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档之家› 论萧红的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论萧红的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论萧红的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广州第九十一中学黄晓丹内容提要:萧红小说有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识。

一生坎坷的遭遇使这位才情出众的女子的笔致比别人多了一份冷然与凄美,应该说,其自身悲剧性的人生经历,与其作品中的悲剧意识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

在最初的创作中,萧红便开始了对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的关注,她以先觉者的姿态抒写着人类苦难的命运。

而历次生活的变故,使得萧红将思考的核心放在了对妇女命运的探索。

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简约清丽的文字中揭示人世间的灰暗和丑恶,鞭挞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感慨生的艰难和无奈,抒写着女性的悲剧和人类生命的悲剧。

关键词:萧红小说悲剧意识女性形象萧红,她的一生,是坎坷寂寞的,自她踏上文坛之日,就已经背负着沉重的人生枷锁。

正是这不公的现实、坎坷的遭遇和磨人的孤寂,让这位原本就才出众的女子多了一些沉思,使得她的笔致比别人多了一份冷然与凄美,使得作品字里行间显露出深深的悲凉之感。

她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简约的文字中揭示人世间的灰暗和丑恶,鞭挞民众的愚昧和麻木,感慨生的艰难和无奈,抒写着人间种种饱含苦难的悲剧故事。

萧红的创作中隐隐有鲁迅的风骨,凭一枝笔反映当时中国真实的社会,不粉饰,亦无颓丧,魅力经久不衰。

《生死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反映当时中国各个层次人群生存状态的作品相继从她的笔端流淌。

而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她笔下多灾多难的女性。

本文试探究萧红小说悲剧意识在女性形象中的反映。

1.“女人的天空是低的”——女性悲剧的命运多数的女作家笔致是纤巧细腻的,而萧红的作品,给人感触最多的是冷然与凄美,她曾说过:“女人的天空是低的。

”的确,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传统中,女性的地位是从属于男性的,她们作为“人”的价值注定被无情地践踏。

萧红作为一个女性,她饱受男权社会之苦的人生体验几乎影响着她的全部创作。

她擅长于将自己悲剧的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融入作品中,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触目惊心的严酷事实,不仅关注着女性由经济压迫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更集中审视和批判了男尊女卑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给妇女造成的不幸和伤害。

因此,萧红小说里的女性悲剧具有人性的深度和普遍的意义。

1.1生育——女性的刑罚萧红,作为女人,有过两次没有爱情的无意义的生育苦痛,这对其作品有直接的影响。

生育,本是女人伟大的创造性行为,而萧红在作品中却一再把这一行为降低到动物的水平。

“她的身子早被自已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

(《王阿嫂的死》)在《生死场》中,生育成了“女性的刑罚”,被以更滞重的笔墨描写。

萧红直接把妇女的生育与动物的生育放在一起,她写道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

王婆用钩子、刀子“把孩子从娘的肚里硬搅出来”这一壮举则充分表现了生育过程的野蛮性和残酷性。

在那“刑罚的日子”里,“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血”,而她们得到的却是来自男人们——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的蔑视与欺压。

五姑姑的丈夫总是敌视她生孩子,金枝因怀孕行动不便而遭到成业打骂,刚出生才一个月的小金枝就被父亲活活摔死。

《生死场》中的妇女们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

一次次孕育演化着一个个相同的悲剧故事:在男人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

男人在她们身上榨取到青春的容颜、性欲的满足和廉价的劳动力,却从来没有把她们当作与自己是同等地位的人看待,甚至无情剥夺了女性身为母亲的自豪和满足感。

1.2爱情——女性理想的幻灭萧红小说借描写女人无爱的痛苦和虽有爱却又不能爱的困境,体现了女人作为“人”的艰难觉醒,并通过描写女性在现实的压迫和精神锁链的轭制下戚戚而生、郁郁而死的悲剧命运,揭露了男权社会的无情和冷酷。

1.2.1无爱——婚姻的悲剧爱情,是女性视为第一生命的东西,它一贯是现代女作家表现的重要主题。

可是,在萧红的小说中,不谈爱情成为了一个显著特点。

她试图透过“爱情”的空缺,揭示女性更深层次的悲剧——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人,仅仅是男人的奴隶,面对男人,她们只能是谦卑低贱的。

在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作为真正“人”的尊严和价值,她们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如果说未婚前的女性还有过对男女恋情的渴望,那么,在婚后,这种渴望便难以存在。

《生死场》中的妇女“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比如,成业的嫂嫂在自己丈夫面前好像一只小鼠,她说:“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

”爱情在这里是空缺的,它被男性赤裸裸的欲望代替了。

一切都出自“本能”,不带有一点理性思考。

金枝,被成业用歌声唱开了少女的心,在对爱情满怀憧憬时,却被他鲁莽和野蛮的动作压在身下,像一只羔羊在颤抖。

成业对金枝并没有高层次的情感交流,只有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

金枝“出嫁还不到四个月,就渐渐会诅咒丈夫,渐渐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那正和别的村妇一样”。

而成业的婶婶慨叹着青春易逝,男人都靠不住。

这其间正反映了女人没有爱的婚姻悲剧。

“婚姻之对于男人和对于女人,一向有着不同的意义。

男女固然彼此需要,但此需要从未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妇女则被局限于生殖和理家的角色,社会并没有保证她获得与男子相同的尊严”[1]。

萧红正是从婚姻生活中窥视到人性的失落和作为女人必然遭受的摧残。

美丽、温和而又多情的月英,“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患了瘫病,丈夫不但不心疼、照顾她,反而百般痛骂、虐待她,直到她身体蠕动着白色的蛆虫,牙齿发绿,被折磨而死。

而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地表白:“从前恨男人……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

”历尽苦难的金枝最后决定出家当尼姑。

1.2.2得不到的爱——理想的幻灭唯一涉足爱的作品,是萧红的绝笔小说《小城三月》。

作品着力刻画了翠姨美丽娴静的女性形象。

她是一个乡镇姑娘,封闭、落后的传统注定她本该是一个有德无才、嫁夫随夫的妇人。

但是,与“我”的接触,与学生的接触,改变了她。

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令她过了几天快乐的生活。

受人尊重,有知识,有个性……这些成了她追求的理想。

看惯了妹妹受到的种种虐待,也过够了逆来顺受的日子,她深深的渴望改变,却无力改变。

当父母安排的婚姻即将成为现实的时候,她最终抑郁成疾,弱小单薄的她用死诉说着无尽的哀伤。

翠姨,在萧红的作品中,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形象。

她渴望新生活,不甘心于传统锁定的人生道路,有着强烈的求知欲,也有一定的才华。

这在萧红所表现的劳碌庸俗的人群中是极为少见的形象。

但是,这样一个带有生气的女子,也没能够摆脱旧式的女性道德的影响。

或许是因为萧红曾有逃婚的往事,在这里,萧红选择了逃避。

她让翠姨止步不前,让她挣不脱传统的桎梏和心灵的枷锁,更悲哀的是无法得到所爱恋的人的爱情回报,最终,翠姨在无望的沉默中把爱深埋心底,直到抑郁而死。

这样的结局对于翠姨来讲,是一个解脱。

死,是一种逃避,比“娜拉的出走”更为真实。

尽管,“娜拉出走”是许多人渴望的反抗,但是,有“子君、娟生的悲剧”作为前车之鉴,萧红落笔时也显得格外谨慎。

她在这一作品中以平静的语调写出了女人无力按自己的心愿决定命运的辛酸,着眼于刻画女性作为“人”的精神的苏醒和醒后无路可走的悲哀。

的确,对于翠姨,她的出身,她观念的冲突已经是悲剧的序幕,纵使女性意识的觉醒使她看到了光明,但到头也是水中捞月,传统和现实的枷锁其实早已经将她封禁。

只不过,翠姨的死,印证了“女人的天空是低的”,同时,也让人看到“低空”下也有无限的渴望和期待。

1.3传统的威胁——女性命运的无奈“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在人们的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意识形态对女人有种种的期望标准,诸如“温顺”、“温文尔雅”、“孝顺公婆”等等。

男权主义的文化对女性身份、行为的界定,其实质是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柔软的锁链,它给女性造成巨大的束缚与压制,扼杀着她们鲜活的生命。

在现实生活中,“有意识地反抗着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2]的萧红在“劫”难逃,“半生尽遭白眼冷遇”。

她正是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表现着女性的不幸,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的文化根源。

在《呼兰河传》里,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健康、美丽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姐都因为“无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下来的习惯而思索而生活”招致代表男权的传统习俗和历史惰力的攻击、虐杀。

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去劈杀别人,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

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2.女性,身为人母却轻贱生命——人的悲剧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在作家们高喊“一切为了抗战”的时候,萧红却坚定地认为“作家是属于人类的”[3],主张以“人类意识”来观照生活。

它们也许缺乏明确的政治意识,对社会革命没有多大的直接助益,但是却更富人类意识,更能触及生命的奥秘,直接走入人们的心中。

王婆子,是《生死场》上的老辈,她命运中的悲剧可以说是十分典型的。

为了生存,她象出卖牲口一般出嫁。

没有感情的婚姻,也全无责任可言,她抛弃了前夫的孩子。

干农活时,三岁的孩子不幸摔死在铁犁上,原本该痛哭流涕的她却在看到充满希望的稻田时,将那可怜的摔得血肉模糊的孩子忘却:“孩子的死,不算一回事……起先我心也觉得发颤,可是我一看见麦田在我眼前时,我一点都不后悔,我一滴眼泪都没淌下。

”显然,在她看来,麦田的价值要远远高于自己孩子生命的价值。

在生死挣扎的边缘上,最起码的人伦被人遗弃了。

这里,是贫困和落后构成的无形的高压地带。

人类生命价值与尊严在这里被无情地践踏,留下的只有本能。

用萧红的话来说,就是:“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他们忽略人的生命意识,轻贱人的生命价值,这不能不说是作为人的一种更深层意义上的悲剧。

金枝娘的表现同样如此:“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

”“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

一句点睛之笔,倾注了萧红对人类生命价值与尊严沦落的无限悲叹与感慨。

总之,在《生死场》、《呼兰河传》中,萧红发掘着人类灵魂以及中国历史、民族命运的悲剧性。

她以自己叛逆而悲哀的心进行一种整体的“生命哲学”之思,显示出对历史传统乃至人类生存价值的置疑与否定。

正因为此,萧红笔下的人的生存状态笼罩上极其凝重的悲剧色彩,其中,又以女性的悲剧为甚。

3.平等、尊严——女性悲剧中的反思《呼兰河》上的阴郁与黯淡,《小城三月》里无奈的逃避和渺茫的期待,《生死场》中痛苦的挣扎……这些苦痛,再麻木的躯体也可以从中感受到有如腊月寒冬中刺骨的冰冷。

相关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