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传播方式申重实陈梓歆导致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昌盛的诱因有很多，比如印刷术的发展和造纸业的进步降低了小说的印刷成本，文学观念的更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文人加入到小说传播的队伍中来，提高了小说的质量等等。
但是本文关注的是导致明代中后期小说昌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小说传播方式的改进。
明代中后期小说传播方式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小说的消费，小说从作家的案头作品真正成为了广大民众乐于购买的商品，从而使得小说在那个以诗文为标准文体的时代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迎来了它的昌盛和繁荣。
1948年，美国人拉斯韦尔发表了《社会传播的结构和功能》一文，在这篇被誉为传播学纲领性的文件中，拉斯韦尔提出了著名的五W模式。
拉斯韦尔认为，一个传播过程包含五大要素：谁（Who）、说什么（What）、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对谁说（To Whom）、产生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
五W模式从理论上清晰地描述了一个作品完整的传播过程是由五个部分组成：传播主体（传播者）、传播内容（讯息）、传播渠道（媒介）、传播对象（接收者）和传播效果（效果）。
而其中传播渠道（媒介）作为一个作品完整传播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深刻地影响着传播的效果和传播活动的最终完成。
正因为传播方式对文学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王一川认为：“没有媒介就不存在文学”［1］。
王一川先生的话可能被人认为是偏执的，但是它也提示人们不要忘记文学作品最终的完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传播的方式。
297明代后期，当小说即将迎来繁荣期时，小说作者和小说书坊主们首先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如何让小说走进寻常百姓家，成为一般民众的读物。
通过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改进，降低书籍成本以适应普通民众购买力的需要固然是小说传播中不可或缺的外部因素，但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一般民众来读懂小说。
所以，小说作者和生产小说的书坊主们就不得不对小说的文本进行合理的改造，依靠多种传播方式来实现小说文本的有效传播。
一、评点传播评点是古人研读文章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指古人在阅读书籍的时候，在书籍旁边的空白处对文章的内容、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写作方法进行评论与分析的文字。
评点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更有效地阅读。
现存最早的小说评点是南宋刘辰翁评点的《世说新语》。
而通俗小说者较早的评点者是明代嘉靖年间有名气的书坊主人余象斗。
余象斗所刻小说如：《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刊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新刊出像补订参史鉴南宋传通俗演义题评》，从题名看均有评点。
评点最初是为了让那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看懂小说，这种的小说评点以扫清小说文本的阅读障碍为己任。
如明万历仁寿堂版《三国演义》封面识语：“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里（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
通过对小说中的某些字词注音释义，帮助一般民众接受小说，从而扩大小说的传播范围。
依靠评点这种方式传播的本子还有：万历年间双峰堂刊本《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万历年间朱鼎臣辑本《新刻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万历年间万卷楼周曰校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传通俗演义》、天启崇祯年间宝善堂刊本《新镌校正京本大字298音释圈点三国志演义》等。
当然大多数书坊主把小说读者想象得比较高明，但是这些书坊主还是照样用评点这样的方式来促进小说的传播，只是这个时候评点的重心有所变化罢了。
如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所言：“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
得则如着毛点睛，毕露神采；失则如批颊涂面，污辱本来，非可苟而已也。
”虽然评点的内容从注音释义变为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但是通过评点促进小说传播的目的却始终如一。
依靠评点这种方式传播的本子还有：万历年间叶昼评点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陈继儒评点本《陈眉公先生批评三国志》、天启间积庆堂刊本《钟伯敬先生批评三国志》等。
在明代，套版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套版技术虽不肇始于明，但在明代却大放异彩。
明人利用套版印刷的异色特点，用黑色大字印刷正文，用彩色小字印刷评点，在文本中通过色彩的对比突出评点，吸引读者，增进了通俗小说的传播。
二、托名传播如果说评点传播是通过扫清文本障碍扩大小说传播范围的话，那么托名传播就是通过“名人效应”为小说招徕顾客了。
从这个角度看，托名传播这种传播方式更具有商业化色彩。
书籍依靠“名人效应”传播并不是明代书坊主们的创造发明。
鲁迅先生曾经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
”［2］到了明代，托名之风日重，那些默默无闻的作者和追求商业利益的书坊主联手合作，为了使自己的小说不至于湮没无闻，遂多假托名人的手笔，以此来促进小说的传播。
周曰校在刊行《三国志通俗演义》时就强调说：“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校雠。
”所假托的这些名人大都是声动天下的才子文人，妇孺皆知，故而小说借他们的名气自然能传播广泛。
明代书坊喜欢假托的名人主要有李贽、冯梦龙、袁宏道、汤显祖、李渔、金圣299叹、陈继儒等人。
如李贽，因其卓绝的才华、狂狷的性格、奇异的经历很容易成为普通读者关心的对象，但是聘请像李贽这样的名人来参加小说的创作评点对一个普通的书坊无疑会增加投资，这和小说书坊主获利的目的背道而驰。
但是书坊主都看出了像李贽这样的名人的商业号召力，所以托名传播成了明末小说出版的一大景观。
一时间托名李贽的小说就多达8种，较著名的有《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
托名传播是小说书坊主充分利用了传播中的“名人效应”对小说进行的商业化操作，通过人们对名人的认可度扩大小说的传播范围。
时人对这种托名现象评价不高，但是那些默默无名的作者的作品却通过托名传播的方式得以流传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图文传播在小说中配上插图，是一种有效的传播方式。
古时，图书并称。
宋人郑樵云：“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
索象于图，索理于书。
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
”［3］可见古代书籍配图的现象相当普遍。
就小说而言，小说文本配以插图的情况并非明代才有，鲁迅《且介亭杂文·连环画琐谈》里就说：“宋元小说，有的是每页上图下说，却至今还有存留，就是所谓‘出相’。
”［4］可见小说配以插图在宋元就以为常事。
到了明代后期随着小说的昌盛，小说书坊主对于小说插图更是力求精美，以招徕顾客。
王重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明代著名书坊主余象斗所刊刻的小说时，就被余氏小说中精美的插图所吸引，他描述道：“图绘仰止高坐三台馆中，文碑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固一世之雄也。
’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遮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
”［5］明代小说普遍重视插图，形成了当300时小说无书不图的情况。
小说文本和插图分栏刊刻，以上图下文为最主要的形式，但也有上评、中图、下文形式。
如双峰堂万历二十二年刻题罗贯中编辑《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三台馆万历三十四年重刊余邵鱼撰《列国志传评林》、万历刻罗贯中《三国志传评林》，都采取三栏形式。
也有单面独图的，如苏州叶敬池刊刻于天启年间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共有插图200幅，全都是单面独幅。
该时期的通俗小说多讲求图文契合，主张插图对小说阅读的引导作用。
还有些小说的插图非常讲求艺术性，让阅读者耳目一新，如明代徽州画工所刻画的插图。
前面提到过的苏州叶敬池刊刻于天启年间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插图中所见刘君裕、郭卓然等画工就是徽州人，其所作插图集中体现了徽派艺术的风格，插图画面以景色风物为主，画中人物虽然较小，但是画面精刻细镂，呼之欲出，具有很强的立体感。
金陵人瑞堂本《隋炀帝艳史》出于徽派板画工黄子立之手，也穷工极巧。
明代文人画成为画坛的主流，关于明代文人画的布局，文震亨在《人物志》中总结道：“山水第一，竹树兰石次之，人物、鸟兽、楼殿、屋木小者次之，大者又次之。
”［6］。
可见《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隋炀帝艳史》等小说插图中突出风景而以人物为配角的现象和当时的画风不无关系，从而可知当时的绘画艺术对小说插图的影响。
明代小说，继承了古代图文不分的书籍传统，充分利用插图所具有的形象直观的特点，给小说增色不少。
插图因此也成了通俗小说的重要传播手段，对此时人评价道：“曲争尚像，聊以写场上之色笑，亦坊中射利巧术也。
”［7］其作为传播手段的功用可见一斑。
四、选本传播通过小说选本来传播小说作品是明代书坊主常用的一种有效传播方式，选本是对作品的甄别，也是对读者阅读的引导。
301一般读者阅读作品，大多数是依据选本而不是作家的别集。
选本的传播影响力其实是大于别集的传播。
在选本传播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当属冯梦龙的“三言”，“三言”就是一套经过精选而出版的系列小说集。
“三言”一出对当时小说的出版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后又有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其《叙》言：“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因索笔而弁其首”。
“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就说明了他是想通过选本而立足的。
自明正德元年至隆庆六年（1506—1572）67年间就出现了44部小说选本，如《六十家小说》《今古奇观》《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幻影》《三刻拍案惊奇》《警世选言》等。
明代后期随着小说文体地位的提高，很多文人都开始自觉地加入到小说的创作选编活动中，如陈继儒编选有《香案犊》《闲情野史》《珍珠船》《古今奇闻》等小说选本。
选本传播大大增强了小说这一文体的影响力，使得一些不太知名的小说作品通过选本得以传播和保存，加深了普通民众对小说的认知。
所以选本传播成为了明代后期书坊主们所广泛采用的有效传播手段，郑振铎也说：“以各书的残卷，杂凑成书，随便题一书名者，在明清之交几乎成了一个风气。
”［8］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曾说过：“大众媒—介既是了不起的信息的增值者，也是信息的很长的输送管——传播机器能够收集大量信息，能很快增值和被极其广泛地利用，以致使控制和扩散信息的能力出现了量变，聚集了人数的注意力。
”［9］明代后期的小说通过评点传播、插图传播、托名传播、选本传播等传播方式增强了通俗小说的传播效果，扩大了通俗小说的传播范围，最终提高了通俗小说在社会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1］王一川.文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111.30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2.［3］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下册）［M］.上海：中华书局，1995：1825.［4］鲁迅.鲁迅全集（第6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22.［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1.［6］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Z］.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522.［7］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58.［8］郑振铎.西谛书话［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97.［9］［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著.陈亮等译.传播学概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16-17.（作者：申重实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教师甘肃兰州730030陈梓歆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老年博览杂志社编辑甘肃兰州73003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