘史识’作为‘好是正直，善恶必书’的高贵品质和勇敢精神，比孟子说得更明晰、更系统。

”②谢保成指出，刘知几对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等方面的总结，是直接继承了《隋书经籍志》史部的分类和序论而加以理论化的。

杨绪敏认为，“《史通》与《文心雕龙》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史通》继承和发展了《文心》的某些史学观点，但不乏分歧之处；在对待儒经问题上，两书存在严重对立。

因此，我们既不能忽视两书的某些内在联系，又不可简单地把《史通》说成是《文心》的仿效物。

而应该客观地比较其异同，实事求是地作出评价。

”③二、史通的宗旨、思想、理论和方法这些问题涉及到从总体上把握全书的核心所在，以及刘知几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贡献。

许凌云在谈《史通》的整体构思一文中，指出了“私欲辩其旨归，殚其体统”是《史通》“商榷史篇”的根本内容。

通识是《史通》的主题，是《史通》的灵魂，“史之称通，其来自久”，不仅有内容的通，亦有形式的通，不仅有精神的通，亦有方法的通。

仓修良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史学史》中对刘知几的史学思想做了三方面的概括。

一，进步的历史观：强调历史进化的观点和“论成败者故当以人事为主”，二，对传统一、观念进行大胆的怀疑和批判：批判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圣人的观念，并揭露出统治阶级互相倾轧的普遍性。

三、不彻底的无神论观点：对五行灾异说的批判，反对把神怪故事、图谶寓言之类写入史书，但却主张史书内容要增加“旌怪异”。

李秋沅在《史通》的求实精神一文中从三个方面评价了史通这本著作的史学特点。

一：“因俗”、随时。

指出史书的编纂必须“因俗”、“随时”，才能忠实地反应出历史面貌。

刘知几从史书的体裁、体例和语言三个方面论述了这个观点。

二、贵“直书”斥“曲笔”。

指出史学家并不是都能如实地记录历史。

歌颂了以直书见称的史家，“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

”并严厉批判那些曲笔逢迎史家，认为他们是“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三、信“灾祥”重“人事”，这是不是①许凌云：《刘知几学术思想渊源》，《齐鱼学刊》1992年第1期②符定波：《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渊源》，《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4期③杨绪敏：《〈史通〉与〈文心雕龙〉的比较研究》，《黄淮学刊》1989年第4期矛盾呢？对刘知几来说，既矛盾又不矛盾。

因为刘知几虽然不是一个唯物论者，但却是一个忠于事实、忠于历史记载的史学家。

他限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不可能摆脱灾异祥瑞荒唐说法的影响，特别是不能摆脱字战国以来形成的一阴阳五行为核心的天人感应说的思想桎梏。

其他，如赵英的《论刘知几伦理主义史学理论》，（《兰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陈秉才的《论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符定波的《刘知几的历史方法论》（《常德师专学报》1982年第1期），赵俊的《〈史通〉方法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许凌云、王学军的《试论刘知几的史学方法论》（《浙江学刊》1994年第4期），等等，均对此类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三、史通的历史编纂思想中国古代史学家十分注重历史编纂问题，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荀悦等均在其具体的史学实践中运用并总结出有关历史编纂的多种方法，积累起丰富的经验。

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编纂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史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记述方法和技巧是灵活适用的，等等。

《史通》对中国古代历史编纂成果从理论上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成为有关中唐以前历史编纂的重要典籍。

周晓瑜认为“刘知几借鉴经学领域的‘通义’体，创历史学理论文体，又借鉴诸子著作结构，创历史学理论著作结构；并创造性地采用史、辨、评相结合的评论方式，开辟了中国历史学理论著作方法的先河。

”①施丁认为，“刘知几肯定了司马迁的独创精神、实录精神和史学才华。

因此，全面来看，刘知几对《史记》是一分为二的，指出长短，而以长为主（《论刘知几和章学诚之评司马迁》，《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贾忠文指出：关于纪传史源流的评论，刘知几明确主张《史》祖《汉》流，并未抑马扬班。

关于纪传史诸体评论，刘氏只是无创新而已，并无抑马之说。

关于《史》、《汉》两家之评论，刘固然批《史》扬《汉》不少，但对《史记》赞誉和对《汉书》责难也很多，因此也谈不上‘抑马扬班’”。

②关于“史学三长论”研究作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究竟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刘知几提出了的“史才三长论”。

他虽未在《史通》中专篇作过系统而明确的论述，但史学三长的思想和要求却散见于《史通》的许多篇章中，特别是《核才》、《鉴识》、《辩职》、《杂述》、《杂说下》等篇，作了比较集中的阐述。

“三长论”指的是史学家的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作为各种知识合理有序的搭配，是史学家能否胜任①周晓瑜：《史通》的攥著指导思想与方法。

《文史哲》1999年第5期②施丁：（《〈史通〉“抑马扬班”再辨——与许凌云同志高榷》，《江汉论坛》1990年第10期其研究和编史工作，尤其是其能否创造性地推动史学进步的关键条件之一。

仓修良在其著作《中国古代史学史》一书中认为，“所谓‘才’，就是指写作文章的表达能力。

所谓‘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

所谓‘识’，则是指对历史发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

”①许凌云认为，“刘知几探讨史家主体意识即史家修养是对史学系统总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史学理论的灵魂和精髓。

刘知几对此认识，主要表现在‘史学三才论’和‘书法直笔记’的理论体系中。

这二者结合起来，构成刘知几对历史认识主体素质的全面要求。

”②“史识”与章学诚所提出的“史德”的关系：仓修良的《史德史识辨》认为，“二者所指的含义和内容不是一回事。

‘史识’是指对问题的看法或见解，如刘氏的‘独见之明’。

‘史德’则指史学家能否忠实于史实的一种品德。

因此，无论从字面或字义来讲，‘史识’都无法解释出具有‘史德’的内容来。

”③姜胜利认为，“‘史德’的基本内容在刘知几所论的‘史识’中已经具备了。

章学诚误解了刘知几‘史识论’的涵义，特撰《史德》强调其是‘史识’”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用以标明他与刘知几在‘史识论’上的区别。

因此，章学诚对史学应具备的条件所作的理论阐发，不在于首倡‘史德论’，而是深化和发展了刘氏的史才‘三长论’”。

④其他关于《史通》史料学思想的研究有许凌云的《刘知几的史料学思想》，耿建军的《刘知几对辨伪的贡献》等文章；关于《史通》历史文学理论的研究有李成良、邱应元的《〈史通〉的历史文学理论》，蔡国相的《〈史通〉所体现的文论思想》，韩盼山的《刘知几史传文的写作观念》等论文；关于初唐社会与刘知几的学术思想的研究有赵俊的《史学冲突与〈史通〉立场》，徐凌云的《刘知几评史馆修史》，代继华的《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还有不少文章就刘知几及《史通》中的一些专题加以探讨，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如张孟伦《评刘知几对〈三国志〉的评论》，瞿林东《读〈史通〉札记》，王振宁《从〈史通〉中的〈疑古〉〈惑经〉篇看刘知几的史学批判精神》，赵俊《刘知几对史学批评的反思》、《〈史通〉中所见之史学批评范畴》，代继华《刘知几学派简述》等等，不再逐一列出。

以上的这些成果显示了建国以来在刘知几及《史通》研究中，学者们的积极努力和作出的成绩。

但是，在这一领域中仍存在需要加以认真考虑和解决的问题。

①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235页②许凌云：《论刘知几的史家主体意识》，《孔子研究》1989年第3期③仓修良：《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④姜胜利：《刘知几章学诚史识论及其相互关系》，《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3期首先，应当充分考虑加强在更为广阔的当时社会背景中去认识刘知几与《史通》。

史学家的思想总是社会存在较为直接的反映，只有对其社会存在有全面的深刻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和把握其思想的产生、主要特征，穿透力的强弱、有无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短暂与持久，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