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与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的内涵所谓中等收入，一方面，它既可以根据GDP或GNI的相关指标来说明，另一方面，亦可以依据中等收入群体来说明。

按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这一统计指标，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组，大致分成: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2015年的最新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收入低于104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46至1273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高于1273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2015年世界银行所统计的215个经济体中，高收入国家80个，中等收入国家104个，低收入国家31个。

以收入水平这一分配指标作为依据，可以判断哪些收入者可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构成因子。

按照收入的标准，学者划分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口径大致有四个:人均年收入1万一10万元和户均金融资产3万一10万元的群体;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在2. 5万一3. 5万元，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一7万元为基准;家庭财产达到45万元;年收入在1万一5万美元之间的核心家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目前对“中等收入者”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明确、统一的、能够获得广泛接受的界定标准，使得“中等收入者”成为一个内涵与外延都难以准确把握的、不确定性的群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内涵“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这个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提出并使用，是指“各国赖以从低收入国家成长为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国家攀升是不能重复使用的”。

其内涵是: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一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长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所引发的社会和经济矛盾，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国际上因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等等原因，从而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主要指的是拉美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亚洲的伊朗、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

这些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有些则在较长时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自拔，或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不前，有些则刚刚走出中等收入阶段，又重新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联系与区别“收入分配差距”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居民之间按照同一货币单位或实物单位所表示的收入水平差别以及居民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占有比重的差别。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即基尼系数，从而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状况。

按照基尼系数，系数越低表明收入分配越合理，越高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合理。

国际上通常把0. 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己接近0. 5，超过了国值得说明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不是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它只是一个充分条件。

因为影响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模式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问题等等，而收入分配问题只是众多影响因素之一。

只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悬殊，甚至两极分化是所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都存在的最为突出的共性的问题。

因此，贫富悬殊导致的社会问题可能会引发一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但不是用来判断是否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

比如在美国，虽然最高收入者与最低收入者差距也较大，但美国人均GDP比重较大，是高收入国家;同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大。

由此可见，如果收入分配差距在一个合理的度的范围内，虽然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会出现收入分配差距问题，但并不会影响经济增长，更不会致使一个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反之，正如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在传统经济与现代经济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发展中国家，只有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资本积累的快速增加，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就是说收入分配不平等是一个必要条件。

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越好;而是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在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找到二者合适的结合点，实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要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差距，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及现实意义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7400美元，已经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中国在1997年及以前一直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8年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值。

[3]??因此，只要中国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从而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完成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诱因中国存在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其可能的诱因有以下几方面:1.政府职能错位。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以高效稳定的经济政策为手段，一直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近些年，由于政府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行使其职能与市场功能的错位，致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严重失衡，负面效应逐步凸显，表现为经济增长并没有给民众带来更多的实惠。

2.收入分配格局严重扭曲。

“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严重。

而中国当前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导致因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分化严重，引发社会矛盾。

因为中国的收入分配机制严重偏向政府和企业，其结果是初次分配及再次分配的不平等、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严重制约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3.需求结构失衡。

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在国际上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己难以成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中国必须以扩大内需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由于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严重扭曲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约为15%-20%0 2001年到2010年中国的消费率从61.4%下降到47. 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 3%下降到33. 8%，国内消费需求严重不足，造成需求结构失衡。

而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都加强了本国的高新技术输出，而中国过去所具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不再有。

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如越南等也正在利用比中国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向外输出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若再过度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己经无法保证稳定的GDP增长率，这在客观上也加大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4.城市化发展质量不高。

众所周知，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加大了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富强的体现，但是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着众多的挑战。

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来看，城市化应该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的腾飞。

而中国的实际情况确与之不相符，城市化进展相对滞后，无法与工业化以及制造业的发展相匹配，随着大量农业人口涌入城镇，各种就业压力以及住房、医疗配套等都无法得到保障。

城市化与工业化脱节，城市化发展整体质量不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诱因之一。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挑战在众多导致中国内需不足的原因当中，居民消费有效需求不足是主要原因，特别是一些中低收入家庭没钱消费。

有资料显示，2008年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全国为11242. 85元;占一成的最低收入家庭为4532. 88元，占一成的低收入家庭为6195. 32元，占二成的中等偏下家庭为7993. 67元，占二成的中等收入家庭为10344. 70元;占二成的中等偏上家庭为13316. 63元，占一成的高收入家庭为17888. 18元，占一成的最高收入家庭为26982. 13元。

2008年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全国为3660. 68元，低收入家庭为2144. 78元，中低收入家庭为2652. 77元，中等收入家庭为3286. 44元，中高收入家庭为4191. 25元，高收入家庭为6853. 69元①。

由此看到，在中国家庭中，中等及其以下收入家庭占绝大多数，且这些家庭均未达到平均消费水平，所以这些家庭成员消费水平偏低，因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不足。

如果这部分的家庭收入能有所提高，拉动消费，则中国的内需就会有很大提高。

由此可见，口益加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

也是成为诱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及阻滞经济发展的症结，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因此，必须加大力度调整收入分配制度，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只有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中国经济才能秉持客观、公平及合理的原则，使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4. 2. 2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导致产业结构升级缓慢中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由于中国主要是以劳动和资源密集产业为主，随着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的提高，经济要继续增长就要求产业结构必须升级，这也是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面临的最大风险。

欠发达地区的优势就在于廉价的劳动力。

例如，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沿海地区，通过资本与廉价的劳动力结合，产生了“深圳模式”、“苏州模式”等等经济奇迹。

除此之外，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资的进入。

如果发展策略正确，逐步通过积累资金、产业升级，就可以发展成具有竞争优势的发展之路。

相反，如果采取的策略不当，欠发达地区就会形成比较优势产业刚性。

有关经济史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一旦选择低效增长或高效增长之路，这一道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产生自我强化的现象。

如果一味固守廉价劳动力优势，欠发达地区就可能形成产业刚性，落入比较优势陷阱之中。

由于中国具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市场，中国一直采取的粗放型、外延式的扩张模式。

一是，这种片面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方式会导致技术进步缓慢和资本劣质化，虽能避免风险，但也导致企业的技术及设备的落后。

二是，会导致企业的技术开发投入乏力。

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企业通常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经济利润不高，因此很难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产业研发，导致技术进步缓慢。

三是，会造成技术人才成长的缓慢。

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盈利会使企业不注重对劳动者的职业培训。

这种不重视劳动者培养的方式会削弱劳动者自身发展的能力和对下一代的培养能力，是对劳动力资源的破坏，使市场缺乏高素质劳动力，形成经济发展中的恶性循环，导致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缓慢。

人类的生产活动最终还是会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

因此，中国要以长远眼光看待比较优势的发展方向，调整产业结构，逐步完成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