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创作的婚恋观摘要：现实生活中的老舍对于爱情是保守的，甚至可以说是理性的，这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所反映，同时他又表现出对理想婚恋生活的渴望。

作品中阐述了理想的婚恋对象,家庭模式，但绝大多数的婚恋生活都是老舍批判的对象。

关键词：爱情婚恋生活婚恋对象家庭模式婚恋问题是老舍创作的一个重要题材。

读过老舍作品的人都知道，在他的笔下，男人与女人之间发生的恋爱、结婚和家庭故事是那样多姿多彩。

当然，这个婚恋世界也向我们传达了他的婚恋观并描述了他理想的生活模式.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经济独立问题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暴露封建主义宗法制度、道德精神、礼教弊害的主要内容，而揭示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对青年们身心的戕害是当时众多作家的创作内容，许多作品都申诉了封建包办婚姻给青年们带来的无法自由获得“爱情”的痛苦。

老舍二三十年代的婚姻观多是在鞭挞封建制度下宗法婚姻的严酷性，而且在老舍本人的婚姻道路上曾经有过一段小插曲，这或许让人们了解老舍的婚恋观有某种帮助。

老舍在二十岁成年以后，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渐渐得到改善，于是老舍的母亲按照自己的标准给老舍物色了一位漂亮姑娘。

但是老舍却坚决反对，要退掉这门婚事，这使得和谐的母子关系差点反目，关于这段故事，老舍后来的自述说：那时候，婚姻自由的理论刚刚被青年们认为是救世的福音，母亲暗中给我定了亲事。

为退亲，我着了很大的急。

从过去的追求‘婚姻自由’变成了坚持‘独身主义’。

也许是由于他（老舍）年薪２５０镑的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他和老母的清贫的生活；也许是由于他初恋的失败，一时还无法弥补他的精神刨伤；也许是由于他暂时还未遇上意中人，需要慢慢地等待……总之，他打算独身了。

”【1】等到老舍从英国回国后一段时间，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才放弃“独身主义”，并把终身大事托付给了朋友们，这一次却接受了“媒灼之言”，与胡絮青结婚，婚后在济南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一系列的变化，作者内心感觉的起伏波澜，在他的作品中应该有所反映，或者在他的作品中有他在婚恋中的憎恶与爱好的倾向。

一想到婚姻，自然就会联系到家庭。

中国的文化是建筑在复杂的宗法制度之上的，这一宗法制度极其严酷，势力又大，绝对不允许婚姻自由。

”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老舍对封建宗法婚姻的弊端是了然于心的，所以在《老张的哲学》中他抨击了这种婚姻模式的残酷性。

但是老舍并没有完全否认传统婚姻模式的合理性与传承性，并且，老舍在四十年代的作品中不是表现具有传统色彩的婚姻所带来的痛苦，而是肯定市民社会里传统婚姻合理性的一面。

其原因在于二三十年代正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发展的时期，老舍是“五四”影响下开始新文学创作的，他的反封建意识使他更多地看到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性，而三十年代中后期到四十年代中期正是中华民族濒于灭亡的边缘，众多知识分子把投向西方寻求“自由、平等”的目光收回而从中华民族自身找寻力量，老舍就是其中一位，回归家庭、皈依传统是其文化选择也是其文学创作的方向。

一老舍理想的婚恋对象老舍心中理想的婚恋对象源于他从小耳濡目染的对于传统女性的认识。

母亲的形象是老舍心中不变的记忆：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

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

”【2】他把母亲的勤俭和体格的健壮放在生活的首要位置，说明在老舍的心目中，女性的勤俭持家和身体素质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他评价女性和选择婚恋对象的首要条件。

老舍从小生活在拮据之中，母亲的精打细算、能洗会做使全家勉强度日，对此他深有感触，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好母亲，一位伟大的女性。

对于一个普通的百姓之家来说，勤俭持家才能被认为是好媳妇。

对于出生在平民之家并钟情于平民生活的老舍来说，评价一位家庭主妇最高的奖赏莫过于夸她“会过日子”；还有就是身体素质的好坏也是选择婚恋对象优先考虑的问题。

对于“娶什么样的太太”，老舍在《婆婆话》中透露了玄机：美不是一切。

太太不是图画与雕刻，可以用审视的态度去鉴赏。

人的美还有品德体格的成分在内。

健壮比美更重要。

一位爱生病的太太不大容易使家庭快乐可爱。

学问也不是顶要紧的，因为有钱可以自己立个图书馆，何必一定等太太来丰富你的或任何人的学问？”太太不是花瓶式的装饰，不必要符合美的标准，它只要求健美。

在这里老舍表现出比较实际而且传统的观点，当然这一观点也符合中国民间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女性首先应符合作母亲的母性，其次是妻性，至于知识，老舍认为不如求助于图书馆，寻找的伴侣应该是生活的伴侣而不是如字典般渊博的女学者。

这种观点无疑是民间传统的男权主义观和男权价值观。

老舍的女性观、情爱观、家庭观都是在民间立场上建立起来的，老舍一再强调贫穷没有爱情，爱情诞生在富贵之家，穷人们为生计奔波，贤妻良母是普通生活、普通家庭所必须的，这是生存的抉择。

从老舍的生存立场、写作观念、好恶评价来看，我们看到的是老舍给予广大民众、广大平民阶层的深切的生命关怀，而这也正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写作立场和写作目的。

《四世同堂》中的韵梅是老舍理想中的贤妻良母的典型。

她朴实善良，温顺贤惠，遵守礼节，任劳任怨，整日操持全家十口人的吃喝穿戴与亲友邻居的礼尚往来。

她和婆婆一样本分地做着女人，不参与该属于男人的事，但家中每个人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她的心。

她认识到自己和瑞宣有差距，但她真诚地爱着丈夫，不要求感激，就像一只蜡烛，只管燃烧，不求回报。

她用隐忍和微笑应付一切艰难局面和难堪场面，在艰难困顿中撑起家庭的重担，洗衣做饭，操持家务，照料孩子，侍奉老人。

在民族危亡的艰难时期，她把自己锻炼的更坚强，更勇敢，心胸也更宽阔。

在从前，厨房是她的本营，院子是她的世界；现在，她的世界由四面是坡的院子到高山大海，而那高山大海也许就是她的国家。

她的视野也从个人的小家庭扩展到了整个民族和国家。

老舍对韵梅投寄了明显的褒扬态度。

在老舍看来，韵梅的好品行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

老舍认为女性和家庭紧密相连，认为她们只要在家庭中尽到自己的责任，便是对社会做出了贡献，便是值得歌颂的女性，甚至有时还把她们在家里的劳作与社会贡献联系起来。

认为她们虽然不能像男人一样亲临战场，但她们的勇敢与坚定是对家人与亲人的最大理解和支持。

比如韵梅，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所做的只是家庭妇女的日常事务，但老舍却把她与那些为国家利益和民族生存而英勇斗争的战士相媲美，认为她是中国历史上优秀女性的化身，是北平乃至整个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肯随着男人受苦，以至于随着丈夫去死。

老舍对韵梅一类妇女形象的态度反映出他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宣扬，老舍在小说中明确指出：传统文化是应当用筛子筛一下的，筛去了灰土，剩下的是几块真金，这种真金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的力量，虽然也是旧的，但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

小说中的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家庭主妇，平时成天操心老人孩子，油盐酱醋；民族危难一旦降临，她们就挺身而出，坚毅沉着，把自己无私的关怀与爱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她们身上更多的显现着中华妇女的传统美德，这是老舍极力赞美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这类妇女大都没有个性意识和自我意识，更没有女权意识，所以有人认为老舍的女性观念是守旧的，笔者认为这恰恰显示出老舍清醒的文化视角。

在对待传统文化上，他善于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把握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积极批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落后的方面，大力赞美其中的积极先进的方面。

老舍借《离婚》这部急就成篇却能一吐胸中块垒的小说，借“老李”这个疲乏窝囊又不乏生活追求的人物，将自己极力逃脱了的那种人生样式，又用文字搭就的舞台彻底演习了一遍，“老李”是“光绪末年那拨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孩子们中的一位”【3】，并不丑；细高身量，宽眉大眼，嘴稍过大一些，一嘴整齐白健的牙。

但是，他不顺眼。

无论什么环境之下，他使人觉得不舒服。

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个，所以事事特别小心，结果是更显着慌张”，特别是“见着个女招待便手足无措”。

如果对照现实便可发现，老舍年仅一岁即遭遇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民族劫难，身为皇城护卫的父亲被炮火烧伤去世，自父亲牺牲后，老舍一家的生活完全改观了，沉沦到了社会的最底层”【4】，由于出身贫寒形成谦卑心理，处世自然小心翼翼，乃至曾坦言“我怕写女人；平常日子见着女人也老觉得拘束”【5】。

凡此种种，一个是以文字做骨肉的“老李”，一个是创造了“老李”的老舍，两人之间似乎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李太太”和“马少奶奶”分别代表着庸俗和诗意、现实与理想两种极端。

仅凭这种男性中心的观照模式，已经能够捕捉到老舍某些男性意识的显现，而其自身固有的浓重的传统文化心理和男权立场则通过“李太太”的形象集中体现出来。

李太太是一个典型的乡村妇女，五官端正，身子横宽，大牙板，改造脚，眉梢眼角都藏着土气。

长久以来，被认定“太太只是父母的儿媳妇，儿女只是祖母的孙儿”的丈夫丢在乡下，任劳任怨地持家育子。

一朝得以进城，她的生活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果李太太只是一如既往地在这种纯粹生活化的层面上生活下去，老李至多感到乏味、无聊，不过间或也会暗自称赞她心性单纯、感情专一，死心塌地地安守在家庭岗位上，虽然连围巾的颜色都不会挑，丈夫逛书摊她只会催着走，但她“有保卫生命的本能”，这一点便足以实现她应有的最大价值。

然而，当李太太受到城市现代女性挑唆而放弃乡野女性原本的安分守己、淳朴善良、驯服和顺、通情达理等传统美德，转而东施效颦地学习现代女性种种肤浅的时髦时，老李便不失时机地送给她一系列温情的讽刺：李太太确是长了胆子。

张大嫂，吴方墩，邱太太，刚出月子的孙太太，组成了国际联盟；有了组织以后，李太太和从前大不相同了。

听说吴先生闹着纳妾，回家就给老李敲边鼓；采纳马少奶奶的建议，没取得丈夫的同意就私自剪发梳小辫；不时找丈夫要钱出去逛街买东西，而且从不汇报钱的具体去向，反而喋喋不休地灌输太太们的生活细节；积极学习管教制约丈夫的方法，甚至有天夜里不等老李回来就独自熄灯睡觉。

老李忍无可忍，给她诊断为“成精作怪”，判决为“在接家眷以前，把她放在糊涂虫的队伍中；接家眷的时候，把她提高了些，可以明白，也可以糊涂；现在，决定把她仍旧发回原籍——糊涂虫”。

最终，李太太在现代女性的道路上未走多远便原路折回，继续安心操持家务过日子，老李也继续真诚地欣赏和尊重她身上这种深重的妻性和母性，认为她远超那些所谓的摩登女性。

“老李”被马少奶奶与马同志和睦相处的现实击垮，“回乡”成为他们躲避精神焦灼的最佳选择，实际上也是唯一选择。

从“太太进城”开始，到“先生回乡”告终，表面上看来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男性充分表达出对都市文明的绝望与拒斥，实则梦想的破灭才是他们一意孤行离去的根本原因。

在此过程中，正如太太们对“进城”毫无发言权，此刻也仍然以生或死的方式缄默地服从着丈夫的决定。

老舍则温和地送走了“老李”，有意无意间吞灭了“李太太”的存在，似乎预示着“太太进城”的问题随着“先生回乡”而一笔勾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