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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思想探析

摘要:黄宗羲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明夷待访录》对传统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有着较为重大的突破。

将民本思想之中,尊重民意的思想上升到了尊重民众权益的层面。

“以民为本”就是认为君为民而设,君为民之仆。

君和臣都是为了天下人而服务的。

与此同时,黄宗羲提出“先有法制后有人制”的政治学思想。

黄宗羲所处的时代独具特色,独特的生活和成长历程,对其学术思想影响深远。

黄宗羲曾自云一生有三变:“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这正是黄宗羲一生的写照。

关键词:黄宗羲;学校议政;气外无理;心即是气一、明清之际的社会现实明朝末年,宦官专权,党争不断,朝政荒废,北满入侵,农民起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

在社会政治方面,明末清初社会大动乱,阉党与东林党相互争权。

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和清兵入关等历史事件相继发生,使得社会矛盾被激化。

在社会经济方面,明末清初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货币的发展起到了积累原始资本的作用,雇佣关系继而发生与发展,在江南地区手工业资本化活动日益扩大,史称为资本主义萌芽。

另一方面,在文化层面上,儒学的世俗化发展极大地冲击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体系。

到后来王阳明心学的诞生,使儒家思想具有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同时这也是黄宗羲思想诞生的源泉。

二、东林党的兴起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黄宗羲其父黄尊素,万历年进士,天启中官御史,是当时著名的东林党人,后来在东林党的政治活动中因弹劾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后下狱,遭受酷刑而死。

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被除,天启朝冤案将黄尊素平反。

黄宗羲上书恳请诛灭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

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黄宗羲从袖中拿出锥子刺许显纯,并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

这件事后黄宗羲被人称为“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对其父的孝顺。

同时作为东林党重要人物的黄尊素,其政治思想也深深的影响了黄宗羲。

东林学派的兴起,以标榜气节,崇尚实学为目的,对于扭转当时的士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东林党人在讲学的同时,也会关注社会及政治问题,他们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解决民不聊生的状况。

东林书院是东林党人主要的活动、讲学场所。

既讲学又议政的东林书院,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其中也包括一些因为批评朝政而遭到贬斥的官员。

此时的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了一个舆论中心,在讲学与讨论实事的过程当中,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单纯的学术团体转变成为一个带有独特政治思想的派别,这些具有相似政治思想的人集中在一起,从而在朝廷中也有了不小的影响力,而他们的反对者则称他们为“东林党”。

那时所谓的“党”,与现在我们所说的政党有着本质的不同。

当时的所谓“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只是政治思想,政治理念相似,有着共同的政治期望的一群人。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

由于东林党没有固定的章程和稳定合理的组织形式,所以党内人士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只能通过个人的政治活动表现出来。

东林党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政治局面,主张既重视农业和工商业,减轻赋税发展生产,在官员录取与任命方面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应该按照个人的才智予以录用;另外在军事外交方面,东林党主张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

东林党人的政治思想对于当时的政治形式而言,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作为东林党重要人物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很早的就接触到了这些积极的思想,其中“东林学院”在当时对政治的评议的作用,也成为黄宗羲后来提出“学校议政”思想的一个蓝本。

三、黄宗羲对封建专制主义君权论的批判黄宗羲的著作《明夷待访录》一共有十三篇。

“明夷”一次源于《周易》,是其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曰:“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人攸往,主人有言。

”为六十四卦中的第三十六卦,卦象是为“离下坤上”,意思是地在上,火在下。

“明”指的是太阳(离),“夷”是损伤的意思。

从卦象中我们可以看到,太阳处“坤”也就是大地之下,是光明消失,黑暗到来的情况,也可以说成是指光明受到了伤害。

作者借用这句卦来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愤怒和指责,同时也是对太阳能够再度升起并且照临天下的盼望。

并且也暗指有智慧的人处在困难的处境之中。

“待访”指的是等待有贤德的人到访,意思是希望此书能够成为后人之师,为后人指引的意思。

另外,明夷中的“明”亦称为“大明”,这里有暗合“大明朝”的意思,从这里可以看出黄宗羲对于明朝的忠诚和眷恋;“夷”有“诛锄”之解,又有“视之不见”之解,这里表达出作者对于亡国的痛苦。

黄宗羲通过《明夷待访录》这本书抨击专制君主制度的“家天下”思想,向世人宣传了“民主”精神,这在当时权利高度集中的社会环境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提出的限制君权的主张就是重新设立宰相一职。

在明朝废除宰相制度后设制的内阁大学士制度,其内阁大学士的职责只是备顾问以及根据皇帝的意旨批答章奏的意思,其更像是皇帝的“秘书”的角色。

内阁没有僚属,也没有力事机构,对于事情的处理权力很轻,根本不能与昔日的宰相的权利相提并论,内阁既无实权,而皇帝又不能或不愿处理政事的时候,就依靠皇帝身边的宦官近臣来进行统治,所以宦官专权的形式就理所当然的出现。

这些宦官把持朝政,任用亲信,渐渐的形成一个新的权力阶层。

黄宗羲提出设宰相和参加政事的若干人,每日与其他大臣一起,与皇帝共同参议朝政。

设立宰相,是对限制君主权过分膨胀的有效措施。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第一篇。

黄宗羲在开篇就试图阐述设立君主的目的,他说设立君主的目的是为了“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也就是说君主应该为天下的人民而服务,让天下的人民因君主的存在而受到应有的权利和保护,君主可以革除影响人民生存发展的弊病,是天下人民安居乐业。

对于这个君主来说,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的,为了更好的履行其义务服务的。

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之中,对“三纲五常”是尤为看中的。

其中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在某种程度上将君臣关系定位成了父子关系,臣对于君的服从,就应该像子对于父的服从。

但是黄宗羲确认为君臣关系更应该是老师与弟子的关系,同事关系。

因为君为天下人而设,那么臣只是辅助君的存在,也同样服务于天下人,所以他们之间也可以使同事的关系。

黄宗羲的这个对君主的新解释,使得“家天下”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首先得明辨君臣之间的关系。

君和臣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治理天下的人,“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

所以君主就不应是高高在上的地位。

无论是君还是臣,都应该尽自己应尽的责任,即为天下兴利除害,否则就应该让位给有能力的人。

四、黄宗羲“学校议政”的政治思想由于黄宗羲父亲系出东林学派,所以东林学派的思想对黄宗羲“学校议政”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影响。

当初东林学派的起始阶段就是在讲学的时候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议论和抨击。

这使得黄宗羲深刻的意识到学士对政治有着独特的见解与推动力。

将学校变成一个舆论中心,使之具有议政的能力,“使天下支具皆出于学校”是黄宗羲对限制君主专制的有一个举措。

黄宗羲认为,创办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培养读书人,也不是为了让读书人单纯的科举考试当官入仕,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

具体而言,是想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之气”,另一方面,希望学校的舆论中心和议政的能力相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局势。

黄宗羲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

”黄宗羲还指出,全国的最高学府太学的祭酒,应当选择当世的大儒来担任,其地位应与宰相相等,每年的初一,皇帝率领众臣前往太学。

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

如果皇帝的政策有缺失的地方,祭酒可以当面向皇帝提出来。

这样,太学的祭酒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影响政策决定的能力。

在中央如此设置,在各个地方政府上,郡县的学官也由当地名儒担任。

每月的初一、十五,郡县官员也必须前往听学、讲学,而且执弟子之礼。

黄宗羲的这一设想,虽说在当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他的这个思想却是难能可贵的,他将读书人的地位如此的抬高,正式充分看到了读书人的政治作用。

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出来的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早在黄宗羲这里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萌芽。

五、黄宗羲“气外无理”和“心即是气”思想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有两方面。

首先在理气问题上,黄宗羲认为气是具体存在的实体,理是依托气而存在的,承认“理在气中”,理随着气的变化而变化,坚决反对理的独立存在性。

所以他反对程朱理学的“理在气先”的思想命题。

其次,黄宗羲接受了王守仁的“心外无理”的思想,在心物问题上认为“一切皆心”,反对理在心外的思想。

黄宗羲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所以这是世界是气的世界。

同时,他认为心即是气,所以,世界也是心的世界。

他说“盈天地皆心也。

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

”“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事之万殊也。

”(《明儒学案》自序)黄宗羲将理气关系与心性关系相对比,认为两者是一致的。

性就是理,那么心就是气。

与陆王学说中的“心即理”不同,黄宗羲认为“心即气”,心外无气,所有事物都是既是心的,也是气的。

黄宗羲受王守仁的影响很深。

他坚持王守仁的“心外无理”的观点。

但是,黄宗羲和陆王也有不同。

首先,陆王强调心是永恒的,唯一的。

而黄宗羲却认为心是万殊的,是变化多端的。

其次,陆九渊所讲的“本心”,王守仁所讲得“心之本体”,而黄宗羲却认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

”黄宗羲从根本上否定了陆王所认为的心是固有的状态,道德修养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使心能回归到它本来的面目。

黄宗羲强调“变化”,强调“工夫”。

他认为心是可以变化的,是可以通过后天的道德修养来提升心的境界。

“其途亦不得不殊”,如果“必欲出其一途”是没有好处的。

他主张自辟途径。

在某种意义上说,黄宗羲的这个思想富于启蒙思想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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