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卷第1期江苏警官学院学报Vol.27No.1 2012年1月JOURNAL OF JIANGSU POLICE OFFICER COLLEGE Jan.2012·法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之道——读张波《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菅从进摘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成果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那里演变发展而来的，但二者之间的演变路径需要学界进行探讨。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一书具体分析了这个问题。

该书从实践和文化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内涵进行了解析，并从哲学与法学、历史与实证、启示与价值等多个视角分析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中国化之道。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张波中图分类号：D909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672-1020(2012)01-0072-04张波博士的新作《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研究》一书于2011年3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这部新作中，张波博士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路径问题作出了逻辑的、创造性的新思考。

其逻辑性和创造性体现在，作者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这两个概念的辩证区分为逻辑前提，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之间的关系为分析基础，逻辑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内涵。

随后，作者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形成进行哲学的、历史的、实证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之上，作者还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演进的启示，最终形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理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之道。

一、路径的逻辑前提：概念的辩证区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基础而形成的一种思想体系，它不仅包括马克思主收稿日期：2011-11-11作者简介：菅从进（1965-），男，江苏丰县人，汉族，江苏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流动站研究人员，江苏徐州，221116。

-72-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而且也包括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

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之间的关系而言，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为思想渊源的，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指导而形成的法学理论成果，其在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

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有所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在中国的新发展，无论是在人物要素、时空要素、内容和形式要素等方面，二者都不完全相同。

从人物要素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的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导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代表人物则是中国共产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党的主要领导人。

从时空要素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在空间则是形成于中国领域以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中国的领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

从内容和表现形式来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法律思想、列宁的法律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则表现为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邓小平法制思想、依法治国理论、依法执政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理论新成果。

作者之所以要辩证地区分这两组概念，原因有二：一是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时空等出场要素的改变，在中国必须要中国化；另一个原因在于为分析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做铺垫，辩证地区分这两个概念，可以进一步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是如何被中国化的，或者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是沿着何种路径演变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新成果的。

这构成作者分析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逻辑前提。

二、共性与个性：路径内涵的逻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内涵是本书作者的研究中心。

解读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内涵，可以找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之道。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一样，其命题的核心就是“化”，而“化”中则包含着中国化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要求，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而这两个要求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径内涵。

同样，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生在法学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象。

从逻辑上讲，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也有与之相似的路径及其内涵。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而演进的，那么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则是沿着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法律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路径而不断演进的。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实践层面的路径，即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具体的法律实践相结合、强调法律发展的实践法源，遵循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而形成的。

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文化层面的路径，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法律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而不断中国化的。

不仅如此，在本书中，作者还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中，路径的实践层面是根本性的，因为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根本动力。

同时，路径的文化层面也非常重要，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离不开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

由此，作者完整-73-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内涵。

三、哲学思想革命与法律思想革命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都有密切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开始了自己的中国化进程，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产物。

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形成提供了哲学根据。

正因为如此，作者认为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反映的就是一种哲学态度和哲学方法，涉及到能否以实践第一的观点、具体的历史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问题，能否以唯物辩证的观点看待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就是一个哲学命题，其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而形成的。

此外，作者还从历史的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他们不是职业法学家，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法律思想，而他们的法律思想蕴涵于他们那博大深邃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理论体系之中。

他们始终强调从实践出发、从文化传统出发，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的优秀法律文化相结合，最终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

可以说，没有哲学上的革命就没有法律思想的革命。

四、历史与实证在本书之中，作者还对迄今为止的整个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演进过程，进行了历史和实证的考察。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有一个路径的形成和确立、路径的偏离和严重偏离、路径的恢复和重新确立、路径的坚持四个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通过将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理论与中国传统优秀的法律文化相结合，最终形成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

毛泽东思想法学理论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而形成的。

1957年至197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曲折发展时期，而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偏离时期。

作者认为，这种偏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路径的实践层面的偏离，出现了主观偏离客观的主观主义；另一个是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结合中发生了路径的文化层面的偏离，出现了法律虚无主义现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重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就是在实践的诉求中和对传统法律文化的反思中，应运而生的。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在文化汇流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依法执政思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成果。

五、启示和价值研究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不仅仅是为了揭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路径，也是-74-为了总结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演进中的启示，这是本书的点睛之处。

本书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形成、演变和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回顾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历史，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路径的形成和演变至少给人们留下三点启示。

第一，防止路径实践层面的偏离。

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正确的路径不是理论主导模式而是实践主导模式。

坚持理论主导模式，就会发生路径方向上的偏离，走向法学教条主义。

第二，路径文化层面的偏离。

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要求我们面向中国历史、面向中国文化传统，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法律文化紧密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但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传统法律文化的两面性，需要时刻警惕中国传统的糟粕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的不良影响，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

否则，就会发生路径方向上的偏离。

第三，反对西化也要反对文化对立。

作者认为中国化的命题是在中西文化论争中出场的，其本身不仅意味着对西化思潮的一种否定，更意味着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辩证态度。

在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的诉求中，我们一方面要反对西化，反对将现代化、法制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法制现代化的主张；另一方面，也要警惕形而上学的文化观，反对将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完全对立起来，要辩证看待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扬弃西方法律思想，吸取其有益的成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