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制度,间接民主的形式。

现代国家普遍实行代议制。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机关是议会，主要行使立法职能，其权力受到行政机关的制约。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新型的代议制，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是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机关。

代议制的产生发展反映了社会分工日益专门化和国家事务日益复杂化的客观需要。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哪一个统治阶级，只要实行民主政治，都普遍采取代议制的形式，只是具体方式有所不同。

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议机构是国家的立法机关，独立行使立法权，并与其他两权即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制约与平衡；在代议机构的设置上，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两院制，有的实行一院制。

我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代议制。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和授权。

人民代表大会与行政、司法机关之间，虽然在职权上有所分工，但不是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关系。

由于各国的政体不同，其代议机关在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

如在英国的议会内阁制和瑞士的委员会制下，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主导地位，起着核心作用，最高行政机构（内阁、联邦委员会）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

在美国的总统制和法国的半总统制下，议会虽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也居重要地位，但不起核心作用，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总统由选民间接或直接选出，不对议会负责。

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实行分权制衡原则，议会主要执行立法职能，其权力受到其他国家权力机关尤其是行政机关的制约，有些国家的内阁甚至有权经国家元首同意解散议会。

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权力还有日益扩大的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代议制的一种形式，但与西方国家的议会制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一种新型的代议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不仅直接行使立法权，而且由它产生国家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

这些机关都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受其监督，从而保证了人民真正行使国家权力，使代议机关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上都真正代表民意。

托马斯·潘恩开创了代议制政府论的先河。

潘恩在考察当时西方国家政体结构后，把政府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行选举的代议制政府，称为共和国；另一类是世袭继承制政府，通称为君主政体或贵族政体。

他指出，人类理想的政体是共和国。

他认为，代议制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能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领土与不同数量人口的、富有效力的政府体制。

密尔则是代议制政府论的集大成者。

密尔为代议制政府规划了几个主要特征：政府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定期选出代表组成议会；议会的职能是监督和控制政府；政府工作职责化；政府成员专业化等等。

代议制政府论成为近代西方政治民主化理论的主流。

民主的原初含义是指多数人的统治，是由人民掌握统治权力，因此与人民主权是一致的，但人民直接参与的民主只能在人少地狭的城邦制国家存在，即伯里克利盛赞的雅典民主政体。

除此以外，只能采取代议制民主，代议制度也是近现代国家广泛存在并采用的民主形式。

杰弗逊曾指出：“代议制民主这一新原则的引入使此前几乎所有的关于政府结构的论述都变得毫无用处。

” 因此，他主张在北美建立代议共和政体，坚持代议共和政体是一种最合理的政治制度，并由此提出了代议共和政体的原则及改进措施。

经典的代议制度（代议制政府或代议制民主）原则在近代是由潘恩开创的，并由约翰•密尔完成的。

潘恩认为：“把代议制同民主制结合起来，就可以获得一种能够容纳和联合一切不同利益和不同大小的领土与不同数量的人口的政府体制”。

潘恩主张代议制是针对古代的直接民主制的。

而约翰•密尔作为19世纪英国政治改革运动中激进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他认为：“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整个集体的那个政府”，是能够满足社会所有的要求的政府。

而“能够满足社会所有要求的唯一政府是全民参加的政府”，即“完全的平民政府”，在这个政府里所有的人参加“即使是参加最小的公共职务也是有益的”。

代议制民主制度在现代则由帕累托、熊彼特等人发展的，虽然进入20世纪后，随着行政权的扩大而使立法权受到了挑战，但代议制政府理论仍是西方主流的政治理论。

帕累托和熊彼特提出的精英民主理论与拉斯基、达尔等人提出的多元民主理论是对代议制理论的发展。

熊彼特曾明确否定古典的直接民主理论，认为近代代议制民主并不符合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而精英民主才是当代西方民主模式的真正表现。

因此，代议制民主制度的关键则在于“代议”，而非直接民主理论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身份的重合，而代议制政府则可理解为“一种立法权威和政治权威全部或主要掌握在由纳税人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手中的政府形式”。

我国的代议制民主经过了一系列的制度变迁，形成了具有特点的代议制民主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西方代议制度的主要特点西方代议制度,虽然各个国家形成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及政治力量不同，但其主要特点基本如下：（一）西方国家议会的主要特征是分权与制衡，相互牵制。

西方议会是按照“三权分立”原则设计的。

即指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内阁(或总统)和法院掌握，各自独立行使职权又互相制衡的制度。

和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西方国家议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议会和行政、司法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彼此之间不存在直接命令与指挥的隶属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机关不同，西方国家议会在实际上并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一方面，议会只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掌握国家立法权；另一方面，它也承担制约其他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功能。

（二）西方国家议员大多是专职议员而非兼职议员。

在现代西方国家的议会舞台上，活跃着两种人：由选举产生的党派政客和由任命而产生的职业官僚，他们基本上都是专职议员。

职业官僚是指那些在政府的行政部门工作、处理具体和技术问题的官员，这些人通常由考选和委任产生。

政客则是指那些以从事政治为职业的人，这些人必须通过选举产生。

这两类人构成西方政治体制的基本要素，议员——职业政客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独特产物。

（三）西方国家议会政治是一种金权政治，是有钱人的游戏。

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事实上的不平等，真正起作用的依然是金钱，实质上是选举“金钱”的制度、选举“资本”的制度。

正如一位美国选举官员说的那样，“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议会是有钱人的天堂”。

各资本财团通过提供大量竞选资金确保把自己的政治代表选入议会，因而议会的议席基本都是大资产阶级政党所把持。

日本1974年参议院选举，出现了“五当四落”的奇闻，即花5亿日元就当选，花4亿日元就落选。

1978年法国立法选举，平均每个候选人的竞选费用将近13．2万法郎；美国近年的议会竞选，动辄就需几千万美元。

二、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主要特点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政治形势的需求，形成了与西方议会制度诸多不同的特点。

（一）全国人大是代表人民管理国家。

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以选举形式所委托的国家权力管理国家。

人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选举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政权机构。

由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投票产生的政府和法院、检察院，行使行政权和司法权、检察权，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

这是是实现当家作主权利的最重要和最主要的途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经由人民通过层层选举产生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代表全国各族人民来管理整个国家，进行政治统治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全国人大代表使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同时集中表达了他们的共同意志和要求，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实现建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

（二）全国人大实行“议行合一”基本活动原则。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按照“议行合一”原则设计的。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定其他国家机关(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都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负责，接受它的监督。

宪法还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罢免由它选举产生和决定的国家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等)。

与此同时，宪法并未赋予任何国家机关有权解散全国人大。

全国人大会议的召集(包括临时召集)和任期的延长都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务委员会决定。

这一切表明，中国的全国人大是名符其实的真正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权力来自于全国人民的委托，只对全国人民负责。

（三）全国人大的代表来自人民，且大部分属于兼职的。

与西方议员作为职业政客截然不同，中国全国人大代表是非专职的(少数担任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组成人员除外)。

中国全国人大代表也是通过选举产生，但并非是把政治活动作为自己的职业。

全国人大代表都有各自的职业，绝大多数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另一部分则为人民解放军代表和各级国家机关干部。

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是先进模范人物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四）全国人大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大前提下进行工作。

人民代表大会在党领导下行使职权，是我国的政治特点，也是我国的政治优势。

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一手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必须服从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国情。

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大的领导，是一种政治领导，是通过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党员以代表身份的活动来实现的。

在全国人大之外，中国存在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

三、中西方代议制度比较由于中西方代议制度形成的国情、传统政治力量和理论渊源等方面的不同，这就决定了中西方代议制度有诸多差异。

第一，关于政党和代议机构关系的差异比较。

不论西方国家还是当代中国,政党对代议机构都有重要作用。

但两者不同的是:西方国家政党是通过竞选在议会中取得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领导地位是法定的。

在西方,特别是早期建立议会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是先有议会,后有政党。

这些国家的政党是在议会派别斗争中孕育诞生的,政党的目的主要是通过议会选举或总统选举，由此掌握、控制政权,在议会中进行党的活动,否则,政党的作用就无从发挥。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党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然后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服从党的领导。

第二，中西方代议机构的权力结构不同。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议行合一”活动原则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议会是按分权制衡即三权分立的指导原则建立起来的。

这一点是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议会制的根本区别。

西方议会制的核心是分权与制衡，国家权力分由不同机关行使，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没有一个专制的、最高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