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七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内容提要〕司马光创作史学名著《资治通鉴》的实践为我们提了一个典型。
司马光在其著作中力求描述历史的本来面貌用“国家兴衰、生民休”两项纲领作为修史原则在历史编纂学上提出考异法、无修长编的修史原。
正是以这些史学思想为指导才得以完成《通鉴》这一“岁宏冒、思精”的编年史。
西方有的学者认为编年史只是假历史是空洞的叙述、的事物。
孰是孰非一留给学者们深思。
体大无言戚则〔作者简介〕孙方明1915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要研究宋史曾参与写作尚钱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
争护尹砂诊~沪~~沪、、.争一\司马光(1019一一108G年)字君实宋朝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
出身于宫僚地主家庭父司马驰历仕宋真宗、仁宗两朝官至天章阁待制、三司副使为“一时名臣”①。
司马光二十岁时(1。
38年少考中进士甲科随因服丧在籍。
到庆历六年(104G年)至京师官大理评事大理寺垂嘉砧七年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英宗时任尚书吏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判流内锉。
神宗时摧翰林学士权御史中尽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
继因反对变法请求外任专心编写《资治通鉴》。
哲宗继位之后拜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居正宰相之位。
有人说他“大用于砧际奋身许国揭万代之规模张胆极言切一时利病”②。
其实司马光从丰八年五月至京师初任门下侍郎旋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到砧年九月初一病逝在位不过一年多时间他在政治上属于保守派特别是他晚年执政期间排斥新党一意孤行。
但在史学方面却有着杰出的贡献。
司马光从小爱好史学他说:“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③。
壮而从政之后更加倍致力于史价“常欲艾去芜杂发挥精篱穷探治乱之源上助圣明之鉴”④。
治平三年完成《通志分八卷上之英宗皇帝。
他说。
“臣少好史学病其烦冗常欲删取其要为编年一书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兹忽遇皇帝陛下……留意艺文……讲求古训臣有先述《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尽秦二世三年史记之外参以他书于七国兴亡之迹大略可见”⑤。
他编书受到极大重视与鼓励英宗“命自选辟官属于崇文院置局许借龙图、天章阁、三馆、秘阁书籍”⑧续成其书并“赐以御府笔、墨、增、帛及御前钱以果饵”⑦。
司马光先后推荐翁源县令刘恕太常博士刘敛前知资州龙水县事范祖禹同修。
司马光的儿子司靡髻置袱粼赢六墓蕊鼎馨磊黔靠羹算瑟雹鑫翼纂曹蒸氨当面赐给司马光命“候书成后写入”⑨。
自此到熙宁三年因反对新法请准外任之前开局于内院达五年之久编成《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进上。
从熙宁三年出知永兴军不久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篙山崇福宫前后六任听以书局自随。
得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著凡十五年时间完成《通鉴》其余部分。
到丰七年十二月全部告成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包十六代编成二百九十四卷确是洋洋大观前古未有的编年体通史巨著。
一-《资治通鉴))编修中搜罗和碑用了当时所能找到的史书。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 “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丰种”。
张煦侯先生著价通鉴学扎根据《通鉴考异》所见书名为主分十类探求司马光援用书共合三百零一种⑩。
可见三百二十二种之说大致不错足见引证书籍之广泛。
特别在“所引之书已半亡佚”叭的情况下更显示了《通鉴》一书的史料价值。
《通鉴》一书“罗宏富少考订精确。
修书班子都由当时著名史学家组成例如刘恕博闻强记专精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
上下数千载间巨微之事如指诸掌犷。
刘放则“博记能文章”⑩是著名汉史专家。
范祖禹“智识明敏·一好学能文”O专精唐史著有《唐鉴》。
他们分工合作“史记、前后汉则刘贡甫自三国历七朝而隋则刘道原唐讫五代则范纯甫”⑩。
他们“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偏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犊盈积浩如烟海抉摘幽一隐校计毫厘”⑩。
为此书辛勤工作了十九年。
为辅助《通鉴》的阅读或进而阐发修《通鉴》的宗旨司马光写了《通鉴考异》三十卷为阐明对史料的“参考同异”之书与《通鉴))同时进呈。
另有:《稽古录》匕十卷·上起伏羲下至治平亦贯穿古今阐述治乱兴亡之书。
封建史学家司马光为其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子终身。
一《资治通鉴》一书完成后一受到统治阶级从封建皇帝到地主士大夫的推崇。
·宋神宗接读《通鉴》后谓群臣日:“前代未尝有此书.过荀悦《汉纪》远矣”O。
赵项还连续在迩英殿听讲《资治通鉴》南来高宗“与讲官言阅《资治通鉴》知司马光有宰相量”⑩。
宋孝宗在明远楼下告诫皇太子“近日《资治通鉴》已熟”接着就该经史并读。
吵无怪近代学者梁启超说《通鉴》是“绝好之皇帝教科书”⑩犷南宋重视《通鉴》的研究往释和续编《通鉴》成了风气。
补编《通鉴》的有刘恕的《通鉴外纪》和南宋末金履祥的《资治通鉴前编》等都是补编三家分晋以前的上古史的。
续编有李熹的《续资治通鉴长编》%0卷记北宋九朝事迹(现在只520卷)。
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丫记宋高宗朝36年事迹。
改编的主要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
另外朱熹“病其(书)于正闰之际名分之实有未安者因尝窃取春秋条例。
稍加具括别为一书”名《通鉴纲目》加强了《春秋》惩善恶、寓褒贬的书法。
朱蓑是道学蒙名气大明时期很多人丢开《通鉴》去学《纲目》。
康熙时还有《御批通鉴纲目》编成。
南宋史学界研究《通鉴》的多盛加称誉。
晃公武在《郡斋读书志》说:“公武心好是书学之有年矣”主应麟甚至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胡兰省热心于《通鉴》的注释工作释《通鉴》三十年。
其《音注》、《通鉴释文辩误》内容广泛成为音注、解释、校注、全面注释《通鉴》的第一大书被称为《通鉴》功臣。
宋代指责《通鉴》阔失的最早推刘恕之子刘羲仲作《通鉴问疑》指出《通鉴》中间题凡八事⑩。
以外晃公武谓“其大抵不采俊伟卓异之说”。
胡贡谓“今谈其书盖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年月或差”。
洪迈则说:“通鉴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颇有窒而不通之处”⑩。
到清代考证史籍之风甚盛研究《通鉴》的学者也大有人在。
明末清初系统地对《通鉴》进行校补的最著名的是严衍及其学生谈允厚严氏熟读《通鉴》病史家有七失谓《资治通鉴》“则所云七病间亦有之”因竭三十年之精力于明崇祯十七年(l644年)成《资治通鉴补》二百九十四卷为胡三省以后对《通鉴》用力最勤的人发现、补正‘《通鉴》不少缺点。
乾嘉时代及以后研习《通鉴》的人更多。
赵翼在《陵余丛考》的《一人两书》条指出《通鉴》个别有误抄《史记》、并影响《通鉴纲目》的地方。
⑩王鸣盛把《通鉴》说成是“此夭地间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⑩。
章学诚则把《资治通鉴》与郑樵《通志》、杜佑《通典》和裴磷的《太和通选》四部书称为我国古代“总古今之学术”的“史部之通”⑩即四通之学。
近代张之洞的《翰轩语》告诫四川学生“史学须渐次为之亦须穷年累月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
梁启超说:宋司马光矫班固以后断代为史之弊作《资治通鉴》以续《左传》编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大事“共所经纬规制确为中古以降一大创作故至今传习之盛与《史、汉》娇”。
甚至认为“自有左氏、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t”O陈寅烙先生盛赞宋代史学的发达“他极恭维《资治通鉴》称为中国第一部政治史。
”⑧总之《资治通鉴》成书之后所受到的赞扬起到的影响是主要的。
这首先是由于该书的内容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统治需要为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洽提了最有用的经验。
宋神宗对该书的称赞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说:“联惟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刚健笃实辉光日新”。
“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夭人相与之际休咎庶政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溉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是“典型之总会册犊之渊林矣”⑩。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资治通鉴》在概括历史内容的方法方面在史学体例和治史方法方面有其超越前人、并能长期影响以后史学发展的内容。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通鉴》的总说;“故其书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⑧。
91-二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反映在他的文集、论著当中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他的史学专著《资治通鉴》和《稽六录》当中。
这两部专著从体例、论述到史料的取舍文字的锤炼都饱含着司马光对历史的认识和设想。
关于如何写历史他表示不赞成象《春秋》那样“立褒贬之法”的笔法而要“据其功业之实书之”则善恶自见。
他认为在叙事中有的善恶还不够明显需“辨疑惑释凝滞”⑩他就采用增加附论的办法直书已见。
对于阐明史意附论“臣光日”一直被从为有“点睛”的作用。
《通鉴》的前身《历年图》有附论·《稽古录》也有附论《通鉴》的论赞总计196篇212条。
是见司马光是很重视使用论赞的。
司马光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所生活的宋代是我国封建制进一步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乃至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极尖锐的时代。
司马光的思想上浸润着浓厚的封建的唯心主义思想是毫不奇怪的。
司马光认为是英雄创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而不是广大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
他说:“昔者圣人顺天理、察人情知齐民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诸侯以制之;知列国之莫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统之”⑩。
又说:“天生杰民共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
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⑩。
又认为天子统治人民是天所决定的“人之贵贱贫富寿夭系于天”⑨人力是无法改变的这当然是颠倒事实的。
至于天子如何统治万民呢?司马光认为唯有礼治。
他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何谓礼纪纲也。
何谓分君臣也。
何谓名公卿大夫也”⑩归根到底就是要用礼作为纪纲用以统治人民。
即所谓“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贵以临贱贱以承贵”⑩。
礼还被认为是有绝对权威的包罗一切。
他说:“礼之沁物大矣!凡之于身则动静有法而百行备焉;用之于家则内外有别而九族睦焉;用之于乡、则长幼有伦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国则君臣有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则诸侯服而纪纲正焉;岂直几席之上户庭之间得之而不乱哉了”⑩所以他认为礼是可以“安固万世”的⑩。
司马光甚至把国家治乱安危的根源说成是出于人君之心。
他说:“夫治乱安危存亡之本源‘皆在于人君之心”⑩。
可以看出在司马光的史观上是充满了英雄史观、天命论等唯心主义的东西。
但是除此之外在他的史学论著中还有一些较能反映客观实际的论点。
第一明一确把借鉴前世“国家盛衰、生民休戚”作为“考当今得失”的两项标准。
以古鉴今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司马光曾说:“臣闻商书日与治同道周不兴与乱同事周不亡”。
又说:“周书日: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⑩。
各代都是把古代的成败作为加强当今统治的借鉴的。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同样提出要“穷探治乱之;立上助圣明之鉴”⑩作为其修史的机因。
至于借鉴的内容司马光明确提出:“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