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
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
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
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
”（《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诗人的真情实感。
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
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
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
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像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
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
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
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
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
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
法。
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
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
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
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
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
他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
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
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
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
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像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
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
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上就可以想象出杜甫当时的心境。
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
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
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
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
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
”（《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
少有的。
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
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
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
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
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
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
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
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
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
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
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
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
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