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神分析理论解读《沉沦》
---再现“灵与肉”的纠葛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思想解放的潮流，精神分析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同样很热，其中最为狂热的时期分别是20年代，也就是“五四”时期，另一个70年代改革开放后至今。

可以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对中国“五四”新思想地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直接地表现就是作家的作品。

郁达夫的《沉沦》写于1921年的日本，相对中国来说，此时的日本接受西方新思想的进程是要快于中国的，所以说，《沉沦》这部反映“灵与肉”纠葛的小说或多或少都受着精神分析等新思想地影响。

《沉沦》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以郁达夫自身为原型，通过对日本三年的游学经历所见所闻地感受而写成的，在当时，作为中国人无疑是令人歧视的，尤其是身处于日本，郁达夫在日本的游学生涯中并不快乐，没有知心的朋友，完全是只身一人，这也决定了《沉沦》悲凉的感情基调，在对《沉沦》众多的解读中，爱国无疑也成了小说最要表现的主题，小说的最后三段、也是最后三句中，郁达夫这样呼吁道“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罢！”“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就整个小说而言，“复仇”这个词也在小说中出现了四次之多，这些都表露出了郁达夫对日本之恨，对祖国之爱。

《沉沦》悲凉的感情基调除了是对不强大的祖国地控诉，还包括对自己地控诉。

文中就这样写道“他切齿的痛哭自己，畜生！狗贼！卑怯的人！”，显而易见，20岁左右的郁达夫正值对情爱的渴求期，然而，孤单又备受歧视的他在日本是很少博得他人芳心的，“灵与肉”的纠葛构成了他内心的痛苦，对爱的渴求越强烈，内心的痛苦就越深，对自己精神的打击也就更重。

爱生痛苦，痛苦摧残他心，也就导致了他变态的心理，正如郁达夫自己所说，他的忧郁症一天比一天严重，也就使得了《沉沦》这部小说中存在了大量关于性的描写。

下面将重点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剖《沉沦》中郁达夫“灵与肉”情爱。

郁达夫在日本游学了三年之久，除每逢佳节倍思亲外，更多的就是对性的渴求，但祖国的弱小以及郁达夫本身的志向追求问题为他交友带来了许多的负面阴影，尤其和女生交往时更显得尴尬与胆小。

文中这样描述道：回旅馆的路途中，偶遇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同行的三个日本学生和她们都聊得想当happy,但此时卑怯、害羞的郁达夫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互送秋波，火热的脸颊上伴着几颗冰冷的眼泪，心顿时伤心到了极点。

在这里，社会的压抑战胜了内心的情感，导致了悲剧生活开始。

其实小说中更有大量的直接描述，如郁达夫这样写道“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
个伊甸园的伊扶，使她的肉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伊扶即夏娃,圣经故事中上帝所造的女人。

这些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说就是指人的浅意识，指的是内心有一些本能冲动、被压抑的欲望或生命力在不知不觉的潜在境界里发生，这是人天生所具有的，不是内心能感受并控制的意识，只有但当个体的控制能力松懈时，比如催眠状态或梦境中，偶尔会暂时出现在意识层次里、让个体觉察到。

郁达夫性苦闷也使我们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时期，弗洛伊德曾认为人的精神活动的能量来源于本能，本能是推动个体行为的内在动力。

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有两类：一类是生的本能，另一类是死亡本能或攻击本能，生的本能便包括性欲本能与个体生存本能。

可以说性苦闷就是我们人生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课程。

那么郁达夫怎样对待自己的性苦闷呢，小说中这样写道他偷看房东女儿洗澡，“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又肥白的大腿，这全身的曲线，”都使得郁达夫面上的筋肉，都发起痉挛来了，以致他那发颤的前额竟撞到了玻璃窗，偷看之后，小说中还有偷听的描写，郁达夫偷听偷情的男女时把自己比作了如同偷了食的野狗一样，此时他的生理反映也是“面色，一霎时的变了灰色了。

眼睛同火似的红了起来，上颚骨呷呷的发起颤来，他想跑开去，但是他的两只脚，总不听他的话，”偷看偷听都生动形象地反映郁达夫灵与肉的纠葛。

在小说后面写他逛妓院时，由于受到传统道德观念教化，本不想去，但当他看到那侍女的围裙角时，心头便乱跳了起来，后来当然是屈服了自己。

弗洛伊德看来人格结构可以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

本我就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是一切心理能量之源，本我按快乐原则行事，它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避免痛苦。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对美与性这种原型东西的追求是每个正常人都应具有的，郁达夫上述性苦闷的经历都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郁达夫又是怎样充分诠释本我的呢，小说中有这样的描写，他本是一个非常爱高尚洁净的人，但“伊扶”都赤裸裸的来引诱她，甚至在他看来中年妇人的形体比处女更有挑动他情动的地方，使得他不得不做她们的俘虏，在被子里一次又一次的犯罪，虽然明白身体发肤不敢毁伤的圣训，以及犯罪给身体带来的危害，但还是不能遏制继续犯罪的冲动。

虽然弗洛伊德认为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其机能主要在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超我要求自我按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去满足本我，它所遵循的是“道德原则”。

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是郁达夫的本我战胜了超我，抛弃了世俗的道德规范，不停地告诫自己，仍不停地犯罪。

用弗洛伊德的心理防御机制理论是可以平衡本我与超我，原我与
现实之间的矛盾的来达到减轻痛苦的目的，但郁达夫的本我过于的强大，对“灵与肉”过于的苦闷，使得调解机制失败，致使精神崩溃，情绪激动等焦急抑郁的病态心理症状，正如，他自己所说忧郁症一天天加深了。

《沉沦》的问世本是借助一个身处异国的游学青年的爱欲悲剧来抒发对祖国的爱思，但从整部小说来说，大量的性苦闷的描写也说明了一切问题的源头所在，以致郁达夫这样写道“我就爱我的祖国，我就把我的祖国当作了情人罢。

”“情人”二字便很明确点明了郁达夫心中所想，但对情追求的失败也让郁达夫懂得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致使他最后想到了死，当他从妓院出来时，这样说“不知是什么道理，他忽然想跳入海里去死了，”弗洛伊德后期曾对人的本能补充了“死亡本能”这一概念，他认为死亡是生命的终结，是生命的最后稳定状态，生命只有在这时才不再需要为满足生理欲望而斗争。

为了克制自己“灵与肉”不得的欲望，郁达夫也就选择了在《沉沦》中沉沦了。

《沉沦》的出现无疑给“五四”的新思想启蒙运动再开先河，因为它实在很难说明不是一部反映性爱题材的小说。

小说中大量“灵与肉”的纠葛，性苦闷的描写都深深地冲击传统世俗道德的规范，郁达夫可以说是一个敢真正揭露“内心丑恶”的人，道尽了中国人几千年来说谎的伪善面目。

诠释着性爱欲求是人的一种最基本的心理需要和生理需要，它的满足和挫折与人的幸福和痛苦休戚相关。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