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和美国法上对于侵权责任中因果关系的理论学说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乃是侵权损害中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互联系，它是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各种因果关系中的一种特殊形式。

因果关系这一命题在古罗马时代事实上已经提出，但由于社会生活结构相对简单、侵权形式相对单一，侵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较为直白。

事实上，此类因果关系乃是从已经发生的损害结果出发，逆向查找损害发生的原因，具有逆反性的特点；同时，此类因果关系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在现实的司法审判中，对因果关系的认定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司法人员的主观因素在内，这就使主观与客观这一对哲学上的经典矛盾在侵权法中因果关系中显得尤为突出。

因果关系问题，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其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而且是一个民法命题；其不仅是一个法哲学问题，而且是一个民法哲学问题；其不仅具有深刻的理论性，而且具有极强的实践性。

对于它的研究不仅要深谙历史源远流长的民法学理论，而且要求占有丰富翔实的足以说明民法因果关系原理的典型案例；不仅要求了解现今世界主要法系国家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学说，而且要求掌握我国目前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现状及其发展；不仅要求融会贯通相关的哲学观点，而且要求领会侵权因果关系理论的特有精髓。

一、侵权责任法上的因果关系侵权行为是对人身或财产的侵害，须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而对于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世界各国理论和学说各异。

在大陆法系的法国，主张过错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三个要件。

在德国，主张行为的违法性、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四个要件。

在英美法系，尽管没有成文的侵权行为法典，但学说与司法实践均将因果关系作为侵权责任成立的一个重要条件，更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甚至是确定侵权责任唯一的条件。

在台湾，胡长清先生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主观和客观两类共七个要件。

其中，主观要件包括意思能力和过错；客观要件包括自己的行为、权利的侵害、损害的发生、因果关系和违法。

史尚宽先生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归责性之意态、违法性之行为以及因果律。

王泽鉴先生认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行为、侵害权利、造成损害和因果关系。

在大陆，张新宝先生认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有四：侵害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的过错。

杨立新先生认为，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违法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

王利明先生认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根据归责原则的不同而不同，在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中，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过错；在公平责任和无过错责任中，构成要件包括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

梁慧星先生认为，无论依过错责任、或者是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均须确定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

二、德国法大陆法系，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将侵权行为法上之因果关系区分为属于责任成立构成要件部分的“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属于法律效果部分的“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此系德国法上之通说，亦系德国法上对因果关系学说之至伟贡献。

责任构成因果关系，系指可归责的“行为”与权利受到“损害”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其所欲断定的是是否因原因事实（加害行为）而发生；而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系指受侵害的权利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其所欲认定的不是损害与原因事实的因果关系，而是“损害”与“权利”受侵害间的因果关系，即受侵害的多权利哪些应归属于加害人负赔偿责任的问题。

尽管大陆法系将因果关系区分为责任构成因果与责任范围因果关系，但是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持一元论立场，坚持因果关系认定理论在法理逻辑上的和谐统一。

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各国学说纷纭，对于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择其要者，主要有“条件说”、“原因说”、“义务射程说”“相当因果关系说”以及“法规目的说”等。

相当因果关系说该说为1888 年德国富莱堡大学教授Johamn von Kries 提出的，他本是针对刑罚而论著，后来竟被民法学者应用到民法上来，特别是侵权行为责任的界定上，且一登而为权威学说，判例上亦直接采用。

根据冯·巴尔教授的考察，在德国、希腊、奥地利和葡萄牙相当性理论仍然是支配性的理论。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说和实务也都认相当因果关系说为通说。

所谓相当因果关系说，诚如王伯琦所言：“无此行为，必不生此害；有此行为，通常即足以生此损害，则有因果关系。

无此行为，虽必无此损害，有此行为，通常亦不生此中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

判断相当性的标准有三种学说：一、主观说，此说主张应以行为人行为时所认识或所能认识的事实为标准，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二、客观说，此说认为应当由法官以社会一般人对行为时及行为后的结果有否预见为标准,作出客观判断；三、折衷说，此说以行为时一般人拟预见或可能预见之事实以及虽然一般人不能预见而为行为人所认识或所能认识的特别事实为基础,判断因果关系有无。

其中，客观说可资采鉴。

即在通常情形，依社会一般见解亦认为有发生该项结果之可能性始得认为有因果关系。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以行为时存在而可为条件之通常情事或特别情事中，于行为时吾人智识经验一般可得而知及为行为人所知之情事为基础，而且其情事对于结果为不可缺少之条件，一般的有发生同种结果之可能者，其条件与其结果有相当因果关系。

”作为大陆法系的通说，相当因果关系是由“条件关系”与“相当性”共同构成的。

前者是事实判断，与条件说无异，而后者是价值判断，具有法律上归责的机制，试图达到合理转移、分散损害的目的。

在此意义上，相当因果关系说修正了条件说失之过泛的弊病，不能不说有历史的进步性。

但是，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亦存在重大缺陷，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相当因果关系说乃是依一般观念判定因果关系，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主要是依循社会生活的共同准则、公平正义观念、善良风俗和人之常情，因此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随意性很大。

在司法实践中对同样或类似案件运用相当因果说作出相反的判决也屡有出现。

另一方面，相当因果关系说以科学上的可能率的概念违基础而推论因果关系的有无，其赖以推理的依据即可能率的判断是不无疑问的。

正如曾世雄教授指出的那样：“行为发生损害的可能率，如以通常百分比表示，可得答案如下：若为100％时，则必发生，超过50％时，可能发生，于此两种情况可确定相当因果关系的存在。

低于50％，未必发生，与此可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但问题在于可能率的基数事实上无从确定，即可能率1％无从得知。

既然1％无从得知，则可能率有无超过50％，更无从确定，无异于空中楼阁。

即以可能率有无超过50％来推论相当因果关系的存在与否，不具可操作性”。

因此，由于存在上述缺陷，貌似科学、客观的相当因果说事实上并不科学，且渗透着主观性。

其相当性的判断标准极为模糊，事实上，不仅1%的基数无法确定，同时因1%的差别导致责任的全有全无也是有违公平正义观念的。

该学说无疑也很难真正解决因果关系问题，在司法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法规目的说该说为Ernst Rabel 所首创。

其主张，因侵害行为所生之赔偿责任，应就侵权行为法规之意义与目的探究，尤其探究其意旨究竟在保护何种利益。

曾世雄先生甚至认为，法规目的说在德国似已替代相当因果关系说成为通说。

换言之，法规目的说认为行为人对于行为引发的损害是否应负赔偿责任，并非探究行为与损害之间有无相当因果关系，而是探究相关法规之意义与目的。

就其实质而言，法规目的说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是主张舍弃任何特定的标准径直依法规之内容及目的决定因果关系之有无。

在实践中，德国联邦法院主张，损害应否赔偿，首先须认定其有无相当因果关系，其次再探究其是否符合法规之目的。

换言之，加害行为与损害之发生之间虽有相当因果关系，但在法规目的之外者，仍不得请求损害赔偿。

法规目的说为因果关系问题的思考提出了一个新的方向，其实质上乃是舍弃因果关系任何特定的标准，主张直接依据法规之内容与目的衡量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关系。

正如其倡导者所言：“因果关系之学说甚多，却也无一精确。

以抽象不确定内容之标准为标准，徒增问题之复杂性，对问题之解决并无助益。

行为人就其行为所引发的损害是否应负责任，基本上即为法律问题，循依有关法律规定探究之，乃理所当然之事。

因果关系如此虚化之结果，可以将无具体合理答案之因果关系学说争论置之不顾，是问题回归就法论法之单纯层次”。

但是，已经有人指出，“从实践中看，法规目的说对因果关系问题的解决似乎也并不能令人满意。

该说的困难在于如何确定法规目的，由于在确定法规目的时，经常欠缺明确标准，因而实际上，法规目的之确定经常是法官自行判断之结果，法官无形中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

对于因果关系的判断，经常是基于一般社会与经济政策包括诉讼经济、迅速、社会财富及允许损害赔偿之社会效果等因素加以确定。

从这一点上看，就不确定性而言，法规目的说与之前的各种学说相比，并没有什么重大改进”三、美国法英美法系对于侵权行为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采取的是一种两分法的思维程序。

英美法把因果关系区分为两类，一为事实上的原因（Cause in Fact），二为法律上的原因（Legal Cause），也称为近因（Proximate Cause）。

其对于因果关系的判定也是分为两个步骤的，事实因果关系由陪审团认定，而法律因果关系由法官认定。

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只涉及客观事实问题，即从客观事实的联系上分析归纳出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范围。

一般而言，所有对结果的发生具有原因力的事实，都可以称为该结果事实上的原因。

但是，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只是反映了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事实上的联系，并不直接印象侵权责任。

行为人要对其行为结果负责，除须具备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还须具备法律上的原因。

此处需要指出的是，“法律上原因”这一术语并未被英美法院广泛接受，习惯上仍然称为“近因”《布莱克法学词典》认为：“这里所谓的最近，不必是实践或空间上的最近，而是一种因果关系的最近。

损害的近因是主因或动因或有效原因。

”而美国著名的侵权法教授Prosser 则认为，Proximate 一词，系谓时间与空间上最近。

而1918 年英国上议院在Ley land shipping Co.Ltd.V. Norwich Union Fire Insurance Society Ltd一案中作出的判决认为近因是指效力上占主导地位(dominant efficacy)的原因。

以近因作为因果关系判定的标准首见于美国法院1866年在著名的纽约火灾案的判决，该案建立了这样一项法律原则，即如果被告因过失引起的火灾造成大片建筑焚毁，该被告仅对所引燃的首幢建筑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即在认定侵权行为法上的因果关系时，首先必须明确侵权人之侵害行为即应由其负责人的事件是否在事实上与侵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之后再对事实上构成损害原因的侵害行为或应由侵权者负责的事件是否成为侵权人对由此引起的损害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法律上原因作出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