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研究摘要：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唐宋两朝的社会民俗体育文化也随之繁荣发展。

因为民俗体育的农耕文化和娱乐文化等特点，所以，唐宋社会文化的高度繁荣背后，有着民俗体育发展的强力支持。

以下我将结合有关资料，对我国唐宋时期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作详细的阐述。

小清新：民俗体育唐宋时期发展高峰唐宋时期，我国古代城市文化在经济发展的支持下，也达到了较为高的发展阶段。

唐代初期，分裂的国家得到了统一，人民安居乐于，中外间的交流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政治层面，这都促进了当时城市文化的快速发展。

对此，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就曾有过描述：“千车万马九衢上”。

四通八达的街道，万千峥嵘的马车，使得长安一派繁荣景象。

到宋朝时，城市中手工业的发展更为迅速，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开封府作为都城所在，车马如流水，商业比往常更加繁荣。

且人口数已经达到近百万之多，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城中酒肆茶楼比比皆是，一派兴盛的气象。

如此繁荣的社会经济、文化，无疑为民俗体育的繁荣创造了有利的发展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我国唐宋时期，民俗体育文化得到长足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我国民俗体育活动的作用1、调节社会间关系，娱乐生活环境：作为一种独立于正规体育模式的我国民俗体育活动，他不仅仅可以促进参加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还可以起到协调社会各阶层关系的作用。

我国民俗体育的包括范围很广，其中还包含了民间游戏等娱乐活动，这一类游戏是我国先民在社会劳动之余进行自我娱乐的一种方式。

因为，在千万年前的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民为了获得生存的机会，不得不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这就使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压迫。

所以，他们便渐渐的创造了早期简单的游戏活动，并借其形式自我娱乐，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满足。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民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为私有制占据社会主导地位创造了条件。

高等阶级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压迫劳动人民，使其生活更加困苦，心理上表现出的不满更加严重。

所以，许多民间游戏就成为人们闲暇时相互渲泄的手段。

这也间接的起了和睦社会的效果，并为社会的安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所以，古代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喜欢采取各种措施来发展民俗体育活动，以求达到间接使社会和谐的效果。

2、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民俗体育的大部分内容都取自民间，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

这一类活动在民间广泛开展，在群众的现实生活中流传，并世代相习。

从社会文化的变迁角度来说：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流行的现代体育活动，都是外来的古希腊形式的文化，它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扩张在世界各地的产物。

正如我国唐文化的“兼容并蓄”一样，随着古希腊和西域各国新奇娱乐活动的相继传入，我国民俗体育活动也受到许多挑战，国人争做体育强国的愿望也越来越迫切。

中国民俗文化的生存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由于我国民俗体育在人民群众间根深蒂固，外来文化的传入只能是被吸收消化，最终成为中华文明而流传下去。

3、增强民族认同感，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认同感是人们对一个“根”文化的感知，是使一个个体对一个整体感到更加亲近的情感。

他的形成受到同一个民族价值观念的影响。

因为人民深厚的感情积淀，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就起到了使本群体认同的作用，而且在经过一系列活动后，群体内部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亲近感。

在频繁举行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弘扬优秀的中国文化，带动其走向世界。

二、唐宋民俗体育在主要节日上的体现（一）民俗体育在元宵节中的表现元宵节作为中国最隆重的节日之一，在我国已有了近两千年的传承。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元宵节的雏形，汉朝时期，武帝祭祀泰山和佛教高祖“燃灯礼佛”，之后，便相互融合而成为了流传至今的元宵佳节。

伴随着唐宋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传统节日的庆祝形式，从而导致了元宵节在社会中的广泛流行，并为节日里民俗体育活动的发展奠定了外在的有利因素。

比如，唐代长安城元宵节活动中，就有着巨型龙凤灯、拔河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宋朝时期，东京汴梁就开始流行击丸、蹴鞠、踏索等活动。

对此，我国许多古代典籍中也有记载，《明皇杂录》中这样说：“唐玄宗于元宵日，命京城大陈灯影庭，燎其灯为龙、凤之状”，这就是我国舞龙灯的早期发展形势。

宋朝汴梁上元的元宵夜，在德育楼附近就有官府组织演出的各种民间节目。

可见，唐宋时期的民俗体育活动在元宵节中就有了极为丰富的表现。

（二）民俗体育在端午节中的表现端午节的起源众说纷纭，但赛龙舟这一民俗体育项目却是必定的。

关于赛龙舟和纪念英雄的说法也是有多种，如《越地传》中就记载，“龙舟于勾践始”。

《史记》中更有龙舟始于伍子胥之说。

尽管早期历史对各种传言没有进行统一规定，但赛龙舟做为一项人民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被广大群众所喜欢，一直流传下来。

直至唐宋时期，才最终确定了龙舟赛的纪念者为屈原。

唐朝时期，众多诗人对端午节赛龙舟的关注也极为详细，仅在全唐诗中就有20多首描写赛龙舟的诗作品。

其中以杜甫、白居易、元稹等最为耀眼。

从诗文的内容上看，多以描写比赛龙舟的经过为目的。

如《观竞渡》中：“船争先后渡，岸激去来波”。

就生动地表现出了赛龙舟场面的激烈。

又如张说的《岳州观竞渡》：“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

该诗反映的是古代临安地区，人民把龙舟画成五彩缤纷的颜色，浩浩荡荡的争先恐后。

由此可见，唐朝端午节的赛龙舟场面十分壮观。

到了宋朝，赛龙舟便更具要时代特点了。

《东京梦华录》就曾记载了两宋时期赛龙舟活动的壮观情形。

另外，在南宋时期，龙舟比赛开始标准化，配备以多名裁判人员，并有军队进行干涉。

可见，北宋开封赛龙舟声势浩大，比赛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并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三、唐宋民俗体育活动在平时的发展（一）春季的民俗体育活动唐宋时期，我国许多传统节日开始确立，如寒食和清明。

在宋朝时，清明节与寒食节并立，是当时最隆重的祭祖节日。

在这一天里，人们会结伴郊游。

美丽的春光令人喜不自胜，于是民间就有了多姿多彩的娱乐活动，用以表达欢喜的心境。

宋朝时期的瓦舍里，主要是以开展蹴鞠、秋千等民俗活动为主，给初春时期增添活跃的气氛。

对此白居易曾写道：“蹴尘不起，火雨新晴”。

宋代时期，寒食节上蹴鞠、荡秋千比赛的热情丝毫不差于唐代。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在寒食节时，宋代汴梁城中到处可见荡秋千的人，接触到的事情就是蹴鞠。

宋朝的临安地区，初春三节更是被人大肆推崇，到处盛行民俗体育活动，被称作“民俗的节日”。

由此可见，唐宋春季民俗体育盛行，而其中又以蹴鞠和秋千为组要活动。

在当时，有人用举目秋千，触处蹴鞠来形容这一景象，这也为说明了唐宋时期民俗体育已非常普及。

（二）夏、秋两季的民俗体育活动在古代，夏秋两季是一个非常繁忙的季节，而在这一季节中又包含了初夏、三伏、七夕、中秋、重阳等节日。

这一时期，国家政局稳定，民族关系较为缓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这就为大规模开展民间娱乐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

这也是为什么，唐宋时期人民对夏秋节气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朝代的原因。

尽管夏、秋两季的气候条件不如春季，但夏、秋时期也有不少闲暇的时间，并且还是一个喜获丰收的季节。

所以，百姓也希望能够借助夏、秋的节日来愉悦身心，达到放松心情的作用。

唐代三伏天，人们多以相对文静的活动来相互娱乐，一般采用下棋的方式。

谢宗可的《双陆诗》：“夏日难眠，邀友彩骰”，将长安人夏日玩的棋的习俗表现出来。

到了宋代，夏、秋季节的民俗活动更为活跃。

《梦梁录》记载：宋朝时期，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人们常常结伴访友，到郊外观赏绿色景物。

遇到有凉亭的地方，人们便设置棋局，吟诗度曲。

夏浓时，宋代市民还有远到郊外避暑的习俗。

现在，人们把纳凉避暑、散步、围棋、郊游、垂钓称作休闲体育。

但这类“休闲”体育早在我国唐宋时期就已经流行了。

宋朝时期，我国民间最著名的民俗体育活动，就是苏杭人的钱塘江观潮弄水，场面之壮观堪称一绝。

当时的弄水活动由人们自发组织。

尽管，民众的活动是自主组织的，但弄潮者十几或几百人为一组，一起列队而游。

重阳登高，这是我国唐宋时期最为流行的民俗体育活动。

唐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各种民俗文化活动更加喜欢，并乐此不疲的进行，这都得益于当时贵族阶级的推崇。

据有关资料记载，景龙五年的重阳节，文宗驾临魏然亭作诗一首，但凡有识之士皆欢喜。

唐代诗人更是喜爱九九节，登高赋诗比比皆是，许多首经典的登高诗词流传千年。

到了宋代，在九九重阳节中，人们不仅仅追求于精神上的放松和生活上的享受，还间接的要求登高要具有健体的功效。

宋代大家王安石有诗云：“绿酒酬黄菊，红裙弄紫箫”，这都表现出了一种追求身心积极向上的态度。

对于唐宋两朝的重阳登高来说，宋代时，人民更加偏向于登上亭、台、楼，遍览山河美景；唐朝人更喜欢于登高赏菊、会友作诗。

二者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但重阳登高的根本目的却是相同的，就是在登高的同时释放情怀，愉悦心境，达到身心健康的目的。

结语唐宋时期在作为我国封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阶段，其社会民俗体育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的境界，这都得益于充足的物质保障及超前的文化思想。

所以，对我国唐宋时期民俗体育文化发展的研究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加强对这一阶段体育文化的探究，必然会为我国古代历史的精彩添加文化内涵，并为当代民俗体育的发展提供借鉴。

文章来源——海内论坛:参考文献[1]黄伟.隋唐民间体育活动述论[J].唐都学刊,1997年第2期.[2]牛晓梅,张瑞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在休闲时代的发展趋势[J].体育文化导刊,2008年第1期.[3]周健生,蒋琛.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刍议[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4]王俊奇. 中国唐宋体育史[ M] .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0年.[5] 汪蓉.我国民俗体育的特征及其传承研究[J].时代文学,2008年第3期.[6]张基振,度重干.中国民间体育保护与发展实践论[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7]占玉珍,王俊奇.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辨析[J].体育文化导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