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一、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性质中国古代文论是以中国两千多年来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文字材料为对象，系统的总结古人对文学的认识史，阐释古人提出的文学理论范畴、术语，分析古代文论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追问它对中国文学历史的作用以及它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的学科。

综合性;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多学科综合的性质：它可以看成是——中国古代美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经典作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汉语等多种中国古代文化精髓的最有效、最生动的载体。

分散性：古代文论的研究对象是用文字固定下来的古人关于文学的看法、评论，这些文字材料极端丰富又极端芜杂。

除《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诗薮》等少数著作，古代文论的材料大多零散、片段：或见之于朋友书信、随感零札；或见之于史传碑志、序跋笔记；或二三好友茶余饭后，围炉夜话，论文论诗等。

直觉体验性：思维方式上，古人对文学的评论往往采用直观领悟和内省体验的方式。

这和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

西方注重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知，中国哲学注重人的内心修炼。

儒家追求内心世界的“乐”与“和”，道家追求描写世界的“忘”与“适”，玄学追求兴会与神思，禅宗追求自性与顿悟，心学追求良知与童心，都是讲内心应修炼到何种状态，才能更好地领会冥冥之中的宇宙之“道”，讲的都是一个直觉体验的问题。

（中医阴阳调和望闻问切西医检查科学）隐喻性：在思维成果的表达方式上，古代文论家多采用精炼含蓄的语言，强调文学心得的具体可感性和理性启悟力。

这又与中国哲学的为学方式密切相关。

中国哲学著作，不像西方哲学那样长篇大论，而多是通过一些具有象征和隐喻意义的格言来表达。

中国哲学家只要求这些言辞能够刺激人的想象力，使人们在想象中直接洞达道体。

这就使哲学思维成果的表述，长于诗的韵味和想象的驰骋，而不重视形式化的逻辑推导。

中国哲人认为，言辞既是传道的必要手段，弄不好也可能是横在道与接受者之间的一道屏障。

他们是说，人们一旦执着于语言文字，不能超越文辞进入圣人之心，就必然只会寻章摘句，陷入繁琐的名言分析。

他们因此而倡导“修本废言”，以无言见天地之心。

功利性：受中国文化实用性的影响，古代文论带有鲜明的功利教化色彩。

春秋战国时代，人文混一，文学独立的价值和自觉的意识尚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存在，写作常常是一种政治活动，《史记》：“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政治者也。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意识形态，儒家重功用、重教化的文艺观便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观念。

它具体表现为创作上提倡诗言志，内容政治化、伦理化；文学批评中形式主义很少构成思潮。

由于以上的特点，决定了古代文论范畴、术语、命题的模糊性、具象性和多义性特点。

中国古代批评家常用直观取象的方式，从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拈出一二术语，借助于感性对象的突出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审美内涵。

比如“味”原指味道，味觉，后引申为评论作品，人品。

“清”味觉，后指人品。

二、古代文论的哲学思想背景儒道释三家思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交融1、儒家哲学和社会价值标准;如兴观群怨说、文以载道说——以政治教化为中心。

2、道禅哲学和审美价值标准：如意境说、妙悟说——以审美为中心。

三、古代文论的历史分期古代文论和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样，不是以推翻或批判前说为前提，而是在述旧中创新，其基本的内核很少改变。

（与西方不同）这就使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具有滚雪球似的特点，基本问题并非层出不穷，但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随着社会、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不断丰富，是中国古代文论成为由这些独特问题构成的知识体系。

根据中国文论的基本问题，我们这学期分四个阶段来梳理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线索。

第一阶段：中国古代文论的源头和背景（先秦两汉）——诸子百家第二阶段：中国古代文论的创建（魏晋南北朝）——魏晋玄学第三阶段：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与徘徊（唐至明中叶）——佛学和禅学第四阶段：中国古代文论的总结和拓展（明清）——启蒙思潮四、教材和主要教学参考书1．《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2．《中国文学批评史》，王运熙、顾易生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3．《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4．《历代文论名篇详注》，霍松林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5．《历代文论名篇译释》，夏传才；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6．《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7．《中国文学理论史》，蔡钟翔等，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8．《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蔡镇楚，岳麓书社，1999年版；9．《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张少康等，北京出版社，1995年；10．《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七卷本），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上海古籍，1990年版。

第一编中国古代文论的源头和背景（先秦两汉）先秦是中国文学的开端。

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指出：《三百篇》的时代，确乎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

文化定型了，文学也定型了。

从此以后二千年间，诗——抒情诗，始终我国文学的正统的类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类型。

在先秦文学史上，诞生了许多令人仰慕的第一：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个文化巨人孔子，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第一部编年体史纲《春秋》，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第一部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等等。

先秦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滥觞时期。

比较而言，先秦文学理论具有以下鲜明特点：1、文学和文学批评尚未形成专门学科，文史哲合一，文学批评具有浓郁的学术文化色彩。

诸子之学是文学批评的摇篮。

先秦尚无专门的文学及文学理论，文艺思想往往和哲学、史学等杂糅在一起。

2、先秦文学批评以《三百篇》为圭臬，诸子百家皆主“诗言志”之说。

先秦文论广泛涉及到了包括天人关系、美善关系、文质关系、言意关系、诗乐关系等在内的文艺问题。

诗言志是先秦文学批评的一面光辉旗帜，也是中国古典美学与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主。

3、先秦文学批评处于草创时期，无理论批评专著问世，批评形式多为语录条目，片言只语，吉光片羽，散见于经、史、子、集著述中。

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先秦诸子的文学观念与文学批评，却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长河之源。

先秦对“文学”概念的认识：今天我们所说的“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学作为物质手段而具有审美价值、能给人以美感的作品。

但在古代，“文学”一语泛指学问、文教、文化修养等。

先秦典籍中，如《论语•先进》：“德行：额渊、阂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员；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是说子游、子夏在熟悉、掌握古代文献典籍方面最有成绩。

《荀子•大略》：“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

《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谓学问也。

……子赣、季路。

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学问不厌，好士不倦，是天府也。

”“文学”亦指从事于学问，提高文化修养。

汉代依然如此。

《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据《史记索隐》引如淳曰。

指历法、度量衡的制度、法式)，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

”“文学”也包括了各方面的学问、制度等。

而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各种学问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者，于是给人一种印象．即“文学”一语常常指儒学而言。

如《史记•孝武本纪》：“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绍、王威等以文学为公卿。

”又《儒林列传》；“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于三公。

”总之，先秦两汉时代，“文学”一语与今日“文学”的含义不一样，它不但不是就审美而言，而且也不包含运用语言文辞进行写作的意思。

当然，如果从学问的对象、所研习的典籍的角度说，今天看来是文学作品的典籍，如《诗经》，也是包括在内的。

它也是子游、子夏所熟悉的典籍，是荀子所提倡的“学问”的对象，但仅仅是其中之一而已，而且并不被视为审美欣赏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学问”的资料、教材看待的。

第一章先秦文论先秦诸子的文艺观，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的主要是儒、道两家。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来描述公元前十世纪开始的人类文明大发展的历史。

他指出，他指出，公元前5世纪前后，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孟子和庄子，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希腊出现了荷马和柏拉图，“这个时代产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们思考范围的基本范畴”。

轴心时代诞生的孔孟荀和老庄的思想及其基本范畴，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

儒家的一些重要文艺观念，是直接继承上古文艺观念而来，因此，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些上古文学思想。

第一节儒家文艺观的萌芽儒家文艺思想的萌芽，指上古的《诗经》、《尚书》、《国语》和《左传》等典籍中强调文艺社会作用的“美刺”说，反映上古人们对诗歌特征朴素认识的“诗言志”说，“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美学特点以及“和而不同”的美学思想。

一、“美刺”说《诗经》中有不少诗篇的作者明白的说出了写诗的目的和意图，反映了他们对诗歌的美刺作用，对文学社会作用的朴素理解。

《诗经》中的这些话就是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

如《大雅嵩高》云：“吉甫作颂，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

”这是周宣王之舅申伯被封于谢，大臣尹吉甫特地作诗送他，此处讲写作这首诗是为了颂扬他的德行。

《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这是周幽王时大夫家父讽谏太师尹氏弊政的。

尹氏执政不公，任用小人，天怨人怒。

家父自言他写这首诗，是为了追究幽王身边的“凶人”，以改变其心，达到抚养万邦的目的。

《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

凡百君子，敬而听之。

”《小雅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

”都是诗人诉说自己困苦的生活，希望得到听着的关注。

这些作品表明《诗经》的作者已经意识到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突出强调了诗歌“美”和“刺”的两项基本功能。

《诗经》的作者已经开启了“言志”和“美刺”的先河，以此为开端，诗歌美刺之说，遂成为中国古代史论所探讨的问题之一。

二、“诗言志”说顾名思义，“诗言志”就是说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情志的。

这概括了诗歌基本特点，对我国后世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朱自清称之为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

诗言志的观念，在先秦时代相当普遍。

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曾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说：“诗以言志。

”但这里的“诗”却不是指创作诗篇，而是指“诗三百”中现成的诗篇。

襄公二十七年(前546)，郑伯享赵文子于垂陇，郑国子展等七子应赵文子之请．赋诗言志。

所谓赋诗言志，是借“诗三百”中的篇章，表达自己的想法。

如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即借该诗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之句表达自己与赵文子相见的愉快心情，《左传》记载这种史实很多。

可知春秋时列国间公卿大夫在进行外交活动时，常常这样赋诗言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