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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启示

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启示摘要:冷战时期,美苏尽管急剧和激烈对抗,但在多次对抗如第一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中,双方均未发生人们所担心的直接的、正面的热战。

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将争夺焦点转向第三世界,不再触及对方的势力范围,采取的方式也未曾再达到如上述三次危机中那样的激烈和正面直接交锋。

从而,使世界在40多年中艰难地维持了持久和平。

笔者以为,这正是由于双方在谋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存在有一个最低的界限,即不发生热战。

而这条底线,正是由于双方在交往过程中始终在最后时刻坚持了审慎原则。

审慎原则是美苏尽管两极对抗,却始终未发生热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启示,美苏交往中的审慎原则也应该成为任何大国之间尤其是未来中美相处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冷战危机美苏审慎原则在社会学中,理性原则是指行为体通常倾向于在诸多方案中选择最优的目标或手段的行为选择方式。

在经济学中,则强调理性是“经济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即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所假定的,市场选择始终遵循着以偏好最大化为目标的明智计算。

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理论中,国家通常被假定为是理性的,在无政府状态下,作为理性行为体的国家,为了自保,通常总是致力于攫取一定的权力。

经典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性的国家总是要无限制地追求以权力为界定的利益;新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通常以安全为最终目标,因而并不总是无限制地追求权力,而只是追求达到保障其安全的权力为满足。

总之,理性的国家在决策时,通常总是以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即最大化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行为模式基本体现了此种特征,他们在各个时期总是趋向于最大化地攫取权力,削弱对方,在全球各个层面展开争夺和对抗,并使人类长期面临着沦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灾难的危险。

双方几乎利用了除直接热战之外的一切手段进行对抗和争夺。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虽然美苏在诸多时刻走向“战争边缘”,但世界总体上还是保持了40多年的“持久和平”(long peace)。

这当作何解释呢?笔者以为,这是由于美苏在冷战时期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的同时,奉行了另外一种原则即适度、规避风险的理性和克制的原则即审慎原则的结果。

在国际关系理论界,现实主义通常遭人诟病,它被指责只强调权力政治,而缺乏道德关注。

但国内有学者在考察了诸多现实主义者的著述后,发现,从古至今的现实主义者大多都有对“审慎”这一政治价值和道德原则的关注,只是长久以来它被人们忽略了。

通过对西方自古希腊罗马时代至今的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审慎原则的发掘和解析、总结,作者概括出了审慎原则中所包含的三个核心内容即:适度、(规避风险的)理性和节制。

所谓适度,即在制定国家政策时,领导人要明智地追求国家目标,既要避免极端忽视权力的理想主义,又要避免极端的唯权力主义。

所谓规避风险的理性,就是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要承认并尊重他国的利益,减小国家承担的风险,因为如果国家一味地追求权力和自我利益,必然引起他国的不安,从而使自身担负的成本大为提升,最终加大国家取得利益的成本。

所谓节制,是指国家需要进行自我控制,在自保以及追求权力、财富和声望时,要避免追求不明智的利益或滥用国家权力。

借助上述对审慎原则的理解,笔者将通过对美苏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行为考察来论证:正是由于美苏在冷战中的审慎原则底线,才使得危机得以一次次最终化解,避免了人类走向世界大战和核战争。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冷战之初美苏围绕柏林问题而展开的以军事对峙为背景的一次激烈的对抗,也是美苏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事件之一。

由于对冷战后整个德国的发展和走向发生错误的判断以及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抵制封锁的决心和能力发生错误的判断,苏联采取了封锁柏林的极端措施,切断了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之间的水陆交通,导致了柏林危机的爆发。

美、英在苏联采取封锁政策后针锋相对,通过“空中通道”向西柏林空运物资,并对苏占区和东柏林实施反封锁。

美国甚至把B-29轰炸机派往英国和德国,并在欧洲建立战略空军基地。

但双方最后并没有走向武装冲突。

双方一方面紧张对抗,一方面又都留有余地,在互相指责的同时,寻求避免冲突升级和谈判解决危机的可能。

苏联对柏林的封锁始终仅限于水陆交通而未涉及空运;美国也没有采取武力手段,强行逼迫苏联解除水陆交通封锁;在双方谈判中,西方国家也一度在货币问题上做出了让步和妥协,按莫斯科四国政府协议,建立了由四国驻德军事长官组成的财政委员会监督实行在柏林发行统一货币的措施;苏联在发现封锁无效后,也在1949年1月底表示,如果美英法同意把建立西德国家推迟到研究整个德国问题的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苏联不认为取消交通限制有什么障碍,美国则做出积极反应,表示愿意推迟联邦德国的筹建工作。

由于苏联的退让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给苏联让步提供了相应台阶,将近一年的柏林封锁终告化解。

在这次危机中,正是由于东西方在对抗中,始终未放弃适中、规避风险的理性以及节制的审慎原则,才使得危机未继续升级,并最终得到化解。

我们再来看双方在1950-1953年朝鲜战争中的表现。

在朝鲜战场上,虽然苏联并未直接和公开派兵参战,却与中、朝在政治斗争和外交战线上密切合作,且秘密派空军参战,“事实上参加了朝鲜战争。

”但是,苏联始终奉行审慎原则,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军事碰撞。

如苏联在朝鲜战争之初,派往北朝鲜的军事顾问均是以《真理报》记者的身份去前线的;美军仁川登陆后,斯大林曾拒绝了金日成要求苏联给予直接军事支持的请求;在中国派兵入朝前夕,苏联也收回了派空军入朝协助中国作战的承诺;苏联空军后来入朝秘密作战时,也仅仅是在鸭绿江到清川江区域内活动;为了防止美国得知苏联空军参战的消息,苏联对参加战斗的飞行员和飞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如:要求参战的飞机一律不许从苏联领土起飞投入战斗,参战的飞行员一律穿中国志愿军的服装,配戴志愿军徽号和符号并保证决不泄露参战的消息,作战飞机和地勤车辆均改涂中国志愿军飞机或朝鲜飞机的颜色,飞行员也不许讲俄语,不准在海面上空飞行,不准进入距离战线60英里以外的地区,不准攻击美国海军船只,不准追击受伤和油料即将耗尽的敌机,只准在己方控制区域上空作战,要绝对避免苏联飞行员被俘等。

由此可见,苏联在当时表现地是何等的克制。

不过,美国的审慎也丝毫并不比苏联差多少。

事实上,美国在进行军事干涉朝鲜的同时,一直在避免外交上刺激苏联,避免给苏联公开卷入的借口。

如在美军第二次将战线推回到三八线之后,杜鲁门政府就放弃了武力统一朝鲜的目标;杜鲁门政府在1951年还解除了主张“在朝鲜,战争无限制”论的麦克阿瑟的职位;在空战中,美国也未公开俘获苏联飞行员的消息,且在与苏联空军短兵相接时,美国飞行员根据看到的欧洲人面孔和听到的无线电通话的俄语,就已知道苏联空军参战的秘密,但美国政府担心,如果把苏联空军秘密参战的消息泄露出去,将在国内面临要求与苏联开战的巨大压力,因此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替苏联保守了这个秘密。

可见,美苏在朝鲜战争中,都以避免双方的直接军事对抗为基本原则,这使得朝鲜战争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即:两个超级大国都卷入了这场冲突,但是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

这正是美苏审慎原则的直接结果。

古巴导弹危机作为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最严重的一次直接对抗”,进一步证明了大国交往过程中审慎原则的必需。

这场危机历时13天,之所以能在短期内迅速解决,其必不可少和首要的因素就在于,美苏两国对核战争有共同的恐惧心理,不想让事态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在具体行动上都保持了克制和忍耐的态度;双方均竭力避免冲突的升级,力图减少迈向核战争的危险。

在危机期间,“虽然肯尼迪热衷于来一次公开摊牌以显示美国的实力,”但他反对采取诸如直接入侵古巴或轰炸古巴导弹基地之类的强硬手段,而宁愿选择风险较小的海上“隔离”方案;同时极力防止由于“面子”原因而导致突发事件的发生,事后,肯尼迪在一次演说中谈到导弹危机的教训时强调,当保卫自身的重大利益时,核大国必须避免这样的对抗,即迫使对方在丢脸的退却和进行一场核战争之间做出选择;美国在苏联做出相关让步后,也承诺不侵犯古巴,以及拆除在土耳其的“木星”导弹。

苏联同样清醒地认识到核战争意味着什么。

在起初的“一种既能对付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无法同时兼顾时,苏联选择了后者。

在美国实施海上“隔离”后,苏联没有硬闯“隔离线”,运载武器的苏联船只在到达“隔离线”前被警告后,都陆续停使或改航,最后全部返航;甚至在苏联潜艇被美军击毁后苏联也没有作任何声张,悄悄地将事情平息了之;苏联也最终同意撤走了部署在古巴的中程导弹、IL-28轰炸机及其附属设施,并做出不再将进攻性武器运入古巴的保证。

从古巴导弹危机中,我们再次看到了冷战时期美苏直接冲突的特点:紧张、激烈,但又不越过一次界限,冲突没有变成战争。

美苏两国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防止军事冲突的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语言,再一次坚持了审慎原则,并学会了在核时代如何“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相处之道。

在上述三场冲突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美苏均表现出了适度、(规避风险的)理性以及克制原则。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更使双方在核时代,对审慎原则加深了共识。

此后,审慎原则成为美苏打交道的不言自喻的规范,并进一步为二者所理解和坚持。

我们看到,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不再直接将触角明目张胆地伸入对方“后院”或约定的“势力范围”,在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尽量承认并尊重对方的既得利益。

如在拉美,苏联未再复制1960年代在古巴的冒险,不再直接、公开、鲁莽地卷入美国与拉美国家的纷争。

而美国对苏联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也未做出任何相应的军事行动。

我们更多地看到,美苏双方通过“代理人战争”或大规模援助的方式,将争夺焦点转向了第三世界。

从此,美苏之间再未发生类似上述三次危机那样的面对面的、生死攸关的剧烈交锋。

虽然,1979年因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再次陷入紧张的对峙和军备竞赛,但双方却主要是在各自国境之内发展军力,对太空的争夺也从未引发二者直接面对面地对抗。

同一时期,美国对苏联发起的攻势也采取了更具隐蔽性的“和平演变”方式。

这进一步证明,美苏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的双边交往中更多地坚持了审慎原则。

综述之,冷战期间,虽然美苏激烈和紧张对抗,导致世界局势长期动荡、紧张,并有地区局部热战发生,但由于美苏均未放弃审慎原则,并在几次危机之后更多地坚持了审慎原则,世界最终总体上维持了“长久和平”的局面,第三次世界大战和核战争也终于没有爆发。

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因而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在大国交往中,国家不仅要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则,同时更要注意对审慎原则的坚持。

大国交往中审慎原则的必需正是美苏关系所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现实的意义上,美苏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对审慎原则的态度,对于现在及未来中美关系的处理无疑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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