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诺伊曼和摩根斯顿提出最大期望效用理论，效用等于价值与概率的乘积，价值是主观的，概率是客观的。

后来萨维奇提出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认为效用等于价值与主观概率的乘积，概率也是主观的。

这更贴近现实，这在证券市场中的体会就是人们对风险的判定各不相同，每人对风险的判断基本都是有所偏差的，但我们的决策就是以主观风险为依据的。

可能一个非常安全的机会，但很多人却会认为那是非常危险的，而非常危险的情况很多人却认为是很安全的机会。

但无论是最大期望效用理论还是主观期望效用理论都是以理性为基础，排除了情感因素，一个现实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在100%稳得3000元与有80%机会得4000元之间进行选择时，大多数人选择稳得3000元。

在100%损失3000元与80%损失4000元进行选择的时候大多数人选择后者。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选择，效用等于价值与概率的乘积，但大多数人的选择都偏离了“理性”，然而这个问题研究者并没有深究，简单的归纳为忽略了人“非理性”的情感因素，事实真的就这么简单吗？即使人们知道100%*3000=3000，而80%*4000=3200，3200>3000,我想肯定有很多人即使知道3200>3000仍然会选择稳得3000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难道对于这样简单的问题人类进化了几千年仍然不能进化到自动选择最优结果吗？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桥牌是高级的智力游戏，充分体现人类的智力水平，但在桥牌中有一中安全打法，是大家追求的目标，安全打法是预防牌张不利分配而采取的一种保险措施。

假设例如在你所关心的一个花色中，对方牌张如果是正常分配，则你在这个花色中就将一墩也不丢失，但是当对方牌张的分配最为不利时，你就有可能丢失二墩；如果这里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得在牌张无论怎样分配的情况下都只丢失一墩时，这时你就有一个安全打法可用，而你必须使用这个安全打法。

换句话说，你在牌张分配有利时牺牲了一个赢墩，但你却在牌张分配不利时肯定不会丢失二墩。

这里没有去计算各种情况的概率，而是只要有安全打法就应该采用，如果按照效用理论，人们应该通过概率计算来决定打法，而一色牌的牌张的概率分配是只有有限的几种，概率是很容易事先就计算好的。

既然那么多人研究桥牌，为什么最后的决策结果却不是采用最优的效用呢？其中的深藏的原因应该有二：一是对于情感人来说，结果的实际效用并不等于价值与概率的乘积，而还有一个情感冲击值被忽略，稳得3000元与80%得4000元之间，前者的情感冲击值为0，而后者的情感冲击正值很小，概率很大（获得400元），而失去3000元的情感冲击负值很大，概率很小（一粉未得）。

多得1000元的喜悦*80%要小于失去3000元的沮丧*20%，如果把这个情感冲击因素考虑进去则两种选择的效用就不一样了，多得1000元可能淡淡的喜悦1天，而失去3000元可能深深的沮丧3天。

二是进化论范式提出的生态理性是个更好的概念，但它的对应性标准只讲了准确性、节俭性和速度，没有提出进退适应性。

实际上人类对于3000元与4000元的选择是一种进化的结果，是更高级的、更有弹性、更适应环境的理性，为了说明这点我将3000/4000元改成一个极端的例子。

如果你的生命有两种选择：一是100%活90岁，二是80%概率活120岁，20%立即死亡。

人们会选择哪种呢？我想几乎所有人都会选择前者，但按最大效用理论看应该选择后者，因为100*90%<120*80%。

用这个极端的例子就可以看出人类这种“非理性”的选择为什么是是更高级的、更有弹性、更适应环境的。

再看另一方面，如果把彩票改为1分钱投注，当然奖金也回相应下降，那么无论是否热爱彩票的人，都乐意掏出1分钱去撞撞大运，虽然这1分钱几乎可以肯定是白丢。

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是说明在普通情况下人们的决策是靠近效用理论的，但危害越大，人们的选择就会偏离效应理论而更保守，这是人类保护自己的方式（如生命选择），如果危害越小，人们的选择就会偏离效应理论而更激进，这是人类寻求跃进的方式（如1分钱投注）。

所以最大期望效用理论是一种理论的标准，而描述性范式虽然研究人类的情感因素，但仍然以标准化范式的理性结果做为评判决策的标准是错误的。

所以在研究最优理性结果的同时还要研究危害等级。

一般一个人的能力越强，他对危害的抗受能力也越强，因为即使遭受危害他仍有能力挽回损失，所以能力强的人常常更富于冒险精神，更大胆激进，换言之也风险意识更淡薄。

我在证券市场中表现就非常大胆激进，风险承受能力也很强，因为能力强所以敢于冒险，不过现在看当初的决策大多是错误的，不能因为具有很强的风险能力就去冒险，标准化研究范式有相当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最大期望效用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当的激进或保守，而不应该蛮干式、赌博式的一味冒险。

分清主观风险与实际风险，一定要让主观风险贴近实际风险，需要研究一下是什么因素最容易影响人的情绪与判断力，使得主观风险偏离实际风险，而这种偏离实际就是最好的、最安全的获利机会，这类同索罗斯说的：“市场总是错的”。

读书也笔记是意见很好的事情，能让自己细致深刻的理解书中的内容，就是有些累，要打很多字，当然，只有打这么多字才能让自己体会深刻，让知识一点一滴的内化到自己的头脑中。

今天读到卡尼曼和特沃斯基提出前景理论代替最大效用理论，根据前景理论，效用受决策现状（参照点）和未来收益变化的影响，在低风险条件下，价值函数曲线在赢区呈凸形，在输区呈凹型，即人们在获益领域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损失领域表现出“风险寻求”倾向。

这个观点和我前一读书笔记说的：人们在低风险时表现出“风险寻求”倾向，在高风险时表现出“风险规避”倾向——有点相似，但实际不同，刚看前景理论时，就想自己前篇笔记中的观点与其差异与熟是熟非。

首先的看法是前景理论似乎也很有道理，在收益3000与收益4000之间人们表现“风险规避”，在损失3000与损失4000之间表现出“风险寻求”倾向。

而我认为人们表现风险倾向的条件不是在于外部是收益还是损失，而主要是风险本身的程度，风险是考虑的第一要素，其次是收益，为了确认这点我改装了3000/4000的实验，如果100%稳得1分钱与千分之一的希望得1000元，会选什么呢？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这时人们仍然选择“风险寻求”而不是卡尼曼说的“风险规避”，所以人们并不是因为面对收益而表现出“风险规避”。

这时人们之所以选择“风险寻求”是因为此时风险很低，风险很低的时候，风险因素被淡化，人们就会尽量追求利益，因为承担的风险是可以承受的。

“一个人在损失一定数量金钱时体验到的不过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解释这种偏向时的原因说：恶劣心情远远大于得到相同数量金钱带来的愉悦心情”，这个是非常正确的，在上篇笔记中我提到：为什么人们最后的决策结果却不是采用最优的效用的原因之一是对于情感人来说，结果的实际效用并不等于价值与概率的乘积，而还有一个情感冲击值被忽略，多得1000元可能淡淡的喜悦1天，而失去3000元可能深深的沮丧3天。

——这个和卡尼曼的解释一致。

在证券市场表现得很明显，那就是赚钱的喜悦永远是淡淡的，亏钱的痛苦总是深刻的，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质中，避害比趋利更重要，避害是人类生存进化的第一根本，趋利是发展的次级要求。

在新浪一篇博文讲心理运动基本原理，其中最基本的心理运动形式就是趋利避害——这种动力是独立存在于每一个个体中的，是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其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推动力，因为是最原始的，所以也是力量最强大的。

而其中就力量大小来说，避害的驱动力更强于趋利的吸引力，而就持续性来说，趋利的吸引力更长于避害的驱动力，所以避害的恐慌强烈而短暂，趋利的的贪婪温和而持久。

卡尼曼提出权重函数，并称小概率事件具有超概率权重，举例如下：问题1： A： 0.1%的机会赢得5000美圆B： 100%赢得5美圆问题2： A： 0.1%的概率输掉5000美圆B： 100%肯定损失5美圆对于问题一大部分人选择A，说明小概率事件具有超决策权重。

对于问题二，大部分人选择B，这也说明小概率事件具有超决策权重，因为大部分人害怕失去较多的金钱而消财免灾。

首先这个解释是表面化的，因为这个实验可以说是一个特例，并不具备普遍性，比如，如果我们把以上问题的金额都放大1万倍，那么大部分人的选择就不一样了，尤其是问题一结果就会颠倒，问题二人们的选择也更困难而不定。

问题中的概率并没有变，那么为什么随着金额的变化人们的选择会变化呢？只能说明决定人们选择的真正因素不是概率的大小，而是利益与危害的权衡。

那么换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圣彼得堡悖论是书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但并没有做出解释，1730年代，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的表兄尼古拉·伯努利提出一个谜题：掷硬币，若第一次掷出正面，你就赚1元。

若第一次掷出反面，那就要再掷一次，若第二次掷的是正面，你便赚2元。

若第二次掷出反面，那就要掷第三次，若第三次掷的是正面，你便赚2*2元...如此类推，即可能掷一次游戏便结束，也可能反复掷没完没了。

问题是，你最多肯付多少钱参加这个游戏？该游戏的期望值：=(1/2)*(2)+(1/2)*(1/2)*(2*2)+(1/2)*(1/2)*(1/2)*(2*2*2)... = +∞当时伯努利是想通过该悖论证明最大期望效用原理的错误。

这个游戏的最大效用达到无穷大，但一般人只愿意花不超过10元钱来玩这个游戏。

我刚看到这个悖论的时候也很吃惊，首先是怀疑这个公式是否正确，凭直觉这个游戏的效用不应该是无穷大，如果是无穷大的效用那还不倾家荡产去追求？我先设想，圣彼得堡悖论这种扔法是后面是否能扔取决与前面扔的结果，如果如果让一个人分别扔一次、两次、三次。

一直下去，后面的扔与前面的结果不相干，那么无穷次的效用与彼得堡悖论这种扔法的效用计算是一致的，但感觉两种概率不一样。

但仔细想过之后发现他们的概率确实是一样的，这个公式确实没算错。

那么面对一个无穷效用的决策为什么人们只愿意花区区不足10元来玩呢？其中的秘密就是这个无穷大的效用实际是有无穷多个非常非常小概率事件累积而成的，而这些小概率事件显然是几乎不可能的，谁都知道连续扔5次正面是很难的，更别提连续100次、1万次、1亿次了，把这些小概率事件加起来虽然可以达到无穷，游戏者都知道那几乎与自己无关。

所以这个悖论的真正原因是小概率事件会被忽略。

这个结论与卡尼曼的结论完全相反，而现实中也有很多例子佐证卡尼曼，最典型的就是彩票了，彩票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但参与的人非常多，这是与圣彼得堡悖论完全相反的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小概率事件本身，这里是人们对小概率事件的感觉，如果人们明显感觉这是一个小概率事件，那么他就会忽略小概率事件（注意这里是感觉而不是知道），对于彩票的小概率所有人并没有也没法去真正感觉这个概率的大小，而扔硬币几乎没个人都有这样的切身感觉，深深知道其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但彩票就不一样，人们没有感受，也就乐意一试，即使是试卷问题中的所谓0.1%的概率这样的题目，人们对这个的感觉也是缺乏的，如果我们把卡尼曼的试卷问题改为：问题1： A：仍1000次硬币其中999次是正面则会赢得5000美圆B：肯定赢得5美圆我相信所有人都会选择B，完全一样的题目，只是把概率由数字变成实际感觉，为什么所有人就会改变选择呢？问题的关键就是人们对概率的感觉，而不是概率本身，所以如果把概率事件在决策中的作用正确的描述应该是主观感觉的小概率将被人们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