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双籍进士的分布、流向与明代移民史摘要：本文首先对王毓铨关于明代“贯”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同时认为朱保炯、谢沛霖把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明代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

明代没有纯粹的乡贯。

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是“双籍进士”。

通过对有明一代数以千计的、占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强的双籍进士的历朝和地区分布的统计，以及这些进士祖籍的流动分析，有助于我们拓展进士空间流动和移民史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了解明代的科举、人才、人口政策，以及这些举措在巩固边防，稳定全国政治，促进京城和边远地区的文化发展，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明代进士户籍·籍别·乡贯移民史一、籍贯的界定和问题的提出朱保炯、谢沛霖先生在他们编纂的《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简称《索引》）的“编例”中指出：“明朝进士，籍贯有户籍、乡贯之分，户籍又有各种籍别”。

部分进士，“户籍、乡贯并有”。

然作者没有说明何为户籍？何为乡贯？学术界对明代的籍贯分类似也未作界定[1]。

王毓铨先生虽然为此写过专文，且观点影响了一代学人，但他的释义是：明代的籍是役籍，贯是乡贯[2]，无意间排斥明代最基本的贯——户籍（现籍）住址，也就是说，将乡贯（祖籍）取代了现籍。

明朝并不存在所谓的“籍贯”制度，说明代的“籍”指役籍，“贯”指居住地也都可接受。

但问题是，在历史文献中，大量的明代人物既有祖居地，又有现居地。

要研究这些人物，就自然引出了对于“贯”的双重意义之讨论，贯有乡贯，又有户籍登记住址。

本文讨论的“籍贯”和提出的“双籍”问题都基于此。

明代的户籍可理解为今天的户口所在地。

对于当时大多数人来讲，户口所在地往往同时也是祖居地、出生地，故一般意义上讲的明人的籍贯、地贯、本籍、地籍、贯址、贯（特定场合也包括乡贯），就是户籍，即户贴、黄册上登记的地址。

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洪武年间的户贴”填写的“贯”，无一不是户口登记上的住址[3]。

对明代的科举人口，包括双籍进士而言，其报考地也是以户籍登记地为准。

明代户籍填报中的籍别，是“职业身份”的划分[4]，或称封建役籍[5]。

但籍别没有任何地理、地名意义。

我们对明代人物进行籍贯和空间分布研究时，完全可以对此置之不理。

否则，有可能对明人的户籍、籍别、乡贯纠缠不清。

明代的乡贯，系原籍、祖籍，即祖上原先居住占籍的地方。

我与王毓铨先生的役“籍之所在必有其乡贯”的观点不同，乡贯与“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他的户役役籍所在地”没有必然的联系。

否则，王文谈到的湖南茶陵岂不成了李东阳的出生地、居住地、役籍所在地？其实，李东阳曾祖以下，就生于北京、居于北京、赋役于北京。

当然，如上所述，对当时多数人来讲，祖居地可能也是其出生地、居住地，但从《索引》数以万计的明代进士的籍贯分析，凡有户籍的必有其役籍；有役籍的也必有其户籍（史料缺载者除外）。

反之，止有乡贯的，就找不到役籍。

至于户籍、乡贯并有者，其役籍必与户籍并列，而与乡贯不沾边。

故“户役役籍所在地”应该是户籍籍贯所在地，不能解读为乡贯籍贯所在地。

王先生曾举例永乐十年民籍进士——云南太和县的杨荣和江西泰和县的王嗣先，他把这里的太和与泰和分别当作他们的乡贯[6]。

其实，太和及泰和应该分别是杨氏和王氏的户籍（现籍）籍贯（见《索引》第1713、311页），也是一般意义上的明人籍贯所在地。

《索引》作者又在“编例”中说明，明代部分进士“仅有乡贯”，并举洪武二十一年进士、江西吉水人解缙为凡例。

据笔者粗略统计，这些单籍的明代乡贯进士有2300人左右，约散见于40个科年中。

如果这一史料属实，又假设这些进士均匀地分布在全国人口中，根据乡贯进士没有籍别的特征，则意味着明王朝将近十分之一的子民不负担封建役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对被研究的对象进行了分析，发现，仅洪武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三十年，永乐二年、四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宣德二年等11个科年就有单籍的乡贯进士2140人左右，约占总数的93%，也似乎与这些科年的全部进士等额。

这11个科年的进士题名碑可能本身就设有石勒进士的籍别。

因本人未见过石碑实物，不便下结论。

又查中国古籍善本，这11科的进士登科录和会试录已全部失传[7]，使《索引》作者无法补阙。

另有100多人也事出有因。

真正可算得上“仅有乡贯”者不过是20余人。

这里面，有宗室5人，孔子后裔2人，朱熹后裔1人，剩下的10余人也不排除文献缺载的可能。

至此，笔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所谓的“仅有乡贯”者，绝大部分是缺少籍别记载的户籍进士，区区几个“仅有乡贯”者，可能是享有封建特权，不需要负担任何形式的“役”的皇亲国戚、圣人后代等特殊阶层。

这些人，与其说“仅有乡贯”，倒不如说没有户籍籍别——封建役籍。

质言之，明代籍贯、地理意义上的“仅有乡贯”的进士是不存在的。

故《索引》作者将找不到户籍籍别记载的进士归类为“仅有乡贯”者的做法不当。

本文将这些籍贯登记中既有户籍（现籍），又有乡贯（祖籍）的明代进士称之为双籍进士。

这一概念是否确切仍可斟酌，但不妨碍对这一现象的叙述和研究。

双籍进士下限以州县或卫所为界，但统计时，把卫所籍的都归附在各自所处的州县。

为统一和方便起见，即使卫所驻扎的州县，或州县内所在的卫所，只要研究对象著籍户口改动，也按省内流动的双籍进士处理。

由此可见，明代双籍进士的记载，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这些高学历者的祖先由甲地迁到乙地的线索，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移民。

而籍别则能帮助我们了解科举人物的社会结构；对于移民史来讲，则能区分移民的性质——军籍移民和民籍移民。

仍举个大家熟识的例子，明代文学家、天顺八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李东阳的户籍是京城的金吾左卫，籍别系军籍，乡贯是今湖南茶陵。

换言之，李东阳的祖先由湖广茶陵迁到北京，并在京师供当军差，属军籍移民。

在双籍进士中，像李东阳那样的名人辈出。

现按科举中式先后移录成表1，使我们对双籍进士现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遗憾的是，对这样一个在科举史和移民史上有双重研究价值的史料，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顾诚先生虽然对明代卫籍官兵的现籍和祖籍的关系作了深析，但顾是作为明代“人口的迁徒和分布”中的特例来研究的，舍此，他似乎也基本同意王氏的观点[8]。

事实上，这种既有祖籍，又有现籍的现象在明代是很普遍的，只不过是明代双籍进士得益于各类科举题名录，使保留的文献记载比其他史料更准确、更集中，也较完整罢了。

表1 明代双籍进士代表人物资料来源：《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二、明代历朝双籍进士的分布户籍制度是中国传统社会一项极其重要的制度。

朱元璋登基后十分重视户籍的管理工作。

洪武三年，即建有包括本户的姓名、地贯、人丁数目、年龄、产业等内容的户口登记凭证——户贴制度。

洪武十四年，又在此基础上推出了更加详密的户籍制度——黄册制度。

同时，又确立了保证黄册制度顺利实行的里甲制度。

洪武二十年，统治者还制订了用于征税的田亩登记册——鱼鳞图册，使人口统计管理和赋役制度趋于完善。

由是之故，明代科举中式者的籍贯登记也比较复杂和繁琐。

从《索引》可知，明代进士的籍贯，不仅有户籍，还有户籍、乡贯并有的，户籍又分籍别。

从本文统计的资料分析，双籍进士的籍别大致可分为民籍、军籍、匠籍、官籍和其他等五大类。

各大类中除官籍外，还有更细的划分，详见表2。

表2 明代双籍进士籍别分类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本表籍别根据《索引》“编例•附表”归类。

待考部分系有籍别，且无具体分类者。

官籍基本任职于卫所。

表3明代历朝双籍进士分布资料来源：同表1。

要研究明代双籍进士，首先要了解他们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由表3可知，明代双籍进士的时间分布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一，发轫于洪武。

这不仅体现在人数少，而且，大都是近距离流动。

11人中除1名祖籍（考虑到篇幅，以下“祖籍”两字一般省略）是省际流动外，其余10人都在省内流动，其中有8人仅在府内流动。

其二，成熟于成化。

成化朝的双籍进士首次超过了同期进士的十分之一，并接近明代的平均数。

这时的移动空间也以跨省为主。

其三，弘治至明末长盛不衰。

事实上，明中后期，在7个进士中，就有一个是双籍进士。

由此也可见对其研究之必要。

该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历朝双籍进士的分布。

但笔者还有些细节，尚须方家析疑。

洪武朝共进行了6次科考，且从首次，即洪武四年辛亥科开始，户贴制度已颁布，并在进士籍贯注册中实施，但为何洪武朝的11名双籍进士都产生在洪武十八年丁显榜？此后至宣德的近半个世纪里，又举行了16次殿试，登科者达数千人，却为何没有出现一个双籍进士？这些是否同籍别一样，与明初进士题名碑录石勒不规范，而相关文献又阙失有关？故关于明代双籍进士产生的确切科年、人数和前期的发展轨迹，尚有商榷的余地。

三、明代双籍进士的地理分布与流向表4明代各省双籍进士（祖籍）的分布与流向续表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表内A类省系平均每县进士达到40人的科举发达的省；B类省系平均每县进士在10－20人之间的科举一般的省；C类省系平均每县进士在10人以下的科举落后的省。

详见拙作：《明清全国进士与人才的时空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载《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第4期）。

本文撰写时，吸收了陈长文《〈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校误》（载《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等成果，对原文中各省的人数等作了若干修正。

但由于陈文的人数盈缩正好相等，故总人数不变。

明代进士总数指目前能考到姓名者，轶名的不计。

双籍者均按乡贯处理。

表内流入合计栏系迁出省合计数加上省内互动数。

1.基本特征由表4可知明代双籍进士分布与流向的基本特征。

(1)分布范围非常广泛。

他们的祖先从全国的两京、十三布政司、边缘九镇的700多个州县、卫所迁徒到上述省区、都司、重镇所辖的900个州县、卫所（含若干两京的衙门），另有俩个交趾归附者，几乎涉及到明王朝王化所及地区，也几乎覆盖了明初移民的足迹。

这种高学历者前辈迁移分布的广泛性，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２)北直隶产生的双籍进士最多。

河北产生的省外流入的双籍进士达682人之多，占全国省际流动的三分之一，且迁自江浙的又几近半数。

这是因为随着永乐迁都，大量外地人口迁入京畿重地。

其中，来自江南的富户和南京的文武百官及军卫人员最具活力。

积年之后，移民后裔科甲鹊起，对京华的文化繁荣作出了贡献。

故明初江浙殷实大户、文化阶层的北迁，虽然有碍本地文化的发展，但对北京这一明清北方唯一的文化中心的形成、南北文化差距的逐步缩小，功不可没。

(3)边远省份虽然双籍进士的总数不是最多，移入的绝对值也不是很大，但相对值很大，特别是云、贵、辽诸地区，双籍进士超过了土著进士，这是移民文化的显著体现，也是本文结论部分要重点探析的内容之一。

(4)顺向流动和水平流动构成双籍进士的基本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