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8⽇
中国近年来刑事冤案的成因分
析及对策研究
⼀.讨论背景
•佘祥林案：1994年1⽉2⽇，佘妻张在⽟失踪，张的家⼈怀疑张在⽟被丈夫杀害。

佘祥林因涉嫌杀⼈被批捕，最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2005年，佘妻张在⽟突然从⼭东回到京⼭。

京⼭县⼈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罪。

•赵作海案：2010年5⽉9⽇，“杀害”同村⼈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罪释放。

•浙江叔侄冤案：张辉、张⾼平系叔侄关系，因涉及2003年发⽣在杭州的⼀起强奸致死案，分别被判死刑、缓期⼆年执⾏和有期徒刑⼗五年。

2013年，浙江省⾼级⼈民法院依法再审此案，宣告张辉、张⾼平⽆罪。

•内蒙古呼格案：1996年4⽉9⽇，内蒙古⾃治区呼和浩特市⽑纺⼚年仅18周岁的职⼯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起奸杀案凶⼿。

案发仅仅62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即执⾏。

2005年，真正凶⼿落⽹并交待犯罪事实。

2014年，内蒙古⾃治区⾼级⼈民法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呼格吉勒图⽆罪。

因为刑事冤案，很多⽆辜的⼈的⽣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失去了⽣命。

刑事冤案不仅对公民的⽣命、⾃由和财产造成了威胁，还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公正性。

在这⼀桩桩惨剧之后，我们更应该反思这些悲剧发⽣的原因，并且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

⼆.刑事冤案的成因
不难发现，在这些刑事冤案中都存在刑讯逼供现象。

刑讯逼供是造成刑事冤案的直接原因。

在赵作海案中，审讯⼈员为了尽快破案，采⽤不让赵作海吃饭休息、⽤⽊棒和⼿枪猛敲颅⾻等刑讯逼供的⽅式对赵作海进⾏了轮番不停歇地审讯。

就在两天之后，赵作海第⼀次做了杀害赵振晌的有罪供述。

虽然我国法律已明⽂规定禁⽌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然存在。

为何刑讯逼供屡禁不⽌，审讯⼈员知法犯法，刑事冤案不绝？主要有以下⼏点原因。

1.制度⽅⾯
①有罪推定
我国现⾏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未经⼈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都不得确定有罪。

”，⽽⽆罪推定的定义：“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罪”，这⼆者之前仍存在⼀些细微差别。

在我国⽬前的执法过程中，仍然实⾏的是有罪推定。

观念⽀配⾏动，执法⼈员如果对于嫌疑⼈有先⼊为主的有罪推定，在之后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必然将导致⼀定的倾向性，这将⼤⼤提⾼冤假错案发⽣的概率。

另⼀⽅⾯，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先被视为有罪，如果想证明⾃⼰⽆罪，就需要拿出证据洗刷⾃⼰的冤屈，这样⼀来，被告⼈承担起证明⾃⼰⽆罪的责任，但是同时被告⼈又⽋缺搜寻证据的能⼒，这使被告⼈和控诉⽅即执法⼈员在⼀开始就处于⼀种不平等的状态。

②执法监督体制不健全
在权利机构中，⼈民检察院具有监督权，对于执法过程中的违法⾏为有通知纠正的责任。

但是只有重⼤案件，⼈民检察院才派员到场监督。

对于⼤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在其审理执法机关呈递的材料时才发现，属于事后监督。

在事后监督中发现问题是很难的，检察院依靠的材料又是执法机关提供的，在监督⽅⾯⼏乎没有参考价值。

这⼀点在呼格案中体现得⾮常明显。

由于当时全国推⾏“严打”，公安、检察院、法院密切配合，以求快批准、快起诉、快审判，打破了司法体系原有的制衡与纠错机制，提⾼了冤假错案发⽣的可能。

③绩效考核制度
不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是导致故意杀⼈冤假错案发⽣的另⼀个很重要的原因。

2015年之前，刑事拘留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结案率等都是公安机关的硬性考核指标，与⼯资奖⾦、升迁机会直接挂钩。

在执法过程中，对于执法⼈员的公正性提出了很⾼的要求，难免会出现为了个⼈利益草率结案的现象。

另外，公安机关的绩效考核标准中包括⽴案的公诉率，即诉讼预判结果与实际判决结果是否相符是评价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标准之⼀。

这类评判标准将公检法三者的利益相结合，造成了公安机关⽴的案件检察机关不敢不提起诉讼，检察机关提起的诉讼，审判机关不敢不判的现象。

2.⾏政政策⽅⾯
刑事政策的不正当规定，如“坦⽩从宽，抗拒从严”，这⼀政策设定的初衷是⿎励犯罪⼈主动交代罪⾏，对⾃⼰的⾏为进⾏悔过从⽽得到法律的从轻处理。

表⾯看，是合乎情理、公平正义的，有利于提⾼公安机关的办事效率。

但是，⼀⽅⾯，这种规定默认的否认了被告⼈的沉默权，另⼀⽅⾯，由于不存在这样⼀个可以判定被告⼈所⾔究竟是真是假的机制，也就是在实际执⾏过程中，执法机关默认“只有认罪才是坦⽩”，所以这条政策规定其实也是有罪推定的衍⽣品。

另外⼀个不正当的规定就是“命案必破”。

2004年11⽉公安部南京会议（全国侦破命案⼯作会议）上，公安部认可此前湖北、河南等地所作的尝试，正式提出“命案必破”⼜号。

“命案必破”的最⼤缺陷是他可能导致或者⾄少刺激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采⽤严刑逼供。

办案⼈员⾯临来⾃上层的压⼒越⼤，发⽣刑事冤案的可能性就越⼤。

3.规则⽅⾯
①证据规则的不完善。

⼀⽅⾯就是“⼜供中⼼主义”，我国古代就存在“罪从供
定”、“⽆供不录案”的诉讼⽂化，新中国建⽴以来，⼜供的法律地位虽然发⽣了⼀些理性的转变，但在实践中，公安司法机关仍具有浓厚的“⼜供情结”，⼜供不仅是定案的关键证据，也是侦察过程中重要的突破点，是很多其他证据的来源，进⽽形成了⼜供中⼼主义的诉讼⽅式，这也是刑讯逼供的温床。

另⼀⽅⾯，⾮法证据难以排除。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公安机关获取证据难度⼤，采取⼀些特殊⼿段，例如窃听
等，法院对于通过⾮法⼿段获得的证据通常是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客观上这也间接导致了冤假错案的发⽣。

②辩护规则的不完善
⾸先，在我国，律师的地位不⾼，其辩护意见很难被法院采纳，经常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

法院有很⼤⾃由裁量权，所以就会诱发权⼒寻租，司法潜规则就很盛⾏。

在复杂的⼈情关系中，律师办案靠的更多是“关系”，⽽不是能⼒。

这样很不利于律师辩护职能的发挥。

其次，会见权难以保障。

案件发⽣后，我国侦查机关⼤多以案件保密为由，害怕律师提⾼犯罪嫌疑⼈的“反侦差能⼒”，拒绝律师的会见权，律师⽆法很好的了解案情，更⽆法很好的实施辩护。

最后，法律没有规定律师的在场权。

律师作为⼀个“第三⽅”、“见证⼈”，可以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减少违法侦查、讯问的发⽣，即使发⽣了这种现象，也可以即时地要求纠正。

总之，⼀般来说嫌疑⼈处于羁押的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所以就纵容了侦查的随意性，可以说与我国的刑讯逼供有很⼤的关系。

4.个⼈⽅⾯
①司法⼈员的⼈权意识
⼈权是什么？是⼈之所以为⼈的最基本的权利，以确保⼈的⽣存和发展空间，⼴义包括⽣命权、健康权、⼈⾝⾃由权、⼈格尊严权等等，其主体作⽤范围涵盖了所有的公民。

⾰命年代把⾰命、任务、组织看得超过⼀切，甚⾄超越⼈本⾝。

但随着时间推移和社会进步，我们又重新回到尊重⼈权的社会氛围中。

新《刑事诉讼法》将保障⼈权⽤⽂字形式确定下来：
“......积极同⼀切犯罪⾏为做⽃争，保护公民的⼈⾝权利、财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

”
就上述条款⽽⾔，保障⼈权的主体对象指包含了犯罪嫌疑⼈在内的全体公民。

但是却没有落在实处。

整个司法体制都缺乏对公民⽣命权，⼈⾝⾃由权等基本权利的尊重。

超期羁押嫌疑⼈，刑讯逼供，⼀个案件往往⼀审再审折腾多年。

呼格案短短六⼗⼏天就判处被告⼈死刑且⽴即执⾏，本⾝便是对受害⼈⽣命权的漠视。

②执法⼈员的能⼒和素质
有些执法⼈员的执法⼯作缺少主观能动性，过分强调⼜供的重要性，缺乏实地侦察的能⼒，或者对于⼀些案件的疑点视⽽不见，过分依靠⾃⼰的经验办案。

同时有些执法⼈员在执法过程中受到⼀些错误思想的影响，认为“坏⼈该打，不打不⽼实”，滥⽤执法权⼒。

三.刑事冤案的对策
由于篇幅的限制，针对前⾯提出的成因简要的提出以下⼏点建议。

第⼀，在理念层⾯，真正实⾏⽆罪推定原则。

第⼆，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做出⼀定的限制，分权或者建⽴有效的监督机制。

第三，在公安机关内部建⽴合理的绩效考核制度。

第四，在制定带有司法导向性的政策时应当谨慎。

第五，证据规则的完善。

确⽴沉默权，并且完善⾮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六，完善辩护制度，保证律师的会见权、在场权，发挥辩护制度的防错、纠错功能。

第七，提⾼执法司法⼈员的⼊职门槛，同时提⾼执法司法⼈员的⼈数与⼯资待遇，加⼤对执法司法的经费投⼊。

第⼋，削减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