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用词人与北宋后期的俗词创作大晟词人是宋徽宗时期御用文人的代表，此外，还有曹组、王安中等等，形成宫廷词人创作圈。

如前所言，这些词人创作中以雅相尚，大致树立起一个风雅词的创作传统。

然而，御用文人的创作又是复杂的，他们的审美趣味是随着徽宗的口味而变化。

徽宗作为一国之君，是正统、伦理道德的化身，他必须倡导雅正。

况且，对雅词他也是有所嗜好的。

作为一个享乐的个体，徽宗生活奢靡荒淫，他同时又嗜好俚俗谑浪的格调。

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场合，徽宗表现出不同的嗜好。

于是，御用词人的创作也就呈现出两种趋向：在创作雅词的同时，不避声色与俚俗。

这股俗词创作的风气影响了北宋后期的整个词坛，俗词创作蓬勃发展，形成空前绝后的盛况，是北宋俚俗词创作的黄金时段。

由于徽宗年间同时存在着强劲的“风雅词”之创作倾向，而且，这种创作倾向得南宋词人大声弘扬，南宋朝野又普遍抵制徽宗年间蔚为壮观的俗词创作，所以，北宋末年这种俗词创作现象始终没有引起词论家的重视，成为词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点。

一、徽宗的喜好与世风的转移宋徽宗从本质上讲是一位耽于声色之乐的纨绔子弟。

他在位26年，尽情享乐，奢侈糜烂。

作为帝王，他既无治国方略，昏庸无能；又好大喜功，愚昧自负，最终导致北宋政权的崩溃。

徽宗所为，一改北宋历朝帝王的规制，同时带动世风的转变。

徽宗年间的社会财富之积累，达到令人羡慕的程度，朝野呈现出繁华似锦的虚像。

北宋自太祖开国，至徽宗朝已涵养生息一百五十余年。

虽然北宋社会内有“冗官”、“冗兵”之积弊，外有辽、夏“岁币”之支出，但是，社会经济仍在不断向前发展。

真宗景德二年（1005）十二月，宋、辽“澶渊之盟”订立，此后，北宋内外一直没有较大的战争骚扰破坏。

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人口迅速增长，“以史传考之，则古今户口之盛，无如崇宁、大观之间。

”（《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国库也日益充裕。

朝廷在元丰、元祐库的基础上，增设了崇宁、大观、宣和等库。

当时仅京师一地，就有府库92座。

金人攻陷汴京，遣使检视内藏府库，共74座，金人“役禁军搬三日不绝。

”（皆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七十一）都市经济的繁荣，更是盛况空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概言崇宁年间京师的富丽昌盛，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为孟元老的叙述作了形象的注释。

这一幅幅生动具体的历史长画卷，再现了汴京都市风采。

北宋后期社会财富的积累和繁华的虚像，给统治者的纵情声色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口实。

在一片升平歌舞、阿谀奉承声中，统治者失去了理智，文恬武嬉，朝野对日趋恶化的内外矛盾和危机很少觉察。

徽宗年间，正色立朝、直言进谏之士，都被远远排斥出朝廷。

徽宗听不到一点不同意见，臣僚奏章中充斥着谀颂之辞，社会的繁华虚象也仿佛在证实着“圣王”业绩。

因此，徽宗自我感觉良好，毫无愧色地认定自己可以追迹尧舜，治下乃太平盛世，国力异常强大。

于是，君臣生活奢靡，挥霍无度，放纵享乐。

徽宗初始也不敢任性所为，经蔡京等奸佞怂恿、鼓励，且曲为之解说，才日益放肆享受。

蔡京说：“陛下无声色犬马之奉，所尚者山林竹石，乃人之弃物。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蔡京子蔡攸也说：“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

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

”（同上，卷九十三）这些言论深得徽宗欢心。

于是，徽宗不以国家为己任，而是以四海天下供奉一己之享受。

后愈演愈烈，如筑艮岳以像杭州凤凰山，都人称万寿山等。

徽宗甚至多次轻车小辇，微服出行，出入狭邪，因此与名妓李师师之间便有了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

上行下效，徽宗年间奢侈成风。

蔡京“以金橘戏弹，至数百丸。

”（张知甫《张氏可书》）王黼“于寝室置一榻，用金玉为屏，翠绮为帐，围小榻数十，择美姬处之，名曰‘拥帐’。

”（《清波别志》卷三）君臣朝歌暮嬉，酣玩岁月。

徽宗年间世风趋于浮靡。

淫靡世风表现在歌舞娱乐方面，就是俚俗词风大为盛行。

徽宗虽然有很深厚的艺术修养，很高雅的欣赏趣味，但是，由于耽于淫乐的天性使之然，他又特别喜爱淫俗谑浪、靡丽侧艳的风调。

平日与群小相互戏谑、游乐，无所不至，群小也因此获得高官厚禄。

蔡攸得宠于徽宗，“与王黼得预宫中秘戏。

或侍曲宴，则短袖窄裤，涂抹青红，杂倡优侏儒中，多道市井淫媟谑浪语，以献笑取悦。

”（《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王黼后来官至宰相。

宣和间讨徽宗欢心的另一位宰相李邦彦，“本银工子也，俊爽美风姿，为文敏而工。

然生长闾阎，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

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人争传之，自号‘李浪子’。

”（《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这些都十分投合徽宗嗜俗嗜艳的口味。

徽宗的喜好与臣下的迎合，使北宋后期世风为之一变，词风为之一变。

所以，北宋末年唱曲填词，皆不避俚俗，且为时尚所趋。

宋词起于民间，流行于酒宴歌席，迎合了宋人的享乐要求，以俚俗语写艳情是其必然的倾向，所以，宋词与市井俚俗有着天然的联系。

与散文、诗歌相比，歌词更容易与徽宗年间追逐声色的淫靡世风融为一体，以俗白靡曼的口吻表达难以遏制的“人欲”。

经柳永大量创作，北宋俚俗词风得以确立。

但是，俚俗词风一直受到宋词“雅化”倾向的压抑，不得舒眉一搏。

北宋末年新的社会环境和淫靡世风，为俚俗词的发展提供了大好时机，柳永词风得以张扬。

以俗语写艳情，以至滑稽谐谑，盛行于宫廷和社会上层，并影响到整个词坛的创作风气。

这是柳永之后俚俗词最繁荣的一个时期。

宫廷审美趣味的转移，影响面极为广泛。

原来流行于民间下层的艳曲俗词，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宫廷和社会上层。

作俗词、唱艳曲，不仅不妨碍仕进，而且有可能“夤缘遭遇”，飞黄腾达。

所以，词人们再也不必自我掩饰、自扫其迹，或曲为解释，而是大张旗鼓地创作俚俗小调。

同时，从边地流入中原的俗曲也再次备受青睐。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五说：“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

”社会上下层的共同趋尚，汇集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创作潮流，构成宋代俗词创作最为昌盛的壮观。

流风遗韵，一直延续到南渡之后。

《碧鸡漫志》卷二又说：“今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

”时风浸染，积重难返。

南宋词坛后来强烈的“复雅”呼声，便是对这一创作倾向的全面反拨。

有为之士，还将这种创作现象与北宋亡国联系在一起抵制。

宋高宗于南渡初年战乱频仍之时，特意下诏到扬州，销毁曹组词集的刻板（《碧鸡漫志》卷二），就反映了南渡之后朝廷态度的根本性改变。

此后，俗词就失去了适宜创作的环境，就再也没有如此辉煌的时光。

二、俗词创作之概况与成就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涉及面极其广泛，以下拟从三个方面评介。

1、俗词作家队伍之广泛正如前言，徽宗年间俗词创作的潮流汇卷了社会上下层，所以，参与到俗词创作之中的作家，数量极其庞大。

不同社会地位和阶层、不同政治观点、不同风格流派的作家，都被卷入到俗词创作之中，他们的歌词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

从皇帝的近臣和御用文人，到一般的士大夫文人，乃至被排挤出朝的元祐党人，以及释道神仙与民间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创作出不同内容、不同风貌的俗词。

首先是徽宗亲信近臣。

上文言及蔡攸、王黼、李邦彦等人，出将入相，位极人臣。

他们的升官秘诀就是善伺人主意，投其所好。

以俗词相谑浪调笑、献媚讨好，就是诸多手段之一。

李邦彦等人当年“人争传之”的俗词，今天已经全部失传。

然而，从徽宗其他近臣的作品中，依然可以窥豹一斑。

王安中，政和间以善写阿谀颂圣文章而得徽宗擢拔，官至尚书右丞。

为文丰润敏拔，“以文辞自显，号为杰出”（周紫芝《初寮集序》），有《初寮集》传世。

王安中的词应制谀颂成分很浓，他的审美趣味是紧随着徽宗转移的。

其《洞仙歌》云：深庭夜寂，但凉蟾如昼。

鹊起高槐露华透。

听曲楼玉管，吹彻《伊州》。

金钏响，轧轧朱扉暗扣。

迎人巧笑道，好个今宵，怎不相寻暂携手？见淡净晚妆残，对月偏宜，多情更、越饶纤瘦。

早促分飞霎时休，便恰似阳台，云梦归后。

这首词写一次艳游的经历。

上阕写所游之秦楼楚馆清幽高雅的环境和美人的歌乐一曲，是初到歌楼的一段熟悉、应酬过程，双方都还有点温文尔雅。

下阕则转入两情相悦、携手相亲、梦入巫山云雨的艳事记载，语言风格也转为浅俗流利。

词人用口语恣意描写歌妓娇媚依人、巧笑玲珑、情意缠绵、楚楚动人的形象，以至分手之后仍时时回想。

徽宗游李师师家，感受大概亦如此。

其次是朝廷的御用文人。

这批词人的创作趣好及职能，与上述亲信近臣相似，都是以颂圣逢迎为其主题。

不过，他们的地位则远远不如徽宗的亲信近臣，他们是依靠阿谀攀附权贵进身的。

他们的词作风格，最受徽宗的审美趣向支配。

历代词论家都从“风雅”的角度观察大晟词人的创作，多数人故意忽略了他们大量靡曼谐俗的艳情小曲。

先来读一首大晟词人的作品：草草时间欢笑，厌厌别后情怀。

留下一场烦恼去，今回不比前回。

幸自一成休也，阿谁教你重来？眠梦何曾安稳？身心没处安排。

今世因缘如未断，终期他日重谐。

但愿人心常在，到头天眼须开。

晁端礼《河满子》晁端礼虽未到大晟府任职而卒，但他的词作则已随同流俗，且时时依据大晟府的要求从事创作。

《河满子》写男女相思艳情。

当年聚散匆匆，别后烦恼无限。

日日盼望重逢，嘴里却要强自支撑：“阿谁教你重来”。

这种种假意掩饰，最终被苦痛所冲破，下阕转为对天的祷告与对重逢的期望。

整首词都是由俗语组成，浑似备受离别煎熬的市井歌妓脱口而出的肺腑诉说。

与柳永词相比，更少了一些文人化的修饰，平白朴实的口吻倾诉出满腹真情。

其俚俗化程度更为彻底，将柳永的俚俗格调更向民间推进了一层。

《碧鸡漫志》卷二认为晁端礼、万俟咏“源流从柳氏来”，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十六评晁冲之慢词“紆徐排调，略似柳耆卿”，再加上前文所引王灼之语，个别词论家也注意到大晟词作之靡曼谐俗一面。

御用文人并不仅仅限于供职大晟府者，在徽宗周围还聚集着一批以文字供奉朝廷的文人，他们的作为就与大晟词人一样，围绕着徽宗的喜好逢迎创作。

最典型的例子是曹组。

曹组字元宠，颍昌（今河南禹县）人。

六举未第。

宣和三年（1121）特命就殿试，中五甲，赐同进士出身，徽宗在玉华阁亲自召见，赐书曰：“曹组文章之士”。

官至阁门宣赞舍人。

有《箕颍集》20卷，不传。

《全宋词》录曹组词36首。

关于曹组被召殿试，《名贤氏族言行类稿》卷十九载：亳人曹元宠，善为谑词，所著《红窗迥》者百余篇，雅为时人传颂。

宣和初召入宫，见于玉华阁。

徽宗顾曰：“汝是曹组耶？”即以《回波词》对曰：“只臣便是曹组，会道闲言长语。

写字不及杨球，爱钱过于张补。

”帝大笑。

球、补皆当时供奉者，因以讥之。

从这一条记载中可以看出，曹组是靠自己的才思敏捷以及投合徽宗嗜俗的审美心态而得帝王欢心的，其作用类似于朝廷弄臣。

这首《回波词》《全宋词》漏收，可以让读者窥见曹组作词的风格，略略弥补百余首《红窗迥》失传的遗憾。

曹组的《红窗迥》虽然已经全部失传，但流传至今的作品中仍不乏浅俗艳冶者，大致也能展现他这方面的创作才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