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被誉为“国宝”。
大师在自传中写道：“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
”他还多次公开表示拒绝“国学大师”“国宝”等称号。
-生平苦涩童年季羡林，字希逋，曾用名齐奘，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
该县在山东西部几乎是最穷的县，官庄村在穷县中的穷村，季羡林的家在全村中几乎是最穷。
季羡林出生后，家境仍然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
一年到头，就吃这种咸菜。
好在季羡林在故乡只待了6年。
在6岁那一年，他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叔父把他接到济南上私塾。
季羡林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
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对小说情有独钟。
书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
这个时候也开始学英文，当时英文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
综观季羡林的童年，从一片灰黄开始，贫困、单调、死板、固执，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
济南求学季羡林在十三四岁时上了济南当地一所三流学校正谊中学。
季羡林还是不喜欢念书。
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他对蛤蟆和虾的兴趣。
每次考试，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
在正谊中学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后转入山东济南高级中学。
中学老师胡也频最让他难忘，季羡林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知识，只学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
胡也频在课堂上只讲无产阶级文学。
负笈清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能抢到一只“饭碗”。
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
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
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会有饭吃。
这样的情势下，季羡林的家庭希望他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
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可惜没有考上。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才报考了大学。
在出国方面，季羡林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
清华四年，季羡林认为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
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让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
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清华大学毕业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季羡林已无路可走，于是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留德十年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季羡林认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
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
这个时期，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一类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另一类是中文书籍。
这一时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羡林都要阅读，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
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
北大任教1946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回到中国。
经由陈寅恪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代理校长傅斯年接受季羡林去北大任教。
北大图书馆藏书虽多，但是有关季羡林专门研究范围内的书却不多。
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
季羡林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就搞了一些翻译工作。
从1946到1950年，季羡林写下了《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到1956年，季羡林和北京大学的同事们陷入了会议与批判的漩涡中。
“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连，于是无日不开会矣。
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
’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
”季羡林曾回忆说。
这期间，季羡林并没有停笔，还是进行着学术研究，如《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牛棚岁月1966年至1977年，这段日子让季羡林回想起来，宛如做了一场噩梦。
在这十年内，季羡林除了开会，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搞学术研究。
到了后期，他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
“我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枯坐门房中，有时候忙，有时候又闲得无聊。
让珍贵的光阴白白地流逝，我实在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点事干。
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季羡林回忆说。
当时季羡林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时间拖得很长的工作，目的只在驱除寂寞。
至于出版，他连想都没有想过。
学术春天1978年，学术春天来了。
“在这种非常良好的政治大气候下，我个人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了，心情的舒畅是从来没有过的。
”季羡林感慨地说。
这期间，季羡林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并撰写了包括《〈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罗摩衍那〉浅论》《〈大唐西域记〉今译》《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
季羡林认为，从以上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
“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
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
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
”季羡林说。
德国哥廷根大学校长冯•费顾拉再次对季羡林表示钦佩和哀悼。
他说：“季羡林的逝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使哥廷根大学失去了一位长期的朋友。
我们与中国人民一起，哀悼这位曾以特殊方式为德中合作做出贡献的伟大学者。
我们向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哀悼。
我们将满怀崇敬之情纪念他，并将之化为激励我们继续积极加强与中国合作的力量。
”.cn/c/2009-07-14/0608.shtml一位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七十多岁的老兵张义生向季羡林的遗像献上一本书和一封信。
他说，季先生是一个纯粹做学术的人，为了真理说话做事从来不怕得罪别人，从不阿谀逢迎。
.cn/c/2009-07-14/0230.shtml季羡林先生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院长王邦维接受连线时的讲话实录：季老的去世对我们学术界和教育界都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季老在中国学术上是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从德国留学回来后，对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和东方学研究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的成就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也得到了广泛的尊敬。
在中国学术界在国际上不是影响太大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是非常突出的。
在过去几十年，季老为北京大学的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在教书中很注重提携后辈的学者，他在教导我们时，我们都是非常遵从的。
他作为师长为人谦和、朴素。
在研究中也特别认真，是一个高水平的学者。
季老已是98岁的高龄了，在50年代最高水平的学者里面，季老师可能算是最后一个在世的学者了，所以他的离去，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我个人来说，季老做研究的态度给我很深的影响，他教导我做研究要争取有一个高的目标，还有就是实事求是、踏踏实实，不说空话。
季老非常得谦和、乐于助人。
对于学生，很有亲和力，很爱护学生。
.cn/news/a/2009-07-11/72.shtml谢勇《缅怀季老：关于那个时代的悲伤》：我可以下一个也许不合适的判断，季先生西去，不会对中国社会产生多大的震动，也不会比大洋彼岸的那位不黑不白、非男非女的M•J激起更多的眼泪，这不是季羡林先生的问题，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人们制造出并不得不承受的问题。
但离去，对于季羡林先生本人，未尝不是自由的开始。
.cn/news/a/2009-07-11/25.shtml谢冕教授接受连线时的讲话实录：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我都要向季羡林先生学习，但我也知道这是一辈子也学不完的，像他们这样做学问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我现在有点悲凉的感觉。
他和任继愈先生都代表着北大精神：非常低调，穿着朴素的衣服，不太爱出头露面，但是他们关心的却是天下大事，像这样人格和学问都这么完整的人都离我们而去了。
在这个喧嚣、热闹、浮躁的周围世界里，他们的离去使我感到很悲凉。
他们做学问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这就是他们生活本身。
.cn/news/a/2009-07-12/10.shtml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先生接受新浪读书连线时表示听到季老去世感到很悲痛，温儒敏说到，“同时今天任继愈先生也去世了，他们俩人是很好的朋友，这些大学者的去世也代表了一个学术时代的过去，他们这代人对学术的专注、研究学术的态度与方式等等值得我们借鉴。
”季羡林并不是纯粹的国学大师。
温儒敏也谈到“现在很多人称季老为国学大师，一般意义这样说也可以，但其实季老主要是研究印度学与古代印度文化、古代印度语言，并不是主要研究国学，当然，他作为一个时代的大学者，也很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尤其是晚年，但主要贡献并不是国学，他是一位学术大师，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流方面，他是独一无二的，国内无人可比，而且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印度本国对季老也是格外尊重。
”.cn/news/a/2009-07-11/81.shtml谢志浩：季羡林先生是纯正的学问家，而非思想家。
.cn/news/c/2009-07-12/87.shtml舒乙接受连线时的讲话实录：季老是位了不起的学者，失去这样一位伟大的智者，我感觉万分惋惜和悲痛。
•••••• 季老一生对人和蔼，对朋友热情，对学生关心，和总理谈话时季老也一直强调着对祖国未来的期望，言辞也十分犀利。
季老学识渊博，为人和蔼，他的离去是我们这些晚辈乃至中国巨大的损失，我们表示深切的惋惜！.cn/news/a/2009-07-11/07.shtml孔庆东：季羡林被捧为“国学大师”/“文化泰斗”，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师生基本不评价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