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供给：外生性和内生性的比较张曙光货币理论的新视角宁咏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假说与经验事实》（以下简称《内生》）是一部有关货币问题的理论性著作，目的在于建立一个与主流货币理论不同的理论框架。
可以说，作者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新的理论和新的学派都是在向传统理论和主流理论的挑战中产生的和发展的，都是在对名流大家的理论进行批判当中涌现和成长的。
因此，一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学术批判史（张曙光，1995）。
这是由理论发展本身的逻辑决定的。
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其对象都是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运动过程。
一种理论其所以成为主流，一个学者其所以成为名家，就在于其理论和方法能够对自己的对象作出更全面的描述和更深入的解释，因而有更多的人进行学习和研究，由这种理论分析中得到的政策结论，能够解决经济运行和发展中某些重大的关键问题，因而能够得到经验的检验，并获得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因此，要对传统的主流理论进行挑战，要对名流大家的观点进行批判，首先要找到一个新的观察角度和切入点，由此出发，看看传统理论和名家学说提出和解释了哪些问题，忽略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解释对了，哪些问题解释错了，哪些解释还不够全面。
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说，建立自己的分析框架，就能作出自己的理论创造。
《内生》就具有的样的特征。
在现代经济学中，主流货币理论主要是指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的货币理论。
这种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外生性的基础之上的。
所谓货币外生性是指货币供给是经济运行过程的一个外生变量，由中央银行独立自主地加以决定，其对经济运行和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是通过凯恩斯效应或实际余额效应实现的。
因而，货币被帕廷森称为神赐的食物吗哪（manna），或者如弗里德曼所言，是从直升飞机上抛撒下来的。
这样，在主流货币理论的理论模型中，并没有为货币数量的决定或货币供给留下什么位置。
主流货币理论的形成始于凯恩斯《通论》的发表。
在《通论》中，凯恩斯使用了货币外生性的假设，由于《通论》在现代经济学发展中所产生的“革命”性影响，凯恩斯主义遂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凯恩斯的外生货币理论也就成为主流货币理论。
货币主义虽然在理论取向和政策主张上与主流凯恩斯主义相对立，从主张政府干预转向经济自由主义，从重视财政政策到突出货币政策，从实行“相机决策”的政策方式到主张“常数货币政策规则”，但在货币外生性这一基本理论假设上，其与凯恩斯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因而，主流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只是主流货币理论中的不同派别。
在主流货币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曾有不少经济学家对货币外生性提出过质疑，也对货币内生性作出过一些分析和说明，如果以《通论》的出版为界，早期有银行主义学派中的图尔、威尔逊、富拉顿等，马克思，《货币论》时代的凯恩斯以及熊彼特等人，后期有卡尔多和“拉德克利夫报告”、格利和肖、托宾以及后凯恩斯主义者戴维森、温特劳布、明基斯、摩尔、罗西斯等人。
很明显，前者未能成为主流，后者则由于内容上的缺陷和观点上的分歧，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提不出一个可与主流理论相抗衡的新的货币理论。
《内生》正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主流货币理论进行挑战，并力图提出一个研究货币问题的新思路，构造一个内生货币理论的分析框架。
首先，《内生》从货币的生产性出发，将生产的货币经济与交换的货币经济相对应，扩展了货币需求的内容，把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作为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找到了货币存量和流量相结合的途径，使研究的重点从货币的使用转向货币的创造，为内生货币理论奠定了独立而坚实的基础。
进而，作者详细分析了货币供给的创造过程，并区分了不存在中央银行和存在中央银行的两种情况，从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上说明了货币供给的内生过程。
为了给这一理论分析寻求经验支持，《内生》不仅从金融创新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一般地考察了金融机构的行为，而且从货币供给的制度特征、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等方面，对中国的货币供给进行了实证分析，给出了基础货币内生性的宏观经济模型和超额准备率的理论模型，既为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中国货币制度改革和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因此，《内生》的问世，提出了一个与主流货币理论不同的货币理论，这对于推动货币理论的创新将起到重要的作用货币内生性和外生性的比较与货币外生性相反，货币内生性是指，流通中的货币是由经济运行本身的内在要求决定的，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行为，而是一种被动的适应性行为。
因此，把货币外生性和内生性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对货币理论有一个比较全面而准确的把握。
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根据《内生》的分析，将这种比较列成下表，并作一点相应的解释。
从理论假说来看，货币外生性是建立在交换的货币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在这里，货币起着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无论是在以一般均衡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还是在以IS-LM 模型为代表的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中，都是如此，货币并不具有生产性。
而货币内生性是建立在生产的货币经济的基础上的，货币除了充当交换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以外，更重要的是作为组织生产的手段，不仅能够影响投资决策，而且是实现投资和生产的重要工具。
从货币概念来看，经典货币理论均把货币作为存量来处理，而忽视了在实际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流量货币，其办法一是通过特殊的时间概念排除流量对存量的影响，从而使理论与实际脱节；二是引入流量货币，造成逻辑上的矛盾。
鉴于货币同时具有流量和存量的性质，而流量和存量又不能加总，内生货币理论主张把流量和存量结合起来，其办法一是把货币的供求处理成对存量资产的需求，流量货币通过影响资产价值来影响货币供求；二是将货币供求处理成对流量的供求，存量货币通过影响货币流量的数量而影响货币供求。
《内生》就采取了第一种办法。
从货币需求来看，外生货币理论在灵活偏好的基础上，把货币需求分为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突出的是货币的流动性特征，灵活偏好的增加，表明投资者对未来缺乏信心。
内生货币理论既重视流动偏好，更强调信贷需求，即强调生产和投资产生的货币需求，信贷需求的增加表明投资者对未来投资的收益预期看好。
从银行的作用来看，在经典货币理论中，用于满足人们流动性偏好的是狭义货币，也称“窖藏货币”，资本家只有先积累起足够的“窖藏货币”，才能扩大投资，在这里，人们既看不到企业家的作用，也看不到银行的作用，这种理论仍然是一种古典理论。
在内生货币理论中，满足信贷需求的货币供求是一种广义货币，既包括企业和个人从银行申请贷款的行为，也包括企业通过发行债券扩大债务的行为，因而从银行来看，信贷供给就是银行通过贷款扩展它的资产和债务的过程。
在这里，企业和银行的作用非常突出，货币供求取决于个人、企业和银行扩展债务所能获得的收益。
可见，内生货币理论是一种现代理论。
《内生》关于金融机构行为的分析，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货币创造来看，在经典货币理论中，没有“窖藏货币”的积累，就不可能有投资的扩大，因而是储蓄决定投资和信贷。
在内生货币理论中，资本家增加投资是由于对未来收入预期看好，因而其消费和投资决策决定利润及其实现，也就决定了能够有多少不用于现期消费的收入，即储蓄；而与投资相联系的信用货币的创造一定会伴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因而是投资决定储蓄和信贷决定储蓄。
准备金是影响银行信用创造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现行货币理论中，准备金制度是中央银行影响货币创造的制度基础。
在准备金制度下，货币供给过程可以描述为M=K*B，其中B为基础货币，K为货币乘数，K 由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通货-存款比率、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比率共同决定。
它们是由中央银行规定或由习惯决定的一个稳定系数。
货币供给的变动主要由基础货币的变动决定，后者由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控制。
但在内生货币理论中，当不存在中央银行时，银行和工业资本家的信用创造既要受银行自身准备金的限制，也要受到资本家收益预期的约束，经济景气，贷款增加，准备金减少，当危及银行安全时，银行就会提高利率，这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筹资成本，从而减少投资，使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
当存在中央银行时，超额准备金率是影响货币乘数的主要因素，但它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常数，其变动是商业银行对市场价格信号的必然反映，是由市场内生地决定的。
在外生货币理论中，既然央行可以独立地决定货币供给，并将其作为调控经济运行的工具，因而，在这里是货币供给决定货币需求。
而在内生货币理论中，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决定的，经济主体在生产过程中对货币的需求是货币创造的根本原因，因而，在这里是货币需求决定货币供给。
从利率决定来看，在外生货币理论中，利率是由满足流动偏好的狭义货币供求决定的，中央银行通过控制准备金数量影响银行的流动性状况来影响利率；在现实中，利率的决定是一个加成的过程，中央银行控制的再贴现利率构成金融系统的基准利率，因而，在这里，货币供给与利率负相关，货币供给增加会造成利率下降。
在内生货币理论中，利率是由满足信贷需求的广义货币供求决定的，准备金的数量不是影响利率的唯一因素，利率还要受资本边际产出等因素的影响，在这里，货币供给与利率正相关，较多的货币供给一般伴随着较高的利率。
从政策取向和政策操作来看，在外生货币理论中，政策取向是单纯的货币数量控制，其政策操作是央行通过主动地随地机决定基础货币，直接影响货币供给。
在内生货币理论中，政策取向是综合货币、财政和收入政策，其政策操作是，基础货币的变动是央行被动适应的结果，其作用是通过利率变动来影响货币供给。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对货币理论有一个更为全面的把握。
虽然上表是笔者从《内生》中提炼概括出来的，如果《内生》在作出自己的分析以后，也能作此概括，对于人们理解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也许会有更大的帮助。
这也是笔者作此概括的原因。
货币内生性的实证分析《内生》不仅提出了一个内生货币供给的理论分析框架，而且运用中国的资料，从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等方面，对之进行了实证检验。
这一分析有以下几个特点。
1），方法规范。
以基础货币为例，作者先从中国货币供给的制度背景出发，抽象出处于转轨中的政府、银行和企业的一些主要行为假定（如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且参与的规模超过了财政收入所能支持的规模等），作为实证的前提；然后构造了一个货币供给的宏观模型，在最抽象的层次上，对表现为“倒逼机制”的货币供给过程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中国内生货币供给的基本因果关系；最后放松假定，引入政策性银行和外汇占款，说明了政策性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基础货币的内生性质，以及在开放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是一个依赖于外汇市场的内生变量。
2），有所创新。
以货币化为例，以往对中国超额货币供给的研究主要是用货币化来解释的，由于把货币化界定为经济中非货币化（即物物交换）部分的逐步减少，货币化（即市场交易）部分逐步增多，因而把现金需求的增加作为货币化指数（易纲，1996），但80年代中期以后，M2的增长最快，其流通速度的减慢也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