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金融监管体制比较摘要：金融监管是金融不断深化发展的结果，它保护了金融活动参与各方的经济利益。

但是金融创新往往会受到金融监管的制约，金融服务业为了逃避监管又不断地创新产品以逃避监管，金融业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矛盾中不断发展。

但是作为保护金融活动参与方特别是普通投资者利益的金融监管部门却始终显得滞后和力不从心。

本文将探究中美金融监管体制之间差异，为中国的金融监管提供一些可参考意见，或者是完善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

关键词：金融监管监管体制前言金融业是经营货币与信用的特殊产业，对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异或是抑制作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是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互通有无的金融平台。

对金融业的合理监督与管理是整个金融业健康、高效和持续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金融业对经济的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英国金融业的发展为其成为世界强国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财富快速增长，而二战后美国的崛起就是我们更加生动的例子，美元成为了世界国币，为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破坏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从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对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但总的来说，金融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超过了其负面影响。

金融业作为一种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正是这个特殊性，使得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与其它行业有巨大的差别，不仅要维持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也要保护与金融业有关的组织和人员的利益。

因此，金融监管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从分类上来说，金融监管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金融监管，是指中央银行或其金融监管当局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整个金融业所实施的监督与管理。

广义的金融监管，就是指中央银行或其他金融监管当局依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整个金融业（包括金融机构及其在金融市场上的所有业务活动）实施的监督管理，以及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与稽核、同业自律性组织的监管、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管等的总和①。

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金融监管，金融监管都必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金融监督与金融管理。

从这个角度出发，金融监管就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合称。

金融监督就是金融当局或管理机构为了促进金融机构依法稳健地经营，保证其安全可靠、健康的发展，对金融体系、金融机构、金融市场所及金融投资者实施的全面的、经常性的检查与督促；金融管理，就是金融当局或管理机构依法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金融经营活动所实行的领导、组织、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的活动的总称。

一、中美金融监管体制的差异金融监管所采用的金融监管理论的差异和金融监管目标的不同是导致中美金融监管体制差异的根本原因。

其实，世界各国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目标大概都是相似的，金融监管无非就是要维护金融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保护金融参与者合法、合理的经济利益。

体现金融监管的差异性更应该从各国采用的金融监管理论和国情这些方面去思考，这是导致世界各国金融监管体制差异性的主要原因，也是最终导致是中美两国金融监管体制差异性的主要原因。

一、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及其变革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中国人民银行从成立之初就和美国的中央银行有巨大差别，计划和行政指令的影响随处可见。

就在1983年之前，中国人民银行不仅承担中央银行的任务，而且还扮演了商业银行的角色和财政“出纳员”的角色。

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业的大统一体，简直可以称之为“包罗万象”。

自从1983年工商银行作为国有商业银行从中国人民银行中分离出来，实现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分离伊始，中国人民银行集金融监管、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职能于一身的金融管理体制宣告结束，现代金融监管模式初步成形。

在接下来的改革岁月中相继成立了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

银监会主要负责银行业的监管，包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和十大股份制银行，以及规模不一的各地近百家地方金融机构；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证监会负责证券业的监管；人民银行则负责货币政策制定②。

自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体现出来了，对中央银行行使其职能提供了更多自由的空间。

“一行三会”机构的正式形成，标志着中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模式正式成形，这也成了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特点。

在金融改革的初期，它体现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优势，促进了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民、企事业机构对金融服务要求和需求不断深化，服务综合化、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日益凸现，对金融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的服务再也不能满足它们的需求，综合经营成为金融业未来的发展趋势，这也给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金融业目前存在的一些现象也是促使中国金融业向综合经营转变的重要动力。

1. 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体制（1948-1978）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标志着中国金融业进入了新纪元。

1950年11月，经政务院批准的《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试行组织条例》明确规定，在总行设立检查处，专司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职能。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银行是在会计部门设置稽核机构(一段时间划归行政监察部门内)，即监管当局受政务院领导，与财政部保持密切联系，主管全国货币金融事宜。

其任务之一是“掌握金融行政，监管私营、公营、合营及外商金融业，管理金融市场”。

这表明监管当局是中国的金融主义改造时期，我国开始建立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与此相适应，也建立和加强了集中统一的金融管理体制，实行单一的监管当局体制。

在这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既行使监管当局职能，又从事商业银行业务，主要任务是整顿和改革私营金融业，打击投机活动，维护金融秩序，但没有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进行监管的任务。

“文革”时期，明文宣布废除金融法规并把监管当局同财政部合并，这更谈不上金融机构市场准人监管问题。

但中国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一直保留着总稽核体制，稽核工作没有中断，当时中国除银行信用以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信用形式。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只有一些海外业务，基本上没有国内业务，证券业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被取缔。

在这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下，几乎不存在不必要的金融监督管理，虽然也要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但绝非现代意义上的金融监管。

2.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监管时期的金融监管体制(1978-1992)在这一时期，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来看，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改革开放初中国金融格局的形成阶段(1978-1984)和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的探索阶段（1984-1992）。

在这个时期，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金融监管还没有真正形成。

金融领域的改革使中国金融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恢复和重建一大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同时，逐步建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发展的转折点，也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转折点。

党的工作中心开始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以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生产关系的改革拉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

从这个时期开始，国民对金融的需求有了重大的增长，传统的金融服务已经无法满足国民的需求，四大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各地也相继成立了一些商业银行和金融机构，这标志这中国金融机构正朝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同时，四大商业银行从中央银行的分离也标志着人民银行逐步行使央行职能，开始了金融监管的探索。

3. 分业监管体制时期的金融监管（1992-）1992年相继成立的沪深两市标志着中国金融市场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各类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银行和保险业的竞争，尤其是宏观金融失控和金融秩序混乱的状况，这无疑给当初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人民银行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战，金融的监管的重要性显现出来。

1998年11月18日保监会正式成立标志“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正式形成，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这“三驾马车”开始了对中国金融业的监管工作。

受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金融发展的影响，“三会”强烈地意识到联合监管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一些联合监管的有益尝试。

2003年9月18日，召开了第一次监管联席会议。

2004年6月，这三家监管机构依据“分业监管、规则透明、讲求实效”的指导原则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定期信息交流体制、经常联系机制及联席会议机制。

此外，金融监管部门还加强了国际合作，陆续建立了双边及多边合作机制。

二、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及其变革尽管美国也实行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但是由于美国中央银行采用的是联邦银行体制，这使得美国的分业监管的监管模式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是一种拥有多重监管主体的监管体制，即联邦监管当局和州监管当局并行地发挥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机能。

这种监管体制有人称之为“双线多头式”监管体制。

除美国财政部下设的货币监管总署（OCC）以外，各州政府均设立了银行监管机构，形成了联邦和州政府的双线监管体制。

同时各级又有若干个监管机构共同来完成监管任务，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司法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期货交易委员会、储蓄机构监管办公室（OTC）、国家信用合作管理局（NCUA）、联邦交易委员会（FTC）、州保险监管署（SIC），甚至联邦调查局等机构也都从各自的职责出发对商业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

这是在1999年之前的监管模式，属于“机构型”监管的范畴，各个机构间的协调成本较高，特别是在多样化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之后就显得更加明显。

因此，监管部门对综合性的现代监管体制的呼声不断高涨。

1999年11月4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以金融混业经营为核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确立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之间参股和业务渗透的合法性为金融控股公司提供了适应市场变化的灵活空间。

这一法案的典型案例则是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合并已成为美国银行与非银行合并的重要模式。

《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投资者的保护和公平竞争等出发，制定了多项监管规则。

新的金融监管体系从将银行、证券、保险统为一体，依法进行横向综合性监管，克服了旧监管体系个别立法个别监管的在新经济形势下的不适应性，顺应了金融服务产业融合经营的发展要求。

1999年之后的监管体制具有三个主要特征。

一、新监管体系是“横向综合立法”，突破了之前个别立法，分业监管的监管体系，利于监管部门的协调；二、新监管体系是属于“功能型”监管体系，新监管体系对金融服务功能进行分类并制定相应的监管制度。

在与新监管体系发生冲突时，优先执行领域监管机构的监管决策，但对各金融公司拥有仲裁权；三、新监管体系以“灵活判断”而非“列举”方式定义有价证券。

除了原有的商品以外，当一种新商品出现时，它是否属于“金融商品”由FED进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