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语言学史的基本内容♦语言学史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是语言学学科的历史,人们语言研究的历史,也就是过去人们是如何研究语言的,把语言学这门学问一直追溯到它的开端,回到先民开始对自己的语言产生兴趣的时候,观察各个时期的人们怎样思考语言问题,怎样研究各种语言,这样的考察就是“语言学史”了。
♦在古人眼里语言是极神圣的东西,以为它一定是天赐的。
比如像《圣经·创世纪》里说的那样,上帝不但造世界、造人,还帮助人造了语言。
因为,假如不把语言给予人,他就不是完整意义的人。
这是西方的神话。
世界很多民族都有类似的神话,说到语言是怎么来的。
我们汉民族有没有类似这样的神话呢?似乎没有。
大家想必都听过女娲造人的传说:“俗说开天辟地,未有人民。
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
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应劭《风俗通义》)可是造出了人,故事便完了,不提语言的由来。
♦2语文学♦从古代就开始的语言研究,目前能见之于史册而又有显著成绩的主要是印度、中国、阿拉伯、古希腊罗马。
它们被认为是语言研究的四大发源地。
不过当时的研究并不是以研究语言为直接目的的,而大多数是局限于本族语言的范围,重在对前人的典籍文献作注、考证、诠释,旨在让人读懂。
虽然当时的研究在方法上多失之零散、静止、片面,但它们却为以后的语言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欧洲在19世纪以前,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的语言研究,都属于这一范畴。
这一阶段被人们称为“语文学”阶段或语言学的“前科学期”♦2)19世纪的历史语言学♦从1786年英国爵士琼斯提出印欧语有共同来源,标志着语言学诞生,语言学已有两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琼斯的发现,启发了语言研究者的想象。
此后的100多年里,除了语言历史比较研究外,其他方面的研究都黯然失色了。
学者们的著述大多是比较语法方面的,接着开始构拟原始印欧语。
在这种风尚的影响下,19世纪的语言学家都忙于印欧语各语言间的历史比较,并重建那个假拟中的母语,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三大奠基人♦19世纪中叶,达尔文创立了“进化论”,语言进化的理论也自然包括其中了,运用进化论研究语言的代表人物是施莱赫尔。
♦重视语言历史变化的学风推动了语言理论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以德国莱比锡大学为中心的一批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变化是有规律的,,进而认为语音变化无例外。
被人们戏称为“青年语法学派”的理论,他们这种重视客观材料的研究方法,的确把语言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3)20世纪初期到中叶的描写语言学♦到了20世纪,语言研究的重点开始从语言变化转向语言描写。
这种转变的发起人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
他在1915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反复并明确地强调了前人从未有过的观点:语言学的目的是研究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语言要素的价值是由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决定的,语言就是由这些要素精密交织而成的一种结构。
从而创立了结构语言学。
♦索绪尔之后,结构语言学迅速发展,不久便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美国学派、伦敦学派和莫斯科学派。
它们分别从功能、音位、语符等不同的角度发展了结构语言学。
尤其是美国学派,其代表人物L·布龙菲尔德等人,为后代的语言研究建立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方法论。
4)20世纪中叶到近期的转换生成语言学♦1957年,年仅29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师乔姆斯基,出版了《句法结构》一书。
这本仅120页的小册子,使语言学发生了新的转变。
描写具体话语的语法是描写语法,运用一系列规则来生成合格的话语和辨认不合格话语的语法是生成语法。
乔姆斯基开创了生成语言学时代。
♦乔姆斯基认为,布龙菲尔德学派的研究范围太窄,胃口又太大。
想从一堆语言材料里发现一套适用于任何语言的分析和描写方法,是不现实的。
语言学家关心的不该是一堆语言材料,即语言行为,而应该是语言能力,即人脑中先天具有的一种能够认知和生成无限多合格话语,同时又能辨认错误句子的能力。
语言学家应当对语言的这个内在系统先有一个推测和假设。
3学习语言学史的意义♦任何一门科学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一门成熟的科学都有明确的历史意识,并有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学科史。
例如,数学有数学史,哲学有哲学史。
语言学也不例外。
它不但有自己的历史,而且对其历史的考察已形成一种专门的研究。
♦研究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当前的形势,以利未来宏图的规划。
倚靠历史的背景,运用发展的眼光,我们对事件和思潮、学派和人物、成就和不足才有可能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
历史告诉我们,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创造从来就很少,而无谓的重复劳动却很多。
♦3、当代西方的语言学史研究♦20世纪初,Thomsen(1902)撰成第一部西方语言学通史。
继之,Pedersen著有《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1931)。
至1960年代,已有多部语言学通史,并出现了一批专门治史的学者。
那时语言学史已是“一个教学和研究的领域,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大学里已被列为一门课程”。
Sebeok也谈到,当时语言学史已成为美国各大学语言学系的常设课程。
1964、1968年举行了两次语言学史专题研讨会。
但语言学史真正从普通语言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在1970年代。
学术建制上的一系列举措巩固了语言学史的分支地位。
♦1973年,第一本专业杂志《语言科学史》创刊,由Koerner主编。
继之有法国的《历史—认识—语言》(1979—),德国的《语言学史论集》(1991—)。
1978年,法国人最先建立起语言学史研究者的学术团体“语言科学认识论和历史学会”。
继之有英国的“亨利·斯威特语言思想史学会”(1984—);北美的“语言科学史协会”(1987—);德国的“语言学史研究会”(1990—)。
第一届国际语言科学史大会1978年在渥太华召开,以后每三年一届,迄今已召开八届。
第一本西方语言学史书目问世于1978年。
♦当代西方的语言学史研究,已从自发、单一的编年史上升至有意识、多层面的史学探索。
西方学者治史,讲究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
讨论得很多的问题是:自然科学史提出的“范式”概念是否适用于语言学史?语言学史上的“革命”与自然科学史上的革命是否可比?能否建立某种普遍的模式,对语言学史作更适当的描写?广义而言,语言学史是科学史、思想史的组成部分,其中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如何等值得探讨。
♦西方学者对自身的传统,即根源于希腊罗马语法传统的西方语言学史研究得最多,同时兼及印度语言学史。
另有少数人专门研究阿拉伯语言学史。
阿拉伯语言学传统其实也是基于屈折语言的语法分析,又因为地缘关系,与印欧语言学传统较为接近。
至于远在东亚的中国语言学传统,由于并非起步于语法分析,而是以“字”为中心构筑起语言研究体系,便让西方人感到陌生。
虽然也曾有一些汉学家如高本汉探讨过中国语言学史,真正深入的研究并不多见。
近年来西方学界认识到,不把中国传统包括进来,就谈不上世界范围的语言学史考察,因此在撰写通史时都为中国语言学史留出一定篇幅。
♦4、当代中国的语言学史研究中国传统语言学的三个分支——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在1930年代已有本领域的专史。
现代写法的学科通史则以王力1981年的《中国语言学史》最早。
岑麒祥的《语言学史概要》(1958)中外兼顾,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世界语言学史。
50年代中,我国一些大学仿照苏联高校做法,开始设置语言学史课程。
当时的中国语言学界与国外同步,颇有一种探索本学科历史的兴趣。
可惜这一兴趣为文革中断,史的探索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恢复。
♦在编撰中国语言学史的过程中,讨论较多的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是属于“语言学”还是“语文学”,二是对中国语言学史如何分期。
♦王力从现代角度回观历史,认为中国古代有语文学而无语言学,他的立场遭到多数史家批评。
但王力的处理也并非毫无根据。
“语言学”这一学科概念可大可小,若是指研究语言的学问,古代自然已经有了;而如果限于指现代意义的语言学,特别是以普通(理论)语言学为基础、以人类所有语言为对象的语言科学,古代自然不会有。
在考察语言学史时,对“语言学”以取其广义为妥。
♦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的分期:♦先秦(?——前3世纪)♦两汉(前2世纪——3世纪初)♦魏晋南北朝(3世纪——6世纪)♦隋唐宋(6世纪末——13世纪)♦元明(13世纪中叶——17世纪初)♦清(17世纪中叶——19世纪)“外国语言学史”至少可分出:印度传统,阿拉伯传统,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传统。
对印度语言学史和阿拉伯语言学史,国内研究得很少,有待熟通其语言的学者深入探发。
与中国语言学通史一样,西方语言学通史的撰著要想进一层次,也须致力于个案考察和史料发掘,运用新视点、新方法重探历史。
♦1)对重要人物单独立项研究;2)对每一流派、学说作专题的研究;3)对西方语言学史作国别的研究。
英、美、法、德、俄等国,一般统称“西方”,实则各有各的民族语言研究传统,须以国别语言学史分出头绪。
苏联语言学已成过去,对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有过很大影响,尤其需要单独处理。
4)西方语言学要著的翻译和解读。
这是西方语言学史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过去已有相当的积累,如商务版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80)、布龙菲尔德《语言论》(1980)、萨丕尔《语言论》(1985)、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1997)、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1998)等书,都是公认的经典作品。
第一章语文学第二章一、古希腊哲学家、语文学家对语言的看法和语法分析1、概说2、古希腊语言研究的开端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间(约前14世纪)迈锡尼人的音节文字─→公元前1000年到 9世纪的字母文字公元前5、6世纪的古典时期,希腊开始有语言科学的记载。
3、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研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曾对语言问题作过论述,但本人没有留下什么有关语言的论著,只是在色诺芬的一些著作和更为著名的他的学生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提到他的一些论据和观点。
柏拉图(前427-前348)在其对话录《克拉底洛篇》中曾专门讨论语言问题,另外在他的其他几篇对话录中,也提及了语言和语言分析问题。
尽管柏拉图自己没有把自己分散的言论汇集在一起,但后来的著作家狄奥泽尼·拉厄梯斯说,柏拉图“最先探讨了语法研究的可能性”。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在柏拉图的观点的基础上,发展了他自己的思想。
他有关语言的学说,也要从散见于他的一些修辞学和逻辑学的著作中去搜寻,在这些论述中,语言问题也只是附带提及,或夹杂在其他问题的讨论中,所以是不系统的或模糊的且存在争议,但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学说进一步发展了柏拉图取得的研究成果。
亚里士多德除了接受柏拉图对句子的语法区分以外,又增加了第三类句法成分(syndesmoi),这类成分包括后来划分出来的连词、冠词和代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