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萧红的女性悲剧意识马双[摘要]萧红是二十世纪文学史上具有独立个性并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作家，她以短暂、坎坷、痛苦的三十一年人生，为中国文坛奉献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
本文紧密结合萧红的独特人生、文学道路和创作心态，对萧红的全部创作进行动态考察和整体把握。
参照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分析、归纳萧红作品中所蕴含的女性悲剧意识。
[关键词]萧红；悲剧；女性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07)01-0131-05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并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但她却是一个很有个性特色的女作家。
五四时代的女作家们，如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创作，题材大多局限在知识分子的生活范围内，萧红的出现，给当时文坛带来了新鲜的视角和气息：她不仅营造了细腻、敏感的女性世界，还给文坛带来了一缕清新的乡土气息。
独特的创作视角和创作态度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建立自己艺术风格的作家之一。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萧红并不是以关注女性写作而引人注意的，但作为一个饱受男权社会意识形态之苦的女性，尤其是身为女性的那份人生体验，几乎规约、困惑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生活，同时也规约、困扰和影响了萧红的全部创作。
她的开篇之作《王阿嫂的死》和封笔之作《小城三月》中，塑造了两个极其悲惨的女性形象，一个因生育而死，一个因爱情折磨而死；一个表现了女性所必须经历的生育苦难，一个则从两性性爱角度，揭示了两性不平等关系及男人对于女人独立人格和人的尊严的践踏。
纵观萧红的创作，她也是从这两个方面来表现女性的悲惨命运的，从而揭示出女性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卑下地位。
从妇女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角度来表现她们的悲剧命运，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她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因此具有人性的深度和非同寻常的意义。
胡风在悼念萧红的文章中曾写到“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
”[1]而这砖头之冷和人心之硬，几乎贯穿了本世纪的女性主义文学史。
萧红透过她本人所经历的各种屈辱和苦难的经验，使她深知中国底层女性的苦难，这成为她洞察中国底层女性历史的悲剧的起点，同时强烈而深刻地表达出对女人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收稿日期：2007-04-08作者介绍：马双（1976—），女，吉林华桥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分院，讲师，长春130117和体验。
一、生育体验和自我意识女人生育是人类繁衍后代、继承香火的标志，是一次伟大的创造。
女性正是通过生育途径体现生命价值和扩张自我意识的。
但在萧红笔下，却把女性生育表现得非常丑陋：“她的嘴张的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地向外突出。
”[2]人类的生是以女性生育的苦刑为代价的，女人由于生育变成非人，甚至把女人生育降低到了动物的水平。
在《生死场》中，萧红把女人的生育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一同描写：“产后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地跑过，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
”[3]接下来，便是人类的繁衍后代、生儿育女。
“五姑姑的姐姐不能再延迟了，忙着去请产婆，产妇光着身子，像条鱼似的在灰尘中爬行、号叫，男人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产妇。
”[4]在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女性不仅作为精神性存在的应有的情感需要得不到满足，就连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分娩，也遭到了男性无情的忽视甚至于憎恶。
每遇女人生产，男人就醉酒撒野。
命令在苦痛中挣扎的产妇拿这拿那，还用水泼向产妇，“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
“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最后这场血淋淋的生产场面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土炕上哭着，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而告终。
[5]人和动物生产互为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似乎比动物更不如，她们除了必须忍受生育之痛，还要承受丈夫的指责和打骂。
男人们既要施加疼痛于女人身上，却又憎恶女人生育痛苦嚎叫扰乱了他们的耳闻。
萧红正是通过对女性生育的触目惊心地描绘，在生命价值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书写着女性在男权社会毫无女性自我意识的痛楚。
萧红的每一次怀孕都使她陷入极其尴尬的处境：她跟萧军在一起时，肚子里怀着那个负心男人的孩子；她和端木结婚时，却怀着萧军的孩子，这种割裂状态折磨着她。
一个孩子生下来被送走了；一个孩子小产死了。
这种身体内部的血肉分离和留下的无法填补的空洞，对萧红也许是最致命的打击。
而在最危险的逃难过程中，一直到临产，丈夫端木也没有在她身边陪着。
在男权社会，这本应是伟大的创造和痛苦的牺牲的生育也只能降低到动物自然繁殖的层面了，女性生育就是在男性的歧视、偏见下成为了一个动物繁殖符号，一个“无自我意识”的附属于男性的、伺候他们生活的工具符号，成了一种传宗接代的工具。
作为一个“体验型作家”[6]，萧红正是从自己的女性体验出发，看到了女性在生育上永远难逃令人颤栗的灾难和无法解脱的阴影，因而，可以说她笔下的女性生命的沉重和残酷注入了她自身的生命体验。
二、女性命运与生命价值《生死场》中与沉滞而又危机四伏的乡村生活相对应的，是女性低矮而晦暗的生存空间。
小说以一个个零散的生活画面，展示出了农妇们的悲惨生态：老王婆先后嫁了三个男人，她年轻时死了女儿，年老时儿子又因当“红胡子”被官府捉去枪毙，在苦痛悲凄的人生中，她悲愤自杀，却在下葬时活过来；美丽少女金枝出嫁后常因贫穷和丈夫吵嘴打架，蛮横暴躁的丈夫竟在盛怒中摔死了刚满月的女儿，金枝愤而离开丈夫寻找新的活路，背井离乡逃向城市却又遭男人调戏，最后仍未摆脱生存的困境；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不幸患了瘫病，在丈夫的冷漠和病痛的折磨中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最后凄惨死去；奸淫掳掠的日本兵的到来更是女人们的末日——二里半的妻子被日本兵的刺刀挑死，十三岁的小姑娘被虏走，深夜不时传来被日军蹂躏的妇女的惨叫……。
在男权社会中心，女人只有性别，而无自我。
女性形象是空洞的，没有自我的思想和意识，在男性控制的阴影下，她们作为人的价值备受无情的践踏。
在男权为主的社会，女性只能是一个被役用的物件，无法从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中获得男性的理解和尊重。
萧红常用“石块”“老虎”“太阳”等词语来形容男人的冷酷和暴力，认为“男人”是炎凉的人类。
妻子，被丈夫剥夺了独立的人格，失去了人的尊严，她们的爱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她们自身最终也不可逃避地成了丈夫的工具和奴隶。
萧红在众多琐细的日常生活画面的描绘中，揭示了在男权、父权的重压下，女人们不仅抬不起头来，更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
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主要内容是回忆她和萧军在哈尔滨时期的一段艰苦的生活经历，具有较强的纪实性和自传色彩。
但是它又与一般的自传不同，对此，葛浩文曾经指出：“《商市街》一书虽然与自传不同，缺少有关作者真实性的资料，但读者却能由此书得到相当丰富的、宝贵的知识——对萧红在写作时期的心理有所了解。
”[7]他注意到了《商市街》是经过时间的过滤和作者情感的沉淀以后才创作出来的，在回忆中融入了作者创作时的情绪这一问题。
的确，在《商市街》中，萧红对当时艰辛生活的回忆，对相濡以沫的伴侣萧军的描述所传达出的情绪，不是没有甜蜜和快乐，但更多的是寂寞、痛苦和惆怅。
萧红通过《商市街》中的自我形象展示了女性“活”的不幸，社会并没有向追求独立人格的女性洞开大门，出走后的娜拉们要么屈从于父权，回到父亲的家中，再出嫁到夫家了此一生；要么就与吞噬青春的社会抗争，哪怕以失败告终，萧红选择了后者。
呆在家中等待男人谋食归来，沦为男人的附庸，是一重不幸；去办画展，去印抗日的册子，又会时时受到恐怖的威胁，则是另一重不幸。
遍尝了这两重不幸却仍在挣扎奋斗的女性，难道不更值得敬佩吗？萧红除了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挣扎，还要面对来自男权社会的重重压迫，尤为可悲是这压迫也会来自她所爱的人，她的同志。
“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让我怎样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
”[8]萧红的《自集诗稿》也是借助作为抒情主人公的自我形象的咏叹，演绎了一个觉醒的新女性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与失败，从而在更广阔的层面上展示了女性生存的不幸。
新女性不甘沿着旧式妇女的道路走完一生，幻想通过追求爱与被爱走上妇女解救之路，并且陶醉于既得的幸福之中：“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睁不开，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爱惯了就好了。
”[9]然而美好的幻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她倾心依托的男人并不像她一样忠贞，爱情不久就“成为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
[10]而在男人的社会中，男人对女人的粗暴、不忠乃至离弃从来就是天经地义的。
萧红将记录着这段痛苦心路历程的诗行命为《苦杯》，无疑包含着自啖苦酒的意味。
处于男性中心的女性们就这样被剥夺了表达自我情感和要求的欲望，她们只能瑟缩着、承受着，这就是男权社会里被压抑的女性的生理差异与心理特征。
“性”是自然的、天生的，而“女”则是社会的、人工的。
对于女性的这份柔弱与凄苦的不断体味与刻意发掘，清晰地投射出萧红对女性悲剧生存境遇的情感认同与自我体察。
我们注意到，从某些经历的相似性来说，金枝正是萧红自己的化身。
在她的身上浸注了萧红女性心灵深处那份特有的柔弱与宿命般的凄苦。
金枝比其他女性幸运的是，她曾享受过短暂的、甜蜜的爱情，但很快，她就落入了父权的世界，应验了成业嫂的预言：瞬间的爱情享受要付出一生的代价。
”[11]婚后，男人就变得像石头一样硬。
只顾自己的要求，不考虑女性的生理和心理感受。
作为女人，因为那次恐怖的怀孕经历和在丈夫成业身上所感到的“男人是炎凉的人类”[12]的感觉，似乎更渗透着萧红的切身体验：萧红和萧军有过一段艰苦却甜蜜的生活，在《欧罗巴旅馆》、《雪天》、《饿》、《搬家》、《提篮者》、《他的上唇挂霜了》等作品中，真实地记下了她和萧军艰难的生存状态。
《提篮者》中萧红真实生动地记下了两个人共吃一块面包的情景：“她买了一块黑面包，他回来后就在面包上挖了一个洞，在她去楼下打水的间隙，他已经把黑面包吃剩下了一个壳，而且边说着男人自私，手又一次凑到面包壳上……”尽管生活潦倒，但他们的感情是融洽的。
随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的轰动，随着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两人之间的欢娱却越来越少，隔阂也越来越大。
萧红借助金枝的命运重复着女性的不幸，复制着女性的痛苦。
金枝长期忍受丈夫的折磨，在丈夫死后去城里作缝衣妇又被强奸，这一经验使她对女性的命运有了深切的认识。
因此，当王婆斥责日本兵切开中国孕妇的肚子，残杀女人和婴儿的暴行时，金枝的反应是：“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
”最后她更伤心地说：“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13]在男权社会中，作为女人可能只有两个下场：或是死亡或是像金枝那样，为了生存而在男性的欺凌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