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　第3期兰　州　学　刊No.3　2009 总第186期Lan zhou xue kan General.No.186　国外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与述评江　山(上海大学　社会学系,上海　200444)[摘要]　动态贫困研究是分析个人或家庭在贫困位置上的流动状况及地位转变的原因。

文章以欧美国家的福利政策为背景,阐述百年来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历史,并探讨各个时期动态贫困理论的内涵、局限以及相互关系。

文章希望通过对不同时期动态贫困理论的梳理,可为未来中国社会福利政策制定与动态贫困研究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　动态贫困;福利政策;社会问题[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09)03-0138-05　[收稿日期]　2008-10-27 [作者简介]江山,男,江苏张家港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社会学、经济社会学。

动态贫困研究是分析个人或家庭在贫困位置上的流动状况(进入、停留或脱离)以及地位转变的原因。

此项研究发端于20世纪初的英国,后逐渐扩展到整个欧美地区,其结论往往成为国家福利政策制定的参考依据。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福利体制陷入危机,再次激发了人们对社会贫困问题的关注与争辩。

动态贫困研究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发展时期。

为了恰当地理解和使用西方既有的研究成果,避免错置的比拟与诠释,我们除了要建立本土贯时性长期追踪数据之外,还需了解百年来西方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与变化,以此逐步形成适用于中国贫困现象的理论解释。

所以本文将梳理动态贫困研究的历史演变,并且分析各个观点的内涵、局限,及相互的传承关系,最后探讨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与问题。

由于贫困研究的论述通常离不开所处的社会政策环境,所以本文将以欧美国家福利政策为论述的主要背景,以此有助于了解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变化。

一、20世纪上半叶20世纪初,英国学者朗特里大概是第一位考虑动态贫困问题的研究者。

他根据需求与供给的相对状况,把劳动者的一生分成5个阶段:[1]在童年时期,除非儿童的父亲是一位有技术的工人,否则他将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到儿童本人,或者他的兄弟姐妹开始赚钱为止,此时全家的薪资才可能使家庭脱离贫困。

接下来,他开始赚钱并与父亲共居,在这个时期中,他所赚的钱可能超出住宅、食物与衣着所需的支出。

这时他就有机会存钱。

假如他的存款足以支付装修住宅的费用,那么良好的经济状况将持续到他结婚并养育孩子时—此时贫困的阴影将会再度造访他。

这时期的贫困或许会持续十多年,即直到他的第一个孩子工作赚钱为止;但如果他的孩子数量很多,贫困持续的时间就会更长。

当他的孩子开始赚钱,并且未因结婚而离家前,他的家庭会处于另一个小康时期。

之后,当他的孩子结婚离开他,及他个人因为年老而无法工作时,他的收入与储蓄将不足以支付他与妻子的生活,则有可能再度陷入贫困。

朗特里的个人或家庭一生中的贫困变化历程,一般被称为“贫困生命周期理论(poverty life cycle)”。

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可粗分为二大阶段:需求时期(儿童、老年)和赚钱盈利时期(青壮年),这二个阶段大致上可以个人生理年龄来分界。

第二,家庭资源共同承担家庭需求。

家庭的资源主要来自于劳动力市场,其次为个人储蓄。

家庭需求与家庭人口组成有关,不工作的依赖人口愈多,则家庭需求的压力愈大。

第三,家庭贫困地位的流动,取决于“家庭需求压力”与“家庭获取生活资源能力”两者之间的此消彼长。

例如,孩童成年前、结婚养育孩子时及衰老退出劳动力市场时的三个阶段,导致家庭需求压力提高和盈利能力下降,两种力量的交叉转折点都是家庭贫困风险最高的时期。

除了贫困生命周期理论外,朗特里还提出两个迄今仍被广泛运用于动态贫困分析的概念:[2]一是生命事件。

即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家庭人口事件与劳动力事件(劳动者死亡或失业等等)决定家庭是否会陷入贫困,这些事件尤其以“家庭收入主要承担者的遭遇”的影响为最大。

二是贫困持续时间。

朗特里的观点直接影响了战后英国的社会福利政策─福利措施根据家庭生命周期中需求与所得的变化来设计,其中,家庭需求改变的问题由家庭津贴来解决,家庭资源改变的问题则由社会保险来解决。

[3]在朗特里之后,美国社会改革家杰米逊・哈里于1917年出版的《贫困及其恶性循环》强调贫困与社会体系的关系,该书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s of poverty)的概念,哈里认为贫困会孕育贫困,即现时的贫困将导致健康恶化、失业、不良居住环境等悲惨状况的产生,这些不利的状况会不断累积循环,进一步恶化穷人的未来处境。

[4]也许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中断了社会科学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哈里所提出的贫困具有自我延续(self-perpetuating)或累积性(cumulativeness)的观点,直至40年代才再度被美国经济学缪达尔重述,但其关注已转向种族因素。

缪达尔在1944年所写的《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使用累积性的因果(p rincip le of cumulative cau2 sation)观点分析美国黑人处境,他认为黑人既有的弱势地位是造成他们经济贫困的主因。

[5]他认为白人的偏见与歧视使黑人处于低生活水平、健康不良、教育水准不高等状况。

而黑人的遭遇被广泛呈现后,又强化了社会既存的对于黑人歧视与偏见的认知,二者互为因果,不断循环累积,使黑人的状况犹如恶梦般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缪达尔的观点后来被认为是贫困自我延续或恶性循环概念的起源之一,同时也与90年代的累积性劣势理论(cumulative disadvantage)有着相似的内涵。

不论是哈里还是缪达尔的观点,虽与50年代贫穷文化论(culture of poverty)有着相似性,但之间的承接关系却不是很明显。

二、20世纪50—70年代前期贫困与时间的联系,自50年代起又被重新认识,但这一次对于动态贫困的关注点,着重在贫困的代际传承问题。

此论述被重提的源头约有三个:[6]以奥斯卡・刘易斯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以加尔布雷思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对于“贫困与成长限制”的争论;再加上社会活动家迈克尔・哈林顿的《另一个美国》一书所引发的关注。

“贫困文化”一词是人类学家刘易斯在1959年《五个家庭:贫困文化研究中的墨西哥案例》中所提出的。

他认为“贫困文化”是一种有着自己结构的社会亚文化、一套家庭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

它反映生活在阶级化、高度资本化、个人化社会下,当无法取得主流价值与目标所界定的成就时,穷人对其所处边缘位置的一种适应与反抗。

换言之,贫困文化是穷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方法,它提供无法达到主流规范要求的人们适应恶劣环境或当做自我安慰与防卫的机制。

[7]而刘易斯更认为,贫困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有自我延续的倾向,即亚文化所蕴涵的价值、态度与行为模式,将通过家庭机制传送给居于穷人区的儿童,使得他们在心理上很难接受外部的发展条件与机会,而陷入贫困处境代代相传的窘局。

[8]哈林顿于1962年出版的《另一个美国》引用了刘易斯的概念,后被广泛讨论,进而影响到美国政府的反对贫困计划(war on poverty)。

[9]哈林顿认为在60年代富裕的美国社会中,穷人是隐身于一块看不见的土地(invisible land),这些隐形的穷人仿佛是“美国的另一面”,完全被其他美国人所忽略。

之所以如此,除了60年代的穷人较以前的穷人更孤立、政治上更无力等因素外,恶性循环及穷人生活在贫困文化中更是导致如此境地的始作俑者。

哈林顿认为穷人所处地区,因卫生条件、医疗设施较差,再加上营养不良,所以较一般人更容易生病,生病的时间也较长。

如此也就更容易失去工作与薪水,不能有稳定的工作。

而这又会导致他们无能力去支付好的住宅、营养的饮食及询医问药等所需的费用。

哈林顿将此种周而复始、愈陷愈深的窘困称为贫困的恶性循环。

[10]哈林顿还认为贫困是一种文化、制度与生活方式。

处于贫困文化中的穷人,就如同异乡人,有异于主流社会中一般人的行为与信念,例如,他们的家庭结构与人格皆异于常人———家庭多数没有父亲、很少结婚、很早怀孕、对性的态度也异于常人、不信任别人、不信任社会既有的常规和制度、对世事冷漠且逆来顺受、对未来是极为消极与没有希望,若儿童成长于此文化中,就无法养成正常的情感与人格。

[11]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取向则有别于上述贫困文化论者,[12]他认为50年代的美国是个相当富裕的社会,大规模贫困的状况已没有了,但还是有穷人,这些穷人可区分为两种:个别式贫困与岛屿式贫困。

前者是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中的,这些穷人因个人或家庭的某些特征,如酗酒、精神缺陷、健康欠佳、子女过多、教育程度不够,或上述几种缺陷的综合影响而陷入贫困。

岛屿式贫困则是因环境的牵绊,如自然资源缺乏、就业机会不足、公共设施差、教育机会与品质差、居住品质不佳等因素影响所致,并非因个人缺陷的影响而成为穷人。

他认为若无法打破上述种种环境的限制,则贫困将会代代相传。

加尔布雷思是相当乐观地认为富裕的社会可以解决贫困代代相传的问题,他认为以往过于夸大不劳而获对人类心灵所产生的败坏效果。

一个富裕的社会应该提供社会所有人维持最正常的生活所需的收入,让父母的不幸遭遇不论应得与否,都不会传接到子女的身上。

刘易斯、哈林顿和加尔布雷思等人的理念,间接或直接地影响到约翰逊政府对贫困恶性循环的干预行动计划。

从莫乃汉所引述的一份政府官员的备忘录中可知,[13]该计划所认定的贫困循环问题的基本理念大致如下:贫困是种恶性循环,会代代相传;没有单一的解决方式,需根据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需求与问题来综合处理;所以其方案大约可以分成三类:预防性计划─主要针对年轻人,包括处于受父母态度与价值影响阶段的孩童,恢复性计划─预防性计划未及处理或处理无效的工作年龄期的成人,改善性计划─老人、身心障碍者及前二类计划干预无效者。

严格而言,从朗特里到哈林顿所有有关动态贫困的观点,仍仅限于概念的提出与讨论,例如,朗特里仅用“典型的劳工家庭”来说明他所指的贫困生命周期;哈里虽是社会改革家,但他的书却被批评为哲学思考多于实际运用,不仅未考虑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书中复杂的循环图更令人无法掌931握其所主张的“社会改革”计划全貌;刘易斯则是典型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分析的个案家庭数相当稀少。

由于他们的论述并没有很严谨的经验资料作为佐证,以致所提出的观点受到各方的质疑与反驳。

[14]但我们以为即便仅是概念的提出,这些研究者的观点仍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例如,贫困自我延续概念,仍被80年代以后的动态贫困研究所采用。

只是对于贫困持续的因素,从归咎于个人不幸、国家干预不足、缺乏成就动机的文化、种族等因素,变成国家干预过当与不适、劳力市场结构转变、全球化与区域整合及上述因素的互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