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辩 的 译 论———介绍法国翻译理论家J .R .拉德米拉尔俞佳乐R ésum é:Il s ′agit l d ′une pr ésentation de J .R Ladmiral ,th éoricien fran ais de la traductologie .Y sont abord és les diff érents aspects et les approches de la th éorie de Ladmiral .Mots cl és :Ladmiral ,traductologie .J .R .拉德米拉尔这个名字对于中国译界来说,应该已不陌生。

早在1998年,由许钧、袁筱一编著的《当代法国翻译理论》一书就曾辟专章评介其代表坐作《翻译的理论要素》①。

该书于1979年首次出版,1994年被收入著名的伽利玛出版社的TEL 丛书集,被认为是继乔治·穆南《翻译的理论问题》②之后法国翻译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可喜的是,在承袭了穆南的语言学立场之后,拉德米拉尔又从数十年法德哲学翻译体验出发,结合翻译实践教学经验,发展出了一套以思辩为特色的译论。

在巴黎十大进修期间,笔①②M ounin ,Georges ,Les Probl èmes th éoriques de la traduction ,G alli -mard ,Paris ,1963.Ladmiral ,Jean -Ren é,Traduire :th éor èmes pour la traduction ,Pay ot ,Paris ,1979;《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袁筱一编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0—86页。

者有幸聆听了拉德米拉尔教授开设的翻译理论讲座,现根据听课笔记,结合有关资料,对拉德米拉尔的理论发展现状进行介绍,希望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其译论研究方面的最新成就。

翻译被公认为是最古老的人类活动之一,对翻译实践的理论反思从西塞罗开始亦未曾间断过。

虽然翻译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却已拥有了自己的历史。

拉德米拉尔回顾了法国译论的发展,将之划分为四个阶段,称之为“翻译学四部曲”(quatrain traduc-tologique),用其来区别翻译研究的四个模式。

第一个阶段是“指示性”(prescriptive)或“规范性”(norm ative)的译论,多数为个人经验总结或以教学为目的的翻译理论,包括了某些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或哲学杂文,拉德米拉尔称之为“前天”的译论。

在他看来,以语言学出发的“描述性”(descriptive)译论也已成为“昨天”的译论,而认知心理学将翻译的思维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直觉性”的探讨还处于实验状态,也许只能是“明天”的译论。

那么,“今天”的译论又该是什么呢?他说应该是“成果性”(productive)的,即所有理论工作都要着眼于为译者提供“翻译的理论要素”,从而解决实际问题,削减翻译活动的困难程度。

在《三十年的法国翻译学》①一文中,拉德米拉尔总结出了法国翻译研究的科学、文化、职业、教学和信息技术这五个主要角度,该阶段的“译论文学”(la littérature traductologique)也相应地被分为“科学性”(scientifique)、“文化性”(culturel)、“专业性”(profes-sionnel)、“教学性”(didactique)和“信息技术性”(techno-informa-tique)五种文本类型。

拉德米拉尔指出,科学探究应该是翻译学的基础构建。

在这里,对应用于翻译研究的“科学”应作广义的理解,它包括人文科学。

作为一个语言学家,拉德米拉尔自然十分强调语言学对翻译①Ladmiral,Jean-René,“T rente ans de traductologie de la languef ran aise,”Translittérature.研究的作用。

他认为语言学为翻译的理论化提供了最丰富的概念和方法。

在法语中,“翻译学”(la traductologie)可谓一个新词,用来指称所有关于翻译活动的研究,在它出现前很长一段时期里,翻译学著述通常和语言教材一起被归入应用语言学的范畴。

因此,在法国学术界对翻译进行科学研究的作品中,从语言学出发的论述占绝大部分。

此外,最近又涌现出了对于“在译者的头脑里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进行探讨的认知心理学研究,但其取得的成果还是零碎芜杂的,尚未成体系。

在法国,除了科学探索之外,还有不少研究翻译文化层面的著述。

拉德米拉尔注意到,虽然对“文化性”的探讨和专业翻译理论有所差别,但从文化角度来关注翻译却在“广大的有文化的读者群”(le g rand public cultivé)中赢得了很大的反响。

该类研究涉及文学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诗歌、哲学以及心理学等人文科学作品时所遇到的棘手问题,从而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

1988年的阿尔勒国际文学翻译研讨会就曾围绕《弗洛伊德全集》的重译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最近几年来,翻译的文化性也引起了法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拉德米拉尔认为,这也许是法语文化空间的一种特殊现象,是法语文化在英美强势文化冲击下生生不息的体现。

如果忽略了翻译的文化层面,法国的译论研究绝不会如此丰富多彩。

根据拉德米拉尔的观察,“科学性”和“文化性”的译论构成了法国翻译研究的主流,但对翻译活动的探索并不仅限于此,我们还可以看到为数众多的翻译“专业性”书籍,研究技术翻译、术语学和翻译学的联系、国际翻译机构以及口译、笔译工作。

拉德米拉尔称,在巴黎、日内瓦、魁北克和布鲁塞尔等法语文化空间内,专业翻译培训机构具有相当的水平。

翻译的“教学性”研究一方面涉及了译者的语言培训,另一方面研究翻译在外语教学中的功用,以及如何对两者进行区分的问题。

在拉德米拉尔看来,关于自动翻译(la traduction automatique)、电脑辅助翻译(la traduction assistée par o rdinateur)和文本处理的“信息技术性”研究因其突出的技术成分,应被独自归为一类。

虽然拉德米拉尔对文学翻译和技术翻译都有所研究,但他认为这种两分法只是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对翻译进行的职业划分,而非语言学理论所要求的区分。

他本人主张一种三分法,他认为技术翻译所涉及的是信息性文本的翻译,其中语言的功用是指称和代表现实事物,即语言学术语中的“指示对象”(référent),对文学翻译的理解则应更为精确。

严格地讲,文学翻译的文本是通过“能指”(signifiant)或“能指性”(signifiance)使语言的表现功能得到了优化,从而营造了“内涵的复调”(la polyphonie des connota-tions),而哲学等人文科学的“理论言说”(discours théo rique)著作则着重于“所指”(sig nifié),语言此时已经成为了一种“元语言”(métalangage),它在现实中的“指示对象”只能是因文本生成的“所指”本身。

因此,拉德米拉尔建议将人文科学理论文本的翻译从广义的文学翻译中区分出来。

拉德米拉尔认为,根据对文学翻译的不同看法,文学翻译工作者及翻译理论家应该被划分为两个阵营,即“出发语主义者”(sourciers)和“目的语主义者”(ciblistes)。

在《出发语主义者和目的语主义者》①一文中,拉德米拉尔首次明确提出了这组二元对立的概念。

时至今日,这两个术语已得到了广泛应用,由此引发的研讨论战对当代法国译界的影响不容忽视。

简略地说,关注原文本语言的“能指”的译者或翻译理论家被拉德米拉尔称为“出发语主义者”,而“目的语主义者”则是那些追求原作“话语”(parole)在译语中可能产生的“意义”(sens)的译者或译论家。

事实上,对于这两种翻译态度的划分并非拉德米拉尔的独创,西塞罗就曾说过他在翻译时并非仅仅作为一个“译者”,而是扮演了“作家”的角色。

拉德米拉尔认为,两千年后的今天,我们面对的还是同样的问题。

①Ladmiral,Jean-René,《Sourciers et ciblistes》,Rev ue d′Esthétique,N°12,1986,pp.33-42.既然“译”和“作”的争端古已有之,拉德米拉尔创造“出发语主义者”和“目的语主义者”这组概念的意义又何在呢?两个新词本身也许带有一些文字游戏的意味,“出发语主义者”和法语“巫师”(so rciers)一词相近,似乎影射着一种古旧而神秘的思维方式,而“出发语主义者”同C.B.(Citizen Band,英语“城市帮”)音似,令人联想到翻译的交流功能和现代性。

然而,拉德米拉尔旧事重提的最终意图还是在于将文学翻译的研究深化。

文学翻译究竟该忠于什么?是忠实于原作的文字,还是在译作中传达思想?这两个形式的忠实似乎都是必要的,却又相互矛盾,形成了一种对立。

任何一个译者都会在两个忠实的要求间徘徊,最终必将倾向其中一种,这便是拉德米拉尔将“出发语主义者”和“目的语主义者”的区分作为其译论核心问题的原因。

拉德米拉尔认为,文学翻译应致力于让读者跨越三道鸿沟:第一道是外来语言的“异”(l′étrangetéde la langueétrangère);第二道是“世纪的味道”(l′odeur du siècle),指原文本创作时代与其译本读者所处时代的历史间隔;第三道是“种族的距离”(la distance ethnologique),即出发语民族文化和目的语民族文化的差别。

他指出,当乔治·穆南在《不忠的美女》①中将摆脱了出发语干扰,就象是用目的语创作的译本比作“透明玻璃”,而将给读者“背井离乡”之感(impression dépaysante)、使他时刻都不忘自己在读一个译本的“直译”比作“着色玻璃”时,我们看到的依然只是一个绝妙的比喻,而不是理性的概念。

当然,拉德米拉尔并没有驳斥穆南的意思。

他也承认任何概念都是一个成功的比喻。

他认为,如果说穆南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提出了这个比喻,那么尤金·奈达所关注的则是致力于翻译理论①M ounin,Georges,Les Belles Inf idèles,Cahiers du Sud,Paris,1955.化、从而指导翻译实践的译者。

在《翻译的科学》①一书中,奈达区分了“形式对等”(équivalence formel)和“动态对等”(équivalence dynamique)这两种翻译的基本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