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思想界，人文精神的提法早已有之（１９９０年），但无一人回应。

语文教育界１９８８年也有人（陈钟梁先生）提“人文主义”概念，也同样没有得到人们回应。

直到１９９３年１月，我在语文教育界再提“人文精神”，才得到广泛回应。

我提“人文精神”与陈钟梁先生有着本质的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一，角度不同。

他是从“历史的教育思潮”的角度提，我是从“语言的属人本质”、“语文教育的属人本质”角度提。

二，主旨不同。

他的主旨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教育两股教育思潮相互更迭”；我的主旨在于“不可漠视语言和语文教育的精神生命本性。

人的生命精神是语言的本质属性，是语文教育的本质属
性”。

三，概念不同。

他用“人文主义”，侧重于“观念、思潮”，我用“人文精神”，意在突显“人的生命、人的灵魂”之于“语言、语文教育”的极其重要性。

我的文章中有着十分强烈的反“技术化”倾向。

我在中国语文教育界第一次提出“人文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人文精神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属性”。

文学界、文化界也曾热烈讨论过“人文精神”，时间较晚。

那是到了１９９３年下半年，华东师大王晓明教授等在６月份的《上海文学》《旷野上的呼唤》一文中提“人文精神”，文学界、文化界才围绕“人文精神”展开热烈讨论。

而我提“人文精神”，跟文学文化界的也有根本的不同。

一，针对对象不同。

他们主要针对“一，知识分子精神操守滑坡，二，严肃艺术受到通俗艺术冲击”这两种状况；我主要针对“语文教育严重漠视语言和语文教育的生命精神本性”的状况。

二，概念的涵义相异。

他们的主张复归“人文精神”的涵义，是复归崇高、庄严、神圣；我主张张扬“人文精神”的涵义，是张扬人的自由、人的个性、人的生命精神。

这是迥然相异的两种“人文精神”。

我们要特别注意分辨两种不同的“人文精神”。

一是，一味追求庄严圣化的“人文精神”；一是，世俗化的“人文精神”。

我所主张的“人文精神”是指后者。

严格说来，一味追求庄严圣化的“人文精神”不合“人文精神”的本义。

“人文精神”诞生于十六、十七世纪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最原初的、本真的涵义就是世俗化、人间化、平民化、生活化，以世俗化、人间化对抗宗教的神圣化、天堂化，强调人的多方面的自由愿望、生活的欲求，反对教会对人的种种世俗愿望的禁锢、压抑。

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的语文教育中，一些人主张“人文”，却恰好与“人文”原初、本真的涵义相佐－－一味主张复归神圣、复归庄严、主张政治思想教育，以之压抑世俗化、人间化、生活化、个性自由、精神自由。

这是对“人文”的浅解、曲解。

这是仍未摆脱自己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政治教化”情结。

这种浅解、曲解本身，就是一种“伪人文”“伪圣化”。

今天，我申说“人文精神”，基本内涵就是：强调人间化、生活化，充分尊重人的尊严，人的生命尊严（精神尊严、灵魂尊严），人的生活尊严（精神自由愿望、个性愿望、多元愿望），在封闭的中国语文教育中扩展人性的基本的生存空间。

一方面，强调以生命精神、生命灵魂来反对和抵抗“技术化”，让人的崇高生命精神、庄严情感充沛地张扬起来；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的入世精神、自由生活愿望，来反对和消解把人的精神宗教化、“伪圣化”，从而肯定人的多方面的自由生活欲求，使人的精神真正跃动起来。

它一方面主张神圣、主张庄严，一方面主张世俗化、人间化，它认为人自由的生命精神、自由的生命灵魂、自由的生活愿望，本身就是神圣、就是庄严。

大家要理解，世俗化、人间化绝不等于低俗化、颓废化、虚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