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的派遣摘要：1872年7月12日，三十名中国学生登上了停泊在上海港的美国邮舱，淮备横渡重洋去美国留学。

这是洋务派经奏准派遣出国的第一批留学生。

在整个洋务运期间经洋务派奏准或直接派遣的官费留学生达209人。

在洋务派领导人的主持下，形成了一些比较粗糙的有关留学生的选拔制度、学生流向、管理制度，并在执行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果。

这些接受西方教育的首批中国人对中国近代经济、政治、文化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留学生；洋务运动；管理制度引言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有识之士的倡导、培养外交和海防人才的需要，在“中体西用”理论的指导下，洋务派向美、英、法、德等国派出了留学生，开了近代中国留学生派遣之先河。

当今社会重视教育，留学教育是关注的重点之一。

本文拟对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及作用作一探讨，为发展当代社会的留学生教育提供借鉴。

一．洋务运动时期留学生派遣的背景（一）近代政治形势的变化，为留学生派遣提供了政治土壤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侵入中国内地，清王朝的声威在英国的枪炮轰击下一扫而尽；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蓬勃发展，遍及18 个省，长达15 年之久，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

内忧外患接连发生，使得清政府第一次感到了生存危机，迫使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被迫放弃“天朝上国”的至尊观念，不得不勉强做出从“剿夷”到“抚夷”“师夷”的角色转变，开始睁眼看世界，试图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

于是清政府中握有实权的一部分官僚开始下定决心向西方学习。

可以说，这种形势的变化为洋务运动时期的留学生派遣提供了政治土壤。

（二）有识之士的积极倡导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和强大。

尽管整个满清王朝仍然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落后，开始提出向西方学习。

如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在洋务实践过程中，深感科技人才缺乏，也在努力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寻找中国“自强“”求富”的方法。

曾国藩认为“: 至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

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

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每治一艺，每制一器，皆系父子相传，世继其业，然后通微合模。

愈久愈精。

其国家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人邻国船厂，学得其法。

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

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

”[1]李鸿章认为“: 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只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

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

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

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员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

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

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

”[2]左宗棠认为“: 今幸闽厂工匠自能制造，学生日能精进，兹事可望有成。

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借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裕矣。

”[3]容闳认为：“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

”[4]在洋务派的促进倡行下，留学生派遣终成现实。

（三）出于培养外交人才和加强海防的需要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清政府急需一批外交人员。

同时，面对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威胁，清政府急需创办一支近代化的海军。

尽管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洋务派在国内积极创办洋务学堂，聘请洋员相继创办了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以及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许多洋务学堂，但是洋务学堂培养的人才，远远不能适应日益增多、错综复杂的外交事务的需要，不能满足海防的需要。

学堂学生毕业少则需七八年，多则需十几年，远水解不了近渴，且他们还只是从书本上和课堂上对外国有所了解，一旦真正涉及外交事务，往往会出现笑话。

学习西方的东西，最直接、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选派人员“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

使西人搜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

[5]（四）列强为清政府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宽松”的国际环境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攫取了大量侵略权益，他们也迫切要求中国保持短时间内相对稳定的“和平”局面，更方便地把条约中的权益变成现实的特权，消化这些既得利益；他们也希望与清政府保持某种联系，特别是帮助清政府培养一批“人才”，并通过这些所谓的“人才”影响中国政治，进一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1868 年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第七条内载“: 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

又美国可以在中国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

”[6]1880 年签订的《中美续修条约》内载“: 中国商民如传教、学习、贸易、游历人等，以及随带并雇用之人，兼已在美国各处华工，均听其往来自便，俾得受优待各国最厚之利益。

”[7]这些条约的签订，给清政府派遣留学生提供了“宽松”的国际环境，使之“合法化”，并成为可能，因此，为留学生派遣提供了条约依据。

二．洋务运动时期关于留学生派遣的流向﹑选拔和管理制度（一）留学生的选拔制度﹑流向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对于长期闭关自守的清王朝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变革。

曾国藩、李鸿章认为：“惟是试办之难有二：一日选材，一日筹费。

盖聪颖子弟不可多得，必其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者，方能远游异国，安心学习，则选材难。

”于是，为了方便选材，清政府在“上海设局，经理挑选幼童派送出洋等事，拟派大小委员三员，由通商大臣札饬在上海、宁波、福建、广东等处，挑选聪颖幼童年十三四岁到二十岁为止。

曾经读中国书数年，其亲属情愿送往西国肄业者，即会同地方官取具亲属甘结，并开明年貌、籍贯存案，携至上海公局考试，如资性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者，即在公局暂住，听候齐集出洋．否即撤退以节縻费。

”对考试内容有严格的要求，包括：“其一、资性聪颖，身家清白的学童，由亲属自愿与地方官签志愿书，身体健康，方为合格。

其二、文化考试。

考试科目为汉文的写和读，懂英文的，还需考英文。

考试合格后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中、英文至少一年，然后再正式赴美留学。

”[8]在学习过程中，还建立了一定的淘汰机制。

“赴洋幼童学习一年，如气性顽劣，或不服水土，将来难望成就，应由驻洋委员随时撤回，如访旧金山地方华人年在十五岁内外，西学已有几分工夫者，应由驻洋委员随时募补以收得人之效，临时斟酌办理。

”同治十年七月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派官员连续两次上奏，对派遣学生出洋到美国留学事宜作了相当周密的安排：经费由江海关洋税项下指协在上海设立“出洋局”筹备出洋事务选拔陈兰彬、密闭、刘翰清等管理官员；挑选聪颖子弟，举行出洋考沈等等。

留美学生部是幼童，留学年限规定为十五年。

后来考虑到留美学生年龄过幼，学年过长，又以福建船政学堂为中心，进行出洋前的知识教育，要求在出洋财已具有相当的外文水平与专业知识，这样，后来留学英、法等国的期限则缩短到了三年。

此时的留学生主要是赴美和赴欧。

赴美主要是由于19世纪70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刚刚起步，而美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发起国之一，其经济发展极为迅速，工业日益走向世界领先地位，思想文化也极为活跃，在诸多方面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赴欧主要是由于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欧洲英、法、德等国，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成，从而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完善了工业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又发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得到进一步完善。

故本着吸收最先进科学技术的目的，在沈葆桢的提议下开始赴欧留学，从而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留学高潮。

(二)留学生的管理制度1．对留美学生的管理为了加强对留美学生的管理，曾国藩、李鸿章等联合奏请选派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全权负责在美国的留学生事宜。

根据曾国藩、李鸿章制订的《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规定：“赴洋学习幼童，人学之初所习何书，所肄何业，应由驻洋委员列册登注，四月考验一次，年终注明等第，详载细册，贵送上海道转报”。

对留学生一年考验次且注明等次足可以证明其管理的严格程度。

2．对留欧学生的管理为了加强对留欧学生的管理，李鸿章和沈葆祯“奏派华洋监督各一员，不分正副，会办出洋肄业事务。

”根据沈葆桢、李鸿章制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对留欧学生的管理是全方位的。

“两监督公同察看大学堂大官厂应行学习之处会同安捕，订请精明教习指授。

如应调赴别厂，或须更换教习，仍须会商办理。

其督课约束等事，亦责成两监督不分畛域：如遇两监督分驻英法之时，则应分头照顾：其华员及生徒经费，归华监督支发；洋员洋教习及华文案经费，归洋监督支发；每年底由两监督将支发各数会衔造报。

凡调度、督牢每事必会同认真探讨，和衷商榷，期于有成；万一意见不合，许即据实呈明通商大臣船政大臣察夺。

”这里的帮留学生联系学校及实习丁厂和指导教师、监督学习和纪律、管理经费等，与留美大体相同。

但监督不分正副，义分别由李风苞和法人日意格担任：这既避免了中外教育留学生巾遇到的问题，又便于中国留学生在外洋的发展。

(三)洋务派对留学生教育提出的具体要求洋务派根据样务运动发展对入才的需要，对留学生教育提出的具体措施可归纳为：提要求、定课程、严考核三方面。

洋务派对出洋学生都有较明确的耍求。

对一八七七年留欧学习轮船制造与驾驶的学生，要求他们回国后，学制造的必须“能放手造作新式船机及全船应需之物”，学驾驶的必须“能管驾铁甲兵船回华，调度布阵丝毫不借洋人。

”[9]此外，还具体地指示赴法的学生到达法国后—面在学堂课读以培根抵，一面向时赴厂习艺以明理法，“俾可兼程并进，得收速效。

”而赴英学生应先在“水师学堂学习英书”，再入大学院学习，“其间并可带赴各厂及炮台、兵船、厂矿游历。

”【10】由于留美学生派出时年龄尚幼，故均先入小学学习。

为加速学习英语起见，采用“置之庄岳之间”的办法，分别在新英伦一带的居民家庭寄宿【11】。

当留学生升入高年级后，洋务派鉴于国内洋务事务的扩大和变化，指示留学生监督根据中国当时“所亟宜讲求”的煤铁开采、运输及五金制选等专业，令学生“备习一艺”【12】，詹天佑就是先被安排入西海文小学，后考入组海文中学，接着又考入耶鲁大学的雪费尔学院，专攻铁路工程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