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090116陳靜音【心得】
本文論述了韋伯對西方社會之所以發展成今日西方社會的理性化過程，及由此理性化過程導致的禁制現象。

韋伯本身所講的理性概念是一個解釋性的工具，他把理性概念擺到整個歷史脈絡中來講。

韋伯將理性分為二種，一是實質理性，一是工具理性，並認為西方理性化的過程就是實質理性和工具理性辯證的過程。

韋伯對工具理性的批判，是針對西方資本主義造成社會問題而提出，這對於我們社會所給予的啟示，並不在於實質上的運用，而在於觀念上的啟發。

社會上的任何行動均有其所要訴求的意義，一個行動是否合理，除了看行動的結果是否合乎要求之外，還須視其過程有無妥當。

時代不斷在進步，人們的觀念、想法也不斷在前進，故每一時期皆有其訴求的重點，前一時期是合理的行動，可能到後一時期就成為有礙進步的不合理行動。

就台灣社會來說，國民政府剛遷移至台灣來時，為防止彼案共產黨的入侵，實施戒嚴，整個社會草木皆兵，人民的權利遭到不合理的剝奪，但這對當時的人民來說並無不妥。

甚至認為這是政府為保護台灣居民，維持社會安定的德政。

三十幾年過去，時代邁動，自由的潮流自世界各地不斷地湧進台灣，人民的自主權利意識抬頭，加上台灣的國力已非昔日阿蒙，過去的種種限制已遭人民所反抗、唾棄，戒嚴的措施必定被推翻，解嚴是勢在必行的。

因此政府須針對人民的訴求進行改革，例如集會遊行法的解禁、政黨成立合法化、言論上的鬆綁等。

合理化的發生，多半源自於一種轉化的歷程，透過漸進性、改革性或革命性的轉化歷程，將原本行之有年的卻漸趨不合理的觀念、制度或生活方式，轉化成為新的、合理的。

由此可知韋伯的合理化辯證理論是適用於解釋各種社會、各種行動變遷的。

韋伯區分理性為二，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

二者就定義來說
看似相互衝突，但韋伯從二者的辯證理性化過程來看，實質理性卻是開展工具理性的主要動力。

以教育發展過程為例，教育的本質在培育良好之國民，開展學生潛能與增進學生適應與改善生活環境的能力之歷程，在我國傳統文化中，也普遍持有一種信念：教育是促進國家進步的原動力，這些可視為教育的實質理性。

為了這些目標，我們必須培植人才，須制定出一套能有效培育人才的方法，這可視之為教育的工具理性。

由此得證實質理性是開展工具理性的主要動力。

工具理性與實質理性二者在本質上是相衝突的，為達到教育的正常運作和理想目標的實現，教育理念必須合理轉化。

韋伯在談到教育合理化的歷程中，指出科層體制與考試制度對教育的影響。

透過考試制度的選才功能，教育制度愈來愈重視符合社會分工需要的專精實用教育而不再是傳統的博雅教育。

台灣的聯考制度制定的本意在透過一種公平公開的方式，合理的達到選才的功能。

但實施至今的結果卻是工具理性大於實質理性；通過聯考表示一種身份地位的提高，故為通過考試，大家無所不用其極，學校教學不再正常化，補習文化高漲，工具理性過度擴張，凌駕實質合理性之上，造成誤將手段當目的的現象。

目前為導正這種歪風，教育當局不斷的推出新的教育方案，這正印證教育發展的歷程是一辯證衝突的歷程。

但細想這些新推出的方案如多元入學、九年一貫統整課程，立意雖好，可是我們是否又會為要達到這些方案所設訂的目標，又再一次陷入另一工具理性凌駕實質理性的勞籠之中，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