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作业
李约瑟难题有数不清的答案，在此我要谈一谈自己的观点，我把这个难题分成两个方面考虑，一方面是为什么别人做到了？另一方面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对于第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技术产生在了十七世纪的西方，现在国际上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欧洲的近代三大思想解放运动，包括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为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资本主义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推进作用，而后两者尤其是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更是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于第二个方面，才是我们组今天想谈论的重点，我们并不想把一系列的原因进行罗列，所以在这里只是想着重谈一下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

在谈到社会观念这种思想层面上的东西，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一些当时的社会环境，毕竟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

古代中国的社会环境，封建君主专制必然首当其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偌大的中国其实只是皇帝一个人的天下，在重大决策上面更多时候都是皇上一个人的意思，尽管有时也会受到来自大臣方面的压力，但更多时候这种影响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封建君主专制滋生了浓厚的政治官僚制度。

而为了使天下黎民苍生听命于自己，在大臣的建议下皇帝选择了儒家这一政治工具，从最初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后来的朱熹理学一统天下，儒家思想为统治者的统治建立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同时为了选拔人才，科举制也适时的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激励下，通过科举进士及第几乎成为了平民百姓施展人生抱负，进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

上面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环境做了简单的总结，下面便着重来谈一谈我们认为的制约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产生的最重要因素——社会观念是如何阻碍了中国古代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

为了凸显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阶级：平民和统治者的社会观念对这一问题的影响，我们从两个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平民层面。

1.醉心科举。

正如之前提到的，在古代中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被广大儒家弟子奉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至高
理想的最佳途径，当然也有很多人参加科举考试可能只是为了摆脱艰苦生存环境从而继续生存下去。

我们暂且不讨论人们的目的为何，但结果便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参加科举考试，梦想着通过科举功成名就，拯救黎民苍生，但醉心科举的直接后果便是科学的不受重视，即使有人热心于此，可能也终究受不了世人嘲讽的目光。

2.实用主义思想。

可以说实用主义思想贯穿于古代中国的每一次技术革命，而到了清朝时期，更是早已在平民阶级根深蒂固。

正如古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样，更多时候中国的创新仅停留在了技术应用的初级阶段，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其中原理，人们则漠不关心，而只是关心其是否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所以自然无法产生相应的理论。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蒸汽机车出现在同期乾隆时期的中国时的景象，人们惊讶之余，恐怕唯恐这是哪路神仙变出来的怪物敬而远之罢了。

其次，统治者层面。

可以说这个拥有社会绝对统治力的社会阶层的一言一行无不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所以对现在科学技术没有出现在中国，统治者自然难辞其咎。

1.统治者之于科举。

在此我们想引用梁启超先生的观点，梁启超先生在最初谈论科举制度时，提出科举对人才与学校两个方面的禁锢：（1）科举桎梏人才，而人才的兴衰关系一国之兴衰。

梁启超叹曰：“学术界最大的障碍物自然是八股，八股和一切学问都不相容，而科学为尤甚。

”（2）科举对新式学校有强烈的扼杀作用。

但在1910年，当梁启超先生游历欧美亲眼目睹了西方国家借助科举制度改造成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成效之后，评论道“夫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之科不足致用耳”。

我们认为这也是一种对科举制度以及统治阶层之于科举制度的比较中肯的评价，所以不再赘述。

2. 惯性思维。

惯性思维原指人习惯性地因循以前的思路思考问题，仿佛物体运动的惯性。

我们本想以统治阶层的傲慢为本段的标题，但最后还是选择了惯性思维作为本段的题目，因为正是这一思想根源直接催生了统治阶级的傲慢心理，而统治阶级的傲慢更是对本已不太牢固的古代中国施加了致命性的打击，并在同欧洲的现在科学技术竞争中败下阵来。

无可否认，古代中国是繁盛的，到了清朝中期仍然处于世界之巅，更有一种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发生的基本条件中国甚至在宋朝就具备了，而所有这些恰好为统治阶层的傲慢自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及心理保障。

而最能体现统治阶层傲慢的便是中国皇帝在面见外国使节的态度，中国的附属国自不用说，即使是西方使节前来朝贡也要行三叩九拜之礼，完全是一副我永远是世界老大的姿态。

但殊不知天下兴衰自有轮回，正如当年的柯达帝国首先发明了数码相机技术，但最后还是因为过度沉湎于自己胶卷业务最后被尼康、佳能等企业用自己发明的技术斩落马下。

统治阶层的傲慢也同样体现在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方面，如果当时的中国统治者能够及时的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且通过有力的经济社会改革，或许还能跟得上西方的脚步，正如当年的日本，但话说回来，我们无法苛求远见这种东西被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上或者慈禧太后所具备，也无法苛求最高统治者放下自己手中那至高无上的权利。

当然，很多其他因素也抑制着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如重农抑商的经济制度，地处亚洲无法与先进文化对接的地理因素，近代闭关锁国的政策影响，近代中国的宗教思想落后，儒教道教对科学的排斥的宗教因素。

说到这里，我们自然有必要反思一下为什么古代中国会形成这样
的社会观念？为什么古代中国就没有发生像欧洲那样的思想启蒙或者文艺复兴运动？答案很可能又回到刚才所谈论的社会观念，就仿佛一个无限循环往复的循环并无一个最终的答案，毕竟古代中国的衰败不是几个原因就能解释清的，而是一系列因素相互作用所致，一个人
的成功失败尚且无法论述详尽，更何况泱泱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