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60多年的电影历史上，一大批优秀电影在广大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形成了经久不衰的历史记忆、情感记忆，并在时间的流逝中积淀为具有永恒魅力的经典。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前电影生产主要集中于上海，电影发行主要依赖上海和南洋，电影观众则主要是大中城市的小市民阶层。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变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合力的推动下形成了与其它任何电影形态都不一样的新中国电影范式。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在新中国电影事业体制下形成了独特的“工农兵电影流派”，并以革命英雄主义为其主旋律，最终完成了“英雄神话”
在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大量工农兵形象以主人翁的姿态走上了银幕，成为了新中国电影一个划时代的特色。

“十七年”电影无论是解放叙事（如《白毛女》、《柳堡的故事》、《红色娘子军》），英雄叙事（如《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红旗谱》、《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烈火中永生》），革命历史叙事（如《林则徐》、《甲午风云》），还是新生活叙事（如《今天我休息》、《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民族叙事（如《冰山上的来客》、《刘三姐》、《阿诗玛》）等，都充满了自信、向上、乐观的精神，洋溢着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色彩。

其中，最具光彩和感染力的就是英雄形象的塑造。

这些充满着性格魅力和崇高的精神力量的英雄形象是人民群众中的优秀代表，构成了一幅真正的时代英雄画卷，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理想和价值追求，培养了一代人乃至数代人的英雄主义情结。

这些英雄形象不仅是属于个人的，更是属于时代，属于集体，属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情感记忆，甚至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所蕴含的主流价值、核心价值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感染力和渗透力。

在艺术表现方面，这些作品都注重情节的丰富性、多样性，注重民族文化叙事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建构了“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电影。

新中国“十七年”电影以强烈的英雄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优越感和民族自豪感，帮助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了一种难以复制的乐观的、向上的社会生活氛围，培养出了“50年代”和“知青”一代人的英雄崇拜情怀和情结。

这一时代氛围感染了他们，成为他们不可磨灭的终生记忆。

“十七年的电影的主流充满革命的激情和健康的情趣，迥异于那种游离于历史潮流之外、热衷于琐亵情欲和迎合庸俗趣味的电影文化。

中国电影为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为移风易俗，把人民培养成为具有崇高革命理想和健康审美趣味的社会主义新人，为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挥了强大威力。

”
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历史背景下，不少作品关注现实人生，对社会生活、民族传统进行文化观照和反思，具备了一种史诗品格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路线，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新的发展时期。

老中青艺术家都焕发出了空前的创作热情和激情，同台献艺，创作出了一大批在电影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佳作如《小花》、《天云山传奇》、《喜盈门》、《人到中年》、《城南旧事》、《少林寺》、《牧马人》、《人生》、《孙中山》、《芙蓉镇》等。

不少作品体现了现代中国电影难得一见的批判性和内省性气质，具有了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性内涵，其代表
性作品有吴天明的《人生》、丁荫楠的《孙中山》以及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以及《牧马人》。

从艺术表现和风格的层面看，不少作品克服了急功近利直奔政治性主题以及直白显豁的表达方式，延续并发扬光大了《小城之春》、《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的诗意传统，大大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审美境界和品格，代表性作品有《巴山夜雨》、《城南旧事》、《乡音》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谢晋电影，他的代表性作品《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都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对中国观众的影响是其他导演难以匹敌的。

谢晋之所以能赢得最大层面的观众，在于他的电影能及时捕捉并表达时代的潮流和情绪，同时也善于抓住大众的审美趣味和观赏心理。

正如谢晋自己所说：是时代造就了我的电影。

当《阿凡达》的票房收入破纪录时，当全世界的人蜂拥而至电影院观赏《阿凡达》时，当《阿凡达》获得无数奖项和赞誉时，聚集在新一届“中国影协杯”电影文学论坛研讨会上的电影剧作家们开始思考，我们的电影何去何从。

高票房并不意味着真正繁荣
毋庸置疑的是，自2003年迄今，中国电影迅速踏上了产业化的快车道，伴随着电影产业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影市人气的日渐兴旺，2009年中国电影迎来了一个产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内地电影票房62亿元。

然而反观这六、七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条脉络：泛娱乐化、票房第一、“明星”至上、话题炒作、“山寨”风肆虐……
“我们的电影过分强调商业化、市场化，把媚俗当成大众化，把生理快感当成美感，把搞笑当成喜剧，为了过分迎合票房，创作低级趣味的商品，而高票房并不意味着中国电影真正的繁荣。

”，电影评论家王人殷说。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分析说，2009年，“无厘头”的恶搞喜剧因为巨大的商业诱惑扎堆而出，由此形成了一种负面文化现象，这些影片背离了银幕创造的当代性，撕裂了喜剧辨美丑而弘扬社会道义的喜剧精神，抛弃了艺术的现实品格，彻底与恶俗相拥抱。

这样的作品占据着主流市场，令人担忧。

“电影是一门艺术，绝不只是商品。

”电影编剧张挺说，感官胜过理想，偶像代替信仰，视觉的盛宴使思考本身变得多余，这样的潮流促使我们思考:视觉奇观和商业的发展，悄然改变了电影的文艺特性。

人们越来越因为享受某种视觉盛宴或者感受娱乐气氛而走进电影院，对现实生活记录和思考的电影艺术特性淹没在唯票房独尊的炒作中，这是值得警醒的。

现实主义精神仍然是电影的核心
伟大的电影蕴含着伟大的现实意义。

《电影艺术》主编吴冠平说，《阿凡达》的故事虽然简单，但却附着了丰富的现实意味。

观众从中可以联想到环境、气候、战争、基因转化等众多人类面临的问题。

我们自己的“阿凡达”又在哪里呢？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涌现出了一批反思现实的作品，比如《牧马人》、《巴山夜雨》、《人生》等等，这个时期不管是电影和文学，几乎在同一个节律上跳动，那就是对当下社会现实高度介入。

张挺说:不能想象全世界只剩下外星怪物满天飞，电影业变成高级马戏团，民族的话语权消失在全球化里，我们的国产电影应该探讨出一条可行性的道路来。

回看充斥我们电影市
场的作品：《三枪拍案惊奇》、《十月围城》、《孔子》、《风云2》、《花木兰》、《锦衣卫》、《刺陵》……要么是历史题材的改编演绎，要么是平地起高楼式的虚构魔幻，现实主义力作却难以成为主流市场的主流。

“面对如今这个伟大的时代，中国电影不能‘失语’。

”八一电影制片厂副厂长柳建伟激动地说，“中国电影人不关注现实和表现现实，就会错失了与中国经济社会一同发展进步的重大机遇。

现实主义精神仍然应该是电影的核心。

”
长春电影制片厂艺术总监、编剧韩志君坦率地说:作为一个创作者，我不喜欢那种悦目而不赏心、一味炫耀技术、只有视觉诉说，而缺少人文关怀的作品，影像的奢华无法代替人们对情感的表达。

中国电影唯有坚持现实主义道路，关注人文价值、艺术个性、人性感动和心灵征服力才可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说到底，只有制作没有创作、只有技术没有艺术的电影都只是过眼云烟。

”广电总局剧本策划中心副主任、编剧苏小卫说，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反映不同时期的社会问题，比如我们当下面临的农民工社会身份、老龄化问题、社会制度、道德伦理等，都值得我们电影人去发掘、去创作。

呼唤现实主义品格的回归
那么决定一部电影的现实品格是什么？许多专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人殷认为，现实品格，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道德观、利益观，来表达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丰富、复杂、变化万端的社会生活，通过各种人物与环境的真实描绘，接触到人的精神、内心与社会的关系，传达出时代脉搏的跃动。

吴冠平说：“所谓现实品格，在我理解就是要让观众知道他们基因中所植入的，祖辈们所经验过的美好与感动，并且用今天观众所能接受的方式和语言呈现出来。

”
张挺表示，电影的现实品格是重新将这个民族引导到有价值的自我认识上，使我们的电影介入我们目前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代言人和一部分。

韩志君认为，要找到这样一条现实主义的回归路并不平坦。

“我们今天的观众，已经和过去的完全不同。

他们经历的是中国经济发展腾飞的二十年，看到的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开阔眼界，感受到的是文化的不断多元发展，当今中国电影的现实之路，应该把镜头对准这批主流观众的历史体验与现实体验。

”
“生活是文艺的载体，文艺是生活的表象。

任何一个时期的电影中，都烙着那个时代的名字。

”吴冠平表示，好的电影从来都不回避现实矛盾，而是让这些困境与问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观众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和共同思索的时代命题。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王一川则认为，对当前中国电影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直面现实的问题，而且更在于对现实生活的刻画需要依托中国美学传统所注重的“蕴藉”的问题。

例如对“情义”、“义气”、“气节”、“道义”、“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中国式人生价值观的思考，它们是能让观众“会心”和“畅神”的客观美学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