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的文学之路祖丁远在当今中国的女作家群中，王安忆的名字读者应该是非常熟悉的。

她在文坛上也是最具魅力、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王安忆的《长恨歌》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颁奖大会之后，有记者问获奖者王安忆：“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活，一个作家怎样才能更深刻呢？”王安忆忽闪着大眼睛，从容地说：“当代生活千变万化，给作家提供了很多生活资料。

在我看来，在五光十色的生活背后是单调、乏味、格式化。

因为许多人没有内心生活，在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精神世界被大大忽略了。

大众永远是被现实生活所吸引的，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包括作家）中不少人也忽略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如果你的理性充分，你就会和别人不一样。

”王安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先后推出的几个中篇和长篇，几乎无一不引起文坛的关注。

她的《叔叔的故事》不但促人透视当代知识分子的魂魄，而且让人领教了一种全新的叙事方式；她的《文工团》和《我爱比尔》，再次显示了她对历史和当下世事的思考；她的《长恨歌》则是她对上海近现代都市史的诠释。

世纪末时她出版了《妹头》和《富萍》，把目光和笔锋转向了社会的地基和微粒，如她自己所言：“作品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日渐成熟。

”她的创作不断地激发出评论界的深究热情，但其快速的变化革新却总是让习惯于寻求固定风格分门别类的人捉摸不透。

王安忆毋庸置疑地是文坛上的一道言说不尽的风景。

“时间将变得隆重”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王安忆说：“时间将变得隆重。

”为什么？她说，太阳走着永恒的轨道，无人知道什么是始，什么是末。

因为有了人，有了历史，才有了时间。

于是，我们来到了这个时间的庆典上。

这在我们的时间表上刻下了深刻的一道界线，使得之前和之后的事情变得值得纪念了。

“在我的时间表上，这界线正划在中年，这多少给人告一段落的怅然，但也给人重新开始的一些振奋。

就如同少儿时候，每一个新学年的开端，都会立下无穷的誓言：决心写端正每一个字，决心不做错每一道题，决心每天做一件好事。

可惜的是，每一桩表决心都是挫于中途，脱不了草草收尾的结局。

而到了下一个学年，放弃的决心却又抬头了。

“现在又是下决心的当口了。

今天许多人去迎接新世纪的曙光。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时刻，是人对永恒诚挚的礼仪。

时间将变得隆重，却并不因此衬出人的渺小，而是使人更为忠诚职守。

”王安忆在迎接新世纪的第一篇文章中最后写道：“这一瞬也将以恒常的速度过去，余下的还是我们的有终点的生命，因其有终，才需我们立下好好度过的决心。

”插队知青的艰难已故的著名女作家、王安忆的母亲茹志鹃，生前接受我采访时曾经坦诚地说：“我没有想要把安忆培养成作家。

我倒曾希望安忆长大以后做个医生，靠一技之长安分地治病救人。

平心而论，经历了过去那么多风风雨雨，真不愿意让孩子们再去涉足是是非非的文学艺术。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安忆小时候就喜欢写作。

王安忆各门功课都不错。

“文革”动乱开始后，重点中学也不能上了。

不久，妈妈茹志鹃小心翼翼地包藏了十多年的秘密，被无情的造反派贴的大字报揭开在孩子们面前：他们的父亲王啸平曾经戴过“右派”帽子。

姐姐安诺为此大哭起来，安忆也哭红了眼睛，感到了害怕。

那时节，全家人惶惶不安。

此情此景后来在安忆的小说《墙基》里作过生动的刻画，超过了当时成年人的想象。

后来，王安忆的父母去了“五七干校”，姐姐安诺去了安徽当了插队知青。

按当时的规定，王安忆本可以不下乡插队的，但她一个人留在家里实在寂寞没意思，一年以后的1970年她铁定了心也去了安徽淮北农村……母亲伤心地哭了，安忆心里却充满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幻想。

那年她还只16岁啊，不过留在上海也的确太寂寞了。

王安忆经过了艰难的跋涉，来到了宿县，这是当年安徽省的“西伯利亚”，一个最穷困的地方，吃水要到远处去驮，天黑没有油灯的穷地方。

那时，安忆住在一个农民家中，与主人家的五个儿女同住一屋。

这对沉默惯了的王安忆来说，连一个清清静静想父母、想上海、想其他许多有趣事的角落都没有了。

加上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对于这个上海小姑娘来讲更是不堪负担了。

下农村后不久，就逢秋收秋种，在收割黄豆时，她拿着镰刀去割豆棵，每一根并不粗壮的豆棵都要花大力气才能砍下来。

割了不多一回儿，手掌中起水泡了，接着再砍，手也肿起来了，再就是腰酸背痛，再后来就连滚带爬把浑身力气全扑上去也不管事了，抬头看看，前面仍是那一大片站立着的黄豆棵在等着她呢！她把日记和信当小说来写漫长的秋日，好容易盼到了太阳下了山，天黑了，收工回到老乡家，躺在床上连动也不想动一动了。

可是，第二天天刚亮，出工的哨音又响起来。

王安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早晨，对窗户纸透进来的亮光，从内心里产生一种恐惧感。

16岁的小姑娘害怕天亮的晨曦，害怕阳光，这是一种被扭曲了的不正常心理。

那时候，安忆的向往只要有那么一天，不，就那么两小时，或一小时的休息就满足了；只要有那么一小碗白米饭给她吃，就是没有下饭菜，也该是多么的香啊！有一次，她看到小镇上供销社的营业员，悠闲自在地坐在柜台边，她就呆呆地望着这些营业员好久好久，心里产生了羡慕的心情，人家多有运气啊，那是拿国家工资吃商品粮的啊！在这穷乡僻壤的农村里劳动，举目无亲，实在太无聊了。

王安忆就给妈妈写信，那时一天劳动下来的工分值，刚够8分钱寄一封信，她平时在日记里写自己。

她在给母亲的信里除了写自己的思想、劳动外，着重写在农村的所见所闻。

她在信中描写所在的村庄，周围的农民和男男女女的生活，写得很认真，很细致，她把日记和信当作小说来写。

她在描写生活的同时认识了生活，也逐渐理解了生活。

这时候，她脚踏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啃着玉米、高粱饼子，劳动时流着汗水，她真正感受到农民生活的艰辛。

这就是农民的真实生活。

王安忆一星期给母亲两封信，茹志鹃也回她两封长信。

妈妈在女儿信里读到了真切、活泼，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茹志鹃曾说：“在信里我不仅可以看到她的形态，而且还可以摸到她的脉搏的跳动。

她不仅使我知道了她所住的环境，也使我认识了她的一个个小伙伴，她的生活、劳作、思想感情。

信里写的有些情景，长久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很难忘记。

比如她写到傍晚大家下工回来，照例是疲劳，没精打彩地做饭，但一见井边有人吵架，于是大家都好像兴奋起来，丢下菜刀，扁担，一个个往外跑，跑到井边时，人家不吵了，于是大家就叹了一口气，不无遗憾地又走回屋里烧饭。

”王安忆在农村写的这么多有声有色的信，母亲茹志鹃在多年后回忆起来，还是十分清晰和亲热的。

她说：“读了这信，在我眼前便看到了一幅剪影，荒凉的土岗上，一部独轮车，一个推，一个绷直了绳子拉。

既有快活的戏谑，歌声；也有苍漠，黄土，汗水。

此情此景，随你怎么理解都可以。

有人有物有景有形象。

从这些信里使我了解了她的生活，劳动情况，也发现了她的文字的魅力，表达力。

”而王安忆呢，也是从写信，写给妈妈看的信里和日记里，无拘无束地、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她创作前的练笔阶段。

信，到底还不是作品。

从信到作品，王安忆付出了相当的劳动。

不过平心而论，她付出的劳动，也不见得比别人多多少。

但从她的信里可以看出一点，一个作者是否善于感受，是个至关重要的一环。

生活对所有的人都是不分厚薄、平等对待的。

生活一律都在给予，问题是我们是否接受，接受了多少，是深，是浅，是视而不见，是漠然对待？王安忆在《雨，沙沙沙》里面写到的街灯，那个橙色、蓝色的路灯，就在上海的延安路上。

凡晚上走过那里的人，都可以看到，都借过它的光。

但是在它照亮下走路的人，并无所动，而王安忆却注意到，感受到了一些什么。

后来在《雨，沙沙沙》里，她用这路灯光铺设了一个很恰当的环境，为人与人之间的相近，增添了一种温暖的、美的气氛。

“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茹志鹃对女儿王安忆曾谈到，她的生活经历与她同龄人相比，不见得少也不见得多，但她对自己经历的、接触的生活，比较起来，有她自己的认识，有她自己的看法，唤起她自己的感情，因此她也就能比较充分地运用这些生活。

……在她找到认识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她也找到了自己的感情，并且找到了适合表现这种感情的形式。

我认为是从《雨，沙沙沙》开始的。

在这篇作品里，她把自己的性格、气质，对人对事，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都融合在作品的人物故事当中。

这个作品也就有了自己的个性。

王安忆开始创作的初期，妈妈茹志鹃还看看她写的初稿提提意见。

后来她去北京文学讲习所学习时，曾把她写的《幻影》寄给母亲看。

妈妈看了以后，就给她爸爸看，当妈妈写回信时，详尽地提了意见。

吃饭时茹志鹃和丈夫王啸平就聊起了这篇作品，妈妈把意见说了出来，她爸爸也没说妻子的意见不对，只是反对这种做法，“你不要管她，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回想起来，“不管她，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这恐怕和王安忆在创作上较快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有点关系。

在她的成长道路上，如果要说父母有点作用的话，这恐怕要算一种。

茹志鹃曾经笑着说：“是的，我们对安忆也没有刻意培养，主要是靠她自己。

回想起来，在她幼时，我每天抄一首我欣赏的宋词，贴在床头，教她吟诵，为她讲解，这是一种乐趣，至于能起多大作用就难说了。

”上海陈思和教授评点的文学人物中，把王安忆排列在首位。

他对这位多产女作家最为推崇，他认为她是最有持久力的作家。

说王安忆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不与人结伙，但她一直跟着文学潮流走，从不落后。

寻根文学兴盛，她写出了《小鲍庄》，后叙事小说露头，她有了《叔叔的故事》，当人们追求繁华上海旧梦，她以《长恨歌》尽领风骚。

她每一部这样的作品，总是把该流派发挥得恰到好处，很少有人超过她，而且她很少重复自己，能快速干脆地把以前的风格甩掉，这点尤为可贵。

在“文学之家”这个家庭里王安忆、茹志鹃、王啸平这一家，是作家之家？还是文学之家？在文坛上，“戏剧之家”是有的，父亲是编剧，母亲是演员或导演，子女在父母的编导演的潜移默化之下也有当演员、导演或编剧的。

至于“作家之家”或一门出现几个作家的，中外古今并不多见，像茹志鹃和王啸平夫妇这一家及子女都成了这个“写作之家”的作家，实在是极为罕见的。

丈夫王啸平、女儿王安忆都已是有名的作家了，加上她的大女儿王安诺从语文教师、上海金山电视台编辑到现在的文学杂志编辑，从编辑记者到作家道路是相通的。

小儿子王安桅从当售票员起是业余文学爱好者，后来进入电影制片厂当电影剧本编辑，1991年又调入《文化与生活》杂志当编辑。

现在又去上海艺术博览馆从事文学艺术的研究，近几年里经常有散文、杂文、小说见诸报刊。

连儿媳妇、王安桅的妻子也是《桥》杂志社驻上海记者。

王安忆结婚后分居两地的丈夫李章，五年后从徐州调进上海，按他有音乐声乐的特长，在上海音乐出版社当了编辑，他编辑出版的文学传记《孤独与超越——钢琴怪杰古尔德传》，非常好读。

像茹志鹃、王安忆一家有这么多人涉及文学写作、编辑、记者的，可能在世界上也不多见的，他们这一家子真可称得上是“作家之家”或“文学之家”了。

在这个“文学之家”里，王啸平曾经说过：“这几年里，安忆是我们家创作冠军，茹志鹃是亚军，我只能算是殿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