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保护你？我的财产
——读《政府论（下篇）》有感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他的一生经历了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此，他的思想是1688年英国封建贵族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妥协的产儿。

在《政府论（上篇）》洛克主要批判了拥护封建王权的菲尔麦的君权神授说，而在本篇中，洛克系统提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试图以自然法学说说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从自然状态出发，批判封建集权制度，主张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国家基于契约、立法权为最高权力、国家权力分立和人民有权反抗暴政等观点。

具体来说，《政府论（下篇）》是以“政府的目的是保护私有财产”为主线的。

洛克开宗明义地说道，我认为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福利1。

首先洛克描述了自然状态是一个有自由、有平等、有自己财产的状态2，自然法统治着自然状态，自由平等和财产都是人们的自然权利，但自然状态却缺乏公共的裁判者，因此当它的成员收到损害时，就会有不能得到申诉和决定争论等种种不方便之处，通过社会契约所建立的“公民社会的目的原是为了避免并补救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3，而公民社会建立后，个人的一切自然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都仍然保留。

政府，在洛克看来便是财产权的保护者。

“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4。

”要保护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什么形式的政府最合适呢？洛克的回答是：由民选的议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政府。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洛克对财产权的重视。

在洛克看来，财产是合乎自然法的，也是合乎“人性”的。

因为人还在自然状态中的时候就拥有了财产，保护财产就合乎自然法亦合乎理性。

洛克把自然状态描绘为自由、平等的世界，正是反映资产阶级渴望一个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和平安定的环境；把私有财产权说成是天赋权利，正是企图用私有制的悠久历史来论证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永恒性；把自然状态说成为缺乏公共裁判者、一直是一切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正是为了强调建立一个足以保护资产阶级各种权利的国家政权的必要性。

虽然洛克反映的是资产阶级兴起时对财产保护的要求，但对今日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当今我国正在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波移民潮。

不同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偷渡客”，也不同于上世纪80、90年代的留学移民，此次移民潮的主力可称得上是中国的精英阶层。

根据胡润研究院11月1日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显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中国富豪们有46%正在考虑移民国外。

另外14%已经开始了这一动作。

约三分之一的受访富豪称他们已在国外拥有投资。

因为一些国家会为提供大额投资的外国公民提供永久居留权甚至是国籍，所以这批人随时可以移民。

由此可见，象征社会中坚的一国之财富精英，正降落至一个精神和财富双层游离的境地。

这一现象造就的危害显而易见。

首先，先富集体出走，成为他乡创造价值的中坚，对中国本土而言是知识精英与财富的双重流失。

更值得忧虑的是，先富者急于移民最终会破坏开放之初所建立
1洛克，《政府论（下篇）》，2011年4月，北京，商务印书馆，P2
2洛克，《政府论（下篇）》，2011年4月，北京，商务印书馆，P3
3洛克，《政府论（下篇）》，2011年4月，北京，商务印书馆，P53
4洛克，《政府论（下篇）》，2011年4月，北京，商务印书馆，P73
起来的改革共识。

在本来的设想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会形成一个稳定的改革推动阶层，使得中国的体制进步能够有序进行。

但目前的问题却打断了这个链条。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很难想象，未来的深层改革将由谁来推动。

先富没带动后富，反而带来了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距离共同富裕的目标将更加遥远。

而在我看来这一现象的出现却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爱国精神的缺失。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精英阶层纷纷移民海外呢？
我们可以从该白皮书中看出端倪。

中国高净值人群(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中拥有海外资产的已达1/3。

海外资产在可投资总资产中的平均占比为19%。

投资标的以房地产为主。

在目前没有海外资产的高净值人群中，也有将近30%的人在未来三年有进行海外投资的计划。

该报告还显示，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士对直接购买国内住宅的投资热情下降，2011年初，投资性房地产在高净值人士资产配置的比重下降4个百分点至14%。

9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将不再增加房地产市场投资，一半的高净值人士表示在逐步撤回房地产市场上的资金。

另外，对于选择继续投资房地产的高净值人士，投资方式也有所改变。

他们渐渐从直接投资购买住宅转为更多地购买商铺，或通过房地产信托、基金等方式进行间接投资。

同时，这些人士仅两年前还存在的巨大风险偏好已经在减弱，约44%的富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分散风险。

高净值人士对风险偏好的转变，实际上是在发出一个信号：他们并不看好未来国内市场的安全性，转而将资金投往流动性高、随时可以抽走的领域。

当今中国只被视为快速赚钱的市场，而不是留存财富、长久生活的国度。

由此可见国民最在意的是安全感——财产的安全感、生活的安全感、心理的安全感。

对财产安全性的担忧，与私有产权保护有着密切关系。

洛克认为，最高权力，未经本人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财产的任何部分5。

保护财产是政府的目的，也是人们加入社会的目的6。

不论由谁掌握的政府，既是为此受有使人们能享有和保障他们的各种财产的这一条件的委托，则君主或议会纵然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力来规定臣民彼此之间的财产权，但未经他们的同意，决不能有权取走臣民财产的全部或一部分7。

但在中国，对曾经政治狂热中对私有财产的态度的阴影，对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一度缺失的恐惧，对缺乏法律保护使经商环境恶化的失望，对公务员队伍日益庞大、食利阶层人数有增无减而中小企业负担加剧的无奈，对国家、政府今后能否保证私人财产安全的担忧，对贫富差距过大后民众仇富心理下可能做出的不理性行为的忧虑使精英阶层不得不找一个能够保证自己财产安全的政府。

不仅如此，对于富裕起来的中国中产阶级，能否比较自由地表达观点，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行使民主权力，能否参与制定保护他们财产的法律也是构成安全感的重要要素。

孟德斯鸠曾说，在一个人民无权参政的国家里，人们为一个演员而狂热，俨然如同为国事而激愤8。

这与我国电视网络充斥明星八卦的现状多么相似。

坦率而言，在这两方面，中国目前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

除了精英的出走，普通民众也以乌坎村事件为代表的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对私有财产的不安全感。

值得乐观的是自2007年10月起我国开始实行物权法，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的物权实行平等保护，体现了国家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物质财产利益的决心。

然而
5洛克，《政府论（下篇）》，2011年4月，北京，商务印书馆，P87
6洛克，《政府论（下篇）》，2011年4月，北京，商务印书馆，P87
7洛克，《政府论（下篇）》，2011年4月，北京，商务印书馆，P88
8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2010年，北京，商务印书馆，P19
政府应该做的不仅仅是立个物权法这么简单，更多的是行政执法中的表现。

如果作为民众安身立命之所的房子说拆就被拆了，那民众还怎么相信其余的财产不会也面临这样的境遇呢？如果像乌坎村这样公有的土地由村支书这类掌握公共权力的人自行决定而不受监管，怎么让民众放心呢？在洛克看来，这一问题应这样解决：这些事情必须交由握有执行权的人自由裁量，由他根据公众福利和利益的要求来处理，法律本身让位于这一自然和政府的根本法，即应当尽可能地保护社会的一切成员。

这种并无法律规定、有时甚至违反法律而依照自由裁处来为公众谋福利的行动的权力就被称为特权9。

而在中国，特权早已变质，被人深恶痛绝。

从小所受教育中对个人利益的轻视也使人不敢寄希望于有执行权的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

现阶段我们所应该做得还是从制度上进行完善。

就法律方面而言，仅靠一部物权法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修订《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配套法律，以贯彻落实好物权法有关保护公民财产权益的规定。

就经济制度方面而言，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国民收入所占比重，增加民众财产性收入；完善社会保障福利制度，降低企业社保费承担率；打破国企垄断，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国家政策、金融支持更多地向民企倾斜，给民企更大的发展空间；遏制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打破固化的社会阶层，增加向上流动的可能性等等。

政府应该好好反思，如何通过增强中国国民的安全感来留住人，也留住财富，如何让财富安心驻留中国，这是洛克给我们的启示，也为今后的深化改革和政策构建指出了方向！
鲁念妮 10300730126 9洛克，《政府论（下篇）》，2011年4月，北京，商务印书馆，P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