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与受贿罪关系及评价黄xx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受贿案辩护词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龙岩金磊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黄xx妻子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黄xx 的辩护人。
开庭前，我们多次会见被告人，查阅研究案件材料，并进行了有关调查，现根据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除对《起诉书》受贿部分第一起的事实有异议外，其它的基本事实和证据没有异议，但对法律的适用与《起诉书》的指控有不同的看法，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合议庭参考：一、关于数罪的问题，辩护人认为只能择一受贿罪处罚，不应当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数罪并罚。
公诉机关在龙新检公刑诉[2008]135号《起诉书》中认为被告人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名,应当数罪并罚，但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仅仅构成受贿罪。
因为从被告人的行为特征来看，其犯罪行为属于典型的牵连犯，只能择一重罪受贿罪处罚，而不能以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三个罪实行数罪并罚。
从法庭调查来看，被告人所实施的三个行为同时具备了牵连犯的四个基本特征：1、牵连犯必须基于一个最终犯罪目的，而被告人的最终犯罪目的非常清晰，即收受他人贿赂。
被告人是因为收受贿赂以及干股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被告人受贿的数额达5000元以上。
2、牵连犯必须具有两个以上的、相对独立的危害社会行为，被告人对廖义龙擅自砍伐山林树木的行为疏于监管、又违规向伊关清、徐锋办理福建省木竹金、费收费专用票据(简称“两金发票”)且又收受他人贿赂。
3、牵连犯所包含的数个危害社会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牵连关系，即行为人实施的数个危害行为之间具有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内在联系，并且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关于这一点，可以在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提供的证言中相互印证：关于玩忽职守部分，2007年6月9日黄xx《询问笔录》问“你既然有想到廖义龙可能会私自砍伐树木，为何没有去监管?”答“当时由于二类资源清查，站里抽不出人员来巡查，另外林业局林业执法中队的赖靖有打电话给我，说廖义龙申报采伐的山场他也有股份，叫我帮忙报指标，且廖义龙有送给我一万元，所以我们就没有认真去监管这个山场了。
”2007年11月22日被告人《询问笔录》第三页问“那你认为廖义龙为什么要送钱和礼物给你?”答“他送我钱和礼物就是要我对他多关照。
”廖义龙在2007年6月27日的《询问证人笔录》问“你为什么要送钱和物给黄xx”答“因为我在黄斜村有买2000亩的山场，想砍伐林木，要和黄xx搞好关系”;问“你为什么要和黄xx搞好关系?”答“因为他是林业站长，办指标要他帮忙，偷砍和运输林木都会被抓，所以要送钱给他搞关系”。
由以上分析可见，被告人对非法砍伐树林疏于监管和违规办理“两金发票”都只属于手段，而真正的目的在于收取廖义龙、伊关清、徐锋等人的贿赂。
4、牵连犯的数个行为必须是触犯不同的罪名。
根据公诉机关的控诉：被告人没有采取相关措施保护山场林木的行为触犯第一个罪名即玩忽职守罪，违反法律规定出具“两金发票”的行为触犯第二个罪名即滥用职权罪，收受伊关清、徐锋、廖义龙钱物的行为触犯第三个罪名即受贿罪。
虽然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但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完全符合牵连犯的构成要件。
根据犯罪的手段和目的，依照择一重罪处罚的原则论处，对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处罚，不实行数罪并罚。
因此，对被告人不实行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只能以受贿罪处罚。
二、《起诉书》指控的受贿部分第一起被告人有投资，不是空股，不构成受贿。
根据2007年11月25日上午的庭审，从公诉机关提供的对邓爱明的询问证人笔录和黄益林与邓爱明于2002年8月16日签订的《协议书》以及邓爱明2008年8月17日写给被告人“兹收到黄xx交来邓爱明与邓德森转包后投资款叁万元整”的收条结合1988年6月1日和1994年4月5日邓德森与小池乡卓洋村委会签订的《山林承包合同》、《山林承包补充合同》，辩护人认为，被告人不是空股，而是投资人。
理由如下：第一，被告人从邓德森处转包时，根据《山林承包补充合同》第三条：“2001年至2010年采伐甲方得60%、乙方得40%，”这里的乙方是指邓德森。
因此，被告人承让后就享有山林采伐承包40%的股份。
第二，根据2002年8月16日被告人与邓爱明签订的《协议书》，双方约定：“将承包山场参与投股，其中邓爱明占总山场2685亩股份的捌分之壹，按八分之一利润(纯利)与黄益林分成”，说明被告人是须要承担支付邓爱明三分之一投资利润的民事责任的义务。
第三，2002年8月18日卓洋村委会与邓爱明签订《山林承包合同》终止协议书，与龙岩市绿源人造板有限公司签订的《山场租赁合同》均是名义合同，不是实体合同，实体合同是卓洋村委会与黄益林，绿源公司不享有实体上的权利与义务。
第四，伊关清在2002年9月之前并没有与黄益林就该山场的承包进行任何协商，都是在被告人受让邓德森、邓爱明承包权后才接触。
所以，关于伊关清“委托”被告人跟原承包人谈买山场的事并承诺给他三分之一的股份是不成立的。
第五，被告人付给邓德森投资款3万元，付给邓爱明转让款2万元，这5万元并不是伊关清支付的。
从《协议书》收条和邓爱明的证言来看，这些钱和所谓的八分之一利润的风险都是被告人支付和风险承担的。
第六，被告人在2002年9月有向伊关清借款六万元，他称是购车所借，不能当然证明这是伊关清给被告人先垫付给原承包户邓德森、邓爱明的5万元，这从法律上来说是股东之间的预支款项、预借款项，因为双方在承包项目还没有完成结算的情况下，所有费用都存在着不确定因素，双方并没有进行结算。
综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内山背”山场的收益不是空股所获，而是有投资的，所以这一起不构成受贿。
三、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受贿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第三起1000元有自首情节。
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检察院在2007年05月29日以龙新检反渎拘[2007]3号《拘留决定书》将被告人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刑事拘留，在询问过程中，被告人如实供述公诉机关当时还未掌握的起诉书所指控的受贿部分的第二起1万元和第三起1000元的受贿罪行。
第二起的1万元，被告人是在2007年6月9日交待的。
2007年6月9日被告人《询问笔录》问“你今天有无什么问题要主动向检察机关交代的?”，答“2006年4月份，廖义龙要申请办理‘大炸’山场的采伐许可证，廖义龙为了我们林业站能把申报指标的材料往上报,在林业站门口,廖义龙送给我一万元…”。
第三起1000元，被告人是在2007年6月27日交待的。
2007年6月27日黄xx《询问笔录》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主动向我们检察机关交待的?”答“ (2006)年中秋节，廖义龙在小池镇一村道上，在我车上送给我1000元，我将这1000元收下…”从公诉机关提供的龙新检重计[2007]01号《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决定书》和《提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意见书》证实：公诉机关对被告人以受贿罪立案调查是在2007年7月31日。
由以上可见，被告人供述的受贿行为是在公诉机关对被告人涉嫌受贿罪立案之前，被告人的供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二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
四、被告人揭发同案犯黄梅荣，具有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
被告人到案后主动揭发同案犯黄梅荣受贿10万元的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分子到案后，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事实的，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有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行为，待查证属实后处理有利于量刑。
被告人到案后，检举揭发了刘春、邱江维的犯罪行为，为其他案件的侦破提供了重要线索。
虽然查明邱某的仅有4000元，不构成犯罪;对蔡某贩毒行为，仍在查证过程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
”根据刑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若等查证属实后再判决，就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
六、被告人积极如实交代犯罪行为，具有悔罪表现。
案发后，被告人能够如实交代自己犯罪行为。
综上所述，被告人尽管犯有对砍伐树木行为监管不力和违规办理“两金发票”的罪行，但是，究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收取行贿人的贿赂款，符合牵连犯的构成要件，应择一重罪即受贿罪处罚;对于受贿罪，被告人能够在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受贿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自首，同时被告人自愿认罪，且有立功情节。
谨此，辩护人请求法院以受贿罪一罪对被告人减轻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院采纳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竞合时的法律适用摘要：一般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节严重的，构成受贿罪。
但是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对于特定的司法领域的国家工作工作人员，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应按照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
尽管我国刑法及相关解释，均明确规定，受贿行为不以实际收到贿赂款为要件。
但现阶段公职人员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很少存在单纯的滥用职权的行为，而是往往在滥用职权的行为同时伴随着行贿受贿的行为。
一、案情简介胡某,系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
2006年8月,A集团通过建设银行分行贷款3000万元给B集团。
贷款到期后,B集团无资金偿还借款,经中级法院民事调解书确认,B集团欠A集团贷款本金3000万元及利息226.8万元,B集团在调解生效后3日内给付A集团,C集团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胡某为A集团申请执行C集团和B集团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执行承办法官。
在该案的执行过程中,胡某多次接受B 集团代理人古某的吃请及现金4000元并以购房的名义向其索要“借款”10万元。
之后胡某积极配合古某和A集团的要求,加快了案件执行速度,不但在查封房产时,未到现场实地查看被查封房产的实际状况,而且在明知古某和A集团违反相关评估和拍卖程序,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予以默许,将案件移送中院综合科继续执行,致使C集团13处具有升值潜力的房产流拍从而直接抵付给A集团,造成B集团、C集团损失1100万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