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峄山刻石》考析－－兼论古代的“奏下诏书”制度王铭陈建忠（苏州大学档案系江苏苏州 215021）摘要本文考证了秦代峰山刻石的历史背景和文献学价值；扼要分析其写作特色；并结合篇章结构，对秦代诏书形成途径作了勾沉。

关键词秦代峄山刻石奏下诏书制度一、《峄石刻石》及其文字疏证《峄石刻石》原著录于《金石萃编》卷四。

前144字，为《秦始皇登峄山纪功刻石》。

后79字，为《秦二世注明金石刻刻主诏》。

公元993年，郑文宝据南唐徐铉摹本重刻时，误合为一。

后世学者，遂有误认全文皆秦始皇所刻者，亦有错以为全文皆秦二世歌颂之辞者。

《峄石刻石》中原文字疏证：“高号”，指皇帝位号。

“孝道”，教导。

“孝”，疑为“教”字磨灭右半。

“道”通假“导”。

秦朝抑儒而崇法，于意以“教导”为顺。

“绎”通假“峄”。

“功”通假“攻”。

《金石文字记》曰：“古人攻、功通用。

”“乐石”，即砾石。

《金石遗文录》注引颜师古说，释为“以泗滨浮磬作碑。

”“著”，意为“附着”。

“丞相斯、去疾”，指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冯去疾。

“御史大夫臣德”，史书失载其姓。

“昧死”意为“冒死”。

二、峄山刻石的历史背景与文献学价值刻石，是秦代在公文书写材料方面的一次革命。

南宋史学家郑樵曰：“三代而上，惟勒鼎彞。

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

”其兴起，既反映了深刻的历史、社会、思想根源等外部原因，又有其内在决定因素。

兹简析其由：（1）历史根源。

秦代早就形成以石材作书写载体的传统。

存世的战国时期“石鼓文”十枚，记述了秦襄公因救周伐戎有功而受封西岐，以及游猎、行乐之盛况。

（2）社会根源。

郭沬若《奴隶制时代》认为：“殷、周时使用铜刀乃至石刀，刻石不易。

春秋时已开始用铁，故刻石文字便随而增益，秦以后形成了压倒优势。

”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所带来的社会必然。

（3）思想根源。

周代重名器，珍贵档案文件多镌刻于代表了拥有者之名份、爵位、权益的青铜彞器。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日益频繁，带来观念变革。

正如近代金石学家马衡《凡将斋金石丛稿》所论：“自周室衰微，诸侯强大，名器浸轻，功利是重。

于是以文字为夸张之具，而石刻之文兴矣。

”（4）刻石自身特性，适应了实际公务活动的迫切需要。

清代学者龚自珍《说刻石》曰：“石在天地之间，寿非金匹也！其材巨形丰，其徙也难”。

与龟甲兽骨、青銅彞器相比较，刻石具有取材广泛、容字量大等优点；与竹木简册相比较，刻石具有存诸久远的优点。

由峄山刻石可知，秦代刻石又名“金石刻”（金字、石底之刻文）。

是用金屑嵌入石面所锲字痕而成。

就其形成年代和内容性质辨异，则每处刻石应区分为密切相联的两件公文：其一，秦始皇的《纪功刻石》。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数次出巡，东至于海，十年间共刻石八处。

兹列于下：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有峄山、泰山、之罘、琅琊刻石；二十九年有之罘、东观刻石；三十二年有碣石刻石；三十七年（前210年）有会稽刻石。

虽然文意皆为“宣威武”、“颂功德”、“明法纪”、“齐风俗”，但文辞各异。

其二，秦二世注明金石刻刻主的《诏书》。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为效法秦始皇巡行郡县、以示威服海内，“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之旁。

但每处所附刻的诏书，文字都相同。

《金石萃编》所著录《峄山刻石》在文献学上的价值：第一，补史籍记载之阙漏，丰富我国档案文献宝藏。

秦皇朝奠定了我国二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多所建树。

但是，作为一个短命的政权，其遗世的档案原件太少，几近于空白。

今所见秦皇朝文献，大多赖《史记》的著录而存世。

但对刻石文献，《史记·秦始皇本纪》仅明录六篇刻石的全文，却失载二十八年峄山、之罘二篇刻文。

峄山，又名邹山。

在今山东邹县东南。

峄山刻石，为秦始皇东巡的纪功刻石之始。

相传为当时的大政治家、大书法家李斯手书，故为历代研究书法者所宝爱，争相拓塌收藏。

因原石已佚，北宋淳化四年，守太常博士郑文宝据南唐徐铉摹本重新刻石，立于长安国子学。

杨士奇《东里续集》评之为传世七种摹本第一。

夙有“历代碑刻大全”之誉的《金石萃编》，在“按语”中称赞郑摹本“尚余古意”（说明：以上评价优劣，均从书法角度而言），并将其收录入书。

使已经湮没的档案文献得以存世，并再现风采。

第二，可补文献之残缺。

由于历世久远、朝代变迁，秦代刻石缺乏有力的保护措施。

加之，自然界的风露之蚀，及人为的开山采石，仅在中古之世，秦泰山刻石、琅琊刻石等拓文，就已经残缺不全。

尽管可对照《史记》著录而补足秦始皇的诸处纪功刻石之文字，但其旁附刻的秦二世诏书，则独在《峄山刻石》中硕果仅存。

由于秦二世诸处刻文的文字内容相同，就可以据《峄山刻石》，补足其余诸处刻石文献中已残缺的文字。

三、《秦始皇登峄山纪功刻石》的写作特色分析秦始皇纪功刻石，为文章式结构。

依文意可分为三部分：（1）缘由，从首句到“登于峄山”。

（2）意义，从“群臣从者”到“利泽长久”。

（3）目的，为末三句。

站在历史高度，是纪功刻辞的思想特色。

由战国的七雄并立到归于统一，是历史的必然。

各国都曾历经变法，整军经武，厉行郡县，图强自立。

除韩、燕疆域较小、国力见弱，楚国当政者懦弱，齐国无大志而外，秦、魏、赵三国都有谋求统一的愿望和实力。

但魏、赵均处四战之地，秦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由秦国来完成统一，在必然中也有偶然。

当秦与赵、魏攻战之际，尚难断言：谁在进行统一战争，谁为割据而抵抗。

战争的法则是残酷的，秦指敌手为“六暴强”，被坑杀降卒40万的赵国又何尚不视敌手为“暴秦”。

纪功刻辞写作成功处，是站到历史的高度，总结商、周“分土建邦”致启祸源的教训，及“自泰古始……莫能禁止”的史实，以此为映衬，讴歌“壹家天下，兵不复起”的历史成就。

而不多费笔墨纠缠于争战过程中的是非恩怨。

服务于这一指导思想，该文执笔者注意到：（1）在疏密上，略于统一过程，留详于统一的效果。

（2）在材料对观点的搭配上，把“流血于野”插叙为“以开争理”的结果。

显示了娴熟的构篇技巧。

（3）宣传“既献泰成”的正统观，以巩固既有胜利。

（4）展示“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的美好前景，以收揽民心。

明快的节奏，是纪功刻辞的语言特色。

刻辞全文，除起首二句为“六字格”外，其余各句皆采用“四字格”，使通篇语言齐整。

（1）起首两句，交代了刻主嬴政的双重身份，是昔日秦国君王、今日秦朝皇帝。

从而，不因时隔两个阶段，而割裂全文内容。

在词序排列上，形成倒对仗：“皇帝”对“称王”；“立国”对“嗣世”；“维初”对“在昔”。

如撇开其字面不重复的因素，仅看文意，颇类似于“回文”修辞格。

（2）既注意在走句中押韵，如“王”、“方”、“强”、“方”、“长”、“邦”；又避免因刻意追求押韵而“因文害义”。

譬如：“利泽长久”，没有为追求押韵而强行倒为“久长”。

这样写的总体效果，既朗朗上口，又文意通畅。

（3）没有刻意追求对偶。

全文共35句，没有刻意写为偶数句。

小层次处理灵活，有三句一层、二句一层、五句一层、六句一层者。

故层次转換、文意展开，显得较为自如。

（4）末层采用“节省”修辞格，“群臣诵略”一语带过了扈从众臣的称诵之辞，大大缩短篇幅，颇收“省文”之效。

同时，对上一层收束有力。

起到向本层次过渡的作用。

四、《秦二世注明金石刻刻主诏》所反映的秦代诏书形成途径考秦二世刻文的内在结构颇为复杂。

从总体角度看，《秦二世注明金石刻刻主诏》的篇章结构，可区分为三个层次。

依文意，各层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是：（1）首层缘由，从“皇帝曰‛到‚不称成功盛德‛。

（2）次层处理办法，从“丞相臣斯臣去疾‛到‚臣昧死请‛。

（3）末层结论，为“制曰可”。

与形成过程相对照，在通篇诏书的内层，实际上隐含了相对独立的三篇完整公文，并揭示了秦代诏书的两个途径一一“皇帝主动下诏”、“奏下诏书”。

第一，首层文意，叙述秦二世观《纪功刻石》有感。

认为：“天下各名山的金字石底的纪功刻石，全是始皇帝所刻制。

现在朕已承袭皇帝位号，而金石刻文字原未明确表述为始皇帝。

这样传之久远，类同后世嗣皇帝刻制的，而后世嗣皇帝则与始皇帝的成功盛德不相称。

”为避免混淆，应揭明刻主是“始皇帝”。

从第二层表述的文意辨析，扈驾大臣建议曰：“臣请具刻诏书．．”就是首层文字。

观其辞色朴直，带有口语色彩，且．．”。

显而易见，大臣们所称的“诏书全无公文格式套语。

依情理推断，当以秦二世登峄山观刻石现场的口诏为基础。

（换言之，付刻时，对原口语己稍作文字润色。

）第二，次层是群臣之奏。

鉴于秦二世口诏中已经清楚表明“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故此，扈驾大臣们提请：将秦二世之诏附刻于始皇帝纪功刻石之畔。

经简化文字后，提炼出该层文字的首称格式是“某臣某昧死言”、末称格式是“臣昧死请”，是秦朝奏文种所用的特定格式套语，体现了君尊臣卑的封建思想内涵。

其文字虽短，但格式套语颇为齐全、规范。

已经是一篇完整的《奏》文。

第三，末层“制曰可‛，是秦二世对奏文中建议表示允可的批语。

东汉末年，蔡邕《独断》曰“诏书者，……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某……如故事’，是谓诏书。

群臣有所奏请，尚书令奏之。

下有司曰制，天子答曰‘可’。

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诏书。

群臣有所奏请，无尚书令奏制之字，则答曰‘已奏’。

如书本官‘下所当至’，亦曰诏。

”这一段话，概括了东汉诏书的三个形成途径。

即：皇帝主动下诏、奏下诏书、奏拟诏书。

《秦二世注明金石刻刻主诏》的篇章结构，反映了形成诏书的前二种途径。

尽管朝代不同、官制有异，但仍可借助东汉时的典章制度，追溯秦代史实。

譬如，秦朝和西汉前期，皇帝文书的法定承办机构是丞相府；东汉时期，皇帝文书的法定承办机构是尚书台。

依循其承担的相同责任，我们可以据前引东汉时“尚书令奏之”的明文规定，来考察秦代丞相在“奏下诏书”程序中所起的相同作用。

从诏书形成途径考察，通篇首层文字，属于“皇帝主动下诏”的形成途径。

次层的丞相之奏与末层的皇帝制可合为一篇诏书，则属于依循“奏下诏书”的形成途径。

而秦二世口诏和丞相向秦二世奏下诏书，又组合为通篇公文《秦二世注明金石刻刻主诏》。

它是显示秦代“奏下诏书”这一途径的典型文例。

秦代“奏下诏书”的制度，被汉朝及以后历代继承、沿用，是该文最重要的史料价值。

项目名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度专项任务研究项目“文种勾沉”项目编号：03JD870003On Carved Stone in Mount Yi of Qin Dynasty Abstract Find out its historic background and its value as science of documentof the Carved Stone of Qin Dynasty; appreciate its writing characters; probe itsforming history of Zhao in Qin Dynasty according to its structure.Key Words Qin Dynasty 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