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小说 小说含义的演变与桓、班的界定 志怪小说与《搜神记》 志人小说与《世说新语》 小说名称由来 小说一词，出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 以“小说”与“大达”对举，“小说”显然指的是那些无关宏旨的“琐屑之言”，“小说”是一个词组并非专指文体，与后世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含义不尽相同，但从中所表露出的对小说价值所持的保留态度，影响到后世小说的缓慢发展。 桓谭与班固对小说的界定 桓谭：若其小说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 ---《文选》江淹《李都尉陵从军》诗注引 桓谭所称“小说”，继承了庄子说法，他把“合残丛不语，近取譬论”的短书视为小说，言下之意，将“小说”视为子部类中的一个门类。 班固：小说家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 ---《汉书·艺文志》 班固将“小说”视为稗官所收集的“街谈巷语”或“道听途说”视为小说，并且认为它们可补正史之不足，视其为正史的附庸。班固在收录诸子百家后著录有小说家十五家，但其书均已不存。 桓谭与班固对小说的界定，影响了后世史家与目录家，或将小说归类为子部，或归入史部，纪昀《四库全书》尚且固守此种观念。直至晚清“小说界革命”，在学人观念里，小说才与诗歌、散文、戏剧并为四大文体之一。 小说创作，与小说观念的进步并不同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小说萌芽阶段，唐宋是其成熟定型时期，明清则是其高度繁荣时期。 志怪小说与《搜神记》 所谓“志怪”，就是记录怪异，诸如绝域殊方的山川物产、神仙方术、鬼怪妖魅、佛法灵异等。社会动荡、战争频仍的现实，灾祸和死亡的威胁，使宗教迷信思想和社会上侈谈鬼神、称道灵异风气得以流行,加上战国以来就有的怪异之风被当作真事流传的传统，造成了志怪小说的兴盛。留存至今的志怪小说有30多种，其中干宝的《搜神记》最为著名。 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晋元帝时召为著作佐郎，曾任始安太守、散骑常侍等职。有史才，曾著《晋纪》，又性好阴阳之术。史载他搜求异闻撰《搜神记》的主旨，乃在于以“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晋书•干宝传》），“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 《搜神记》内容丰富，其中一些作品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荒淫，表现了人民对暴虐政治的反抗，如《三王墓》、《韩凭妻》、《东海孝妇》等。《搜神记》中还保存了许多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如《董永》《嫦娥奔月》等。这些神话和传说不论题材还是艺术手法对后来的小说、戏曲都有明显的影响。 《搜神记》尚处于小说萌芽阶段，因而记事简约，文字朴素，结构比较简单，还缺乏细致的描写和艺术的虚构。但也有不少优秀篇章，短小精悍，人物形象鲜明，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 志人小说与《世说新语》 所谓“志人”，就是记录人物的轶闻琐事。汉末以来盛行的士大夫的清谈和品评人物之风，在玄学大兴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畅行,从而为志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便是这类小说的代表。 刘义庆(403-444)，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南朝宋武帝刘裕之侄，长沙王刘道临之子，出继临川王刘道规，袭封临川王。官至尚书左仆射、中书令。好文学。《世说新语》或为刘义庆及其门下共同编纂而成。主要是记述人物的言行事迹。原书八卷，依内容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一千多则。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末年经三国至两晋时期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对统治阶级的情况也有所涉及。各篇通过许多人物的遗闻轶事和生动言谈，具体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士族阶层的生活状况、人生态度、文化习尚乃至他们的审美趣味。 《世说新语》语言准确、简洁，有较强表现力。对古代散文、小说、戏曲都发生过重要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 曹丕《典论·论文》 陆机《文赋》 刘勰《文心雕龙》 钟嵘《诗品》 萧统《昭明文选》 曹丕《典论·论文》 《典论》为曹丕学术专著，作于任太子时。全书已不传，今存《论文》和《自叙》二篇。《典论·论文》为我国现存最早文学理论与批评专论，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不仅对建安文学的繁荣起到推动作用，也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含如下内容： 关于文学的作用。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充分肯定文学的价值与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提出“文气说”。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所谓“气”，指作家的气质、才性及其在文章中的表现。曹丕最早触及了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关系的理论命题，指出文章不同风格源于作家具有不同的“气”，在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文体论。区分了不同文体的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划分虽较粗疏，但大体划定后世通行的广义的文学的范围。而特别标举的“诗赋欲丽”的主张，强调文学对华丽形式的要求，既是曹丕诗赋实践的理论反映，也代表了建安文人共同的文学观念。 关于文学批评。阐明文人中只有少数通才能兼擅各种文体特点并进行创作，文人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批评了“文人相轻”的古来陋习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文坛不良风气。对“建安七子” 文学成就给予较中肯的评价。 陆机《文赋》 《文赋》着重阐述创作论。文章围绕文、意、物三者间矛盾展开论述，通过总结直接或间接写作经验，企图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一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较重要观点有： 认为构思是创作中核心问题。作家构思,必须聚精会神,精益求精。构思中要有想象,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善于捕捉客观世界形象诉诸文字。 把文章分为十类。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较之《典论·论文》“诗赋欲丽”的论点，更明确、具体，强调中情与美并重，反映出魏晋以后诗赋写作的新趋势，也表明晋代作家对文学特性的认识已达新的水准。 提倡文艺创新，希望作家的创作有新的思想和境界:“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遣词造句要讲求完美,但应以意为主,即“理扶质以主干,文垂条而结繁”,只有用思想做主干,文采才能繁茂。 两晋文学批评论著还有挚虞《文章流别论》、葛洪《抱朴子·外篇》等。 刘勰《文心雕龙》 刘勰（465？-520？），字彦和。笃志好学，博通儒学和佛教经纶，又擅长骈文。《文心雕龙》约成书于南齐末年。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最后一篇为全书的自序，说明创作目的与全文部署意图。按《序志》说明，全书可分为上、下两编。前二十五篇为上编，主要论述文学的基本问题及各种不同文体历史发展状况；后二十五篇为下编，着重论述有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的历史发展、作家的才能与修养等理论问题。全书精心结撰，组织严密，自成系统，体大思精。 《文心雕龙》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经验和成果，而且创造性地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提出有深远影响的理论和主张。如论文学的发展，提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时序》）的观点；论文学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关系，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同上)的著名论断；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文质并重，反对“为文而造情”，主张“为情而造文”（《情采》）；论文学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提出影响作家个性有四方面因素，即才、气、学、习；论文学鉴赏的方法，提出“博观”的主张（《知音》）。对历代文学风格及作家风格论述尤为精彩。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明诗》）等。此外，《文心雕龙》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范畴与文学理论概念，如“神思”、“隐秀”、“虚静”、“风骨”、“通变”、“奇正”、“体势”等。 钟嵘《诗品》 钟嵘（468？-518），字仲伟。《诗品》成书于梁天监年间，为我国最早一部关于五言诗的理论批评专著，亦为我国诗话开山之祖。《诗品》书前有序，表明文学思想，下分三卷，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略以时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逐次论述了自汉古诗迄梁代122位诗人及其作品。其文学理论内容： 一指出诗歌产生来源于社会生活。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情性，形诸舞咏”。这里的“物”，既包括自然景色，也包括社会生活； 二是针对时弊，反对用典和声病说。认为“吟咏情性，何贵于用事”，说讲究声律“文多拘忌，伤其真美”，主张语言自然和谐。 三是讲求“滋味”：“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强调了诗的情感因素和形式特征。对南北朝颓靡诗风有补偏救弊之作用。 具体评论诗人诗作，大都立论公允全面。如论陶渊明“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 因时代风气和审美标准影响而有一定局限性，如将陆机、潘岳列为上品，陶渊明、鲍照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等。另将诗人强分三品做法本身就不甚科学。钟嵘前后，还有裴子野《雕虫论》、梁简文帝萧纲《与湘东王书》等重要文学理论论著。 萧统《昭明文选》 萧统（501-531），字德施，萧衍长子，曾立为太子。病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其主持编纂《文选》，表达出其文学观点，具文学批评价值。 《文选》为现存最早文章总集，选录了自先秦至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包括诗歌、辞赋和其他杂文三大类，共三十八种文体，七百五十二篇。所选作家除无名氏外，有一百二十九家。选入的多数作品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佳作，基本上囊括了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所包括的时代虽长，但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重视南朝作品。 《文选序》为重要文学理论作品。 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 “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文选序》谈及选文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 《昭明文选》所确立的文学观念，以及分门别类选录文章的标准，都成为后世同类著作的楷模。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以后，就得到广泛流传。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了所谓的“选学”，至今不衰，可见这部书所产生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